|个人中心|退出 登陆 | 注册 |

首页 > 创业频道 > 酷人物

【酷人物】邓康延:打捞历史

2012-02-23 08:33 作者:侯燕俐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0)T|T

老课本折射出的温润、笃定的中国气质引起了共鸣;不以黄金为最贵的时代,就是黄金时代

 

 

文 | 本刊记者 侯燕俐   编辑 | 张刚   摄影 | 陈孝悦

【《中国企业家》】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微博上“@”的那个邓康延,《老课本新阅读》作者,我们在深圳见到了。54岁的他现在是深圳越众影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制片人。

这天有些阴,风微凉。邓康延翻出一摞老旧的民国教科书,展示最原始的创作素材。有的读本绘有彩色插图,大部分句读标记清晰可见。

老课本能在邓康延手里被发掘和演绎,是他自己也不曾预见的。2008年,邓康延在云南腾冲拍摄远征军纪录片时,闲逛到老玉市场,随口问一位老伯是否有旧书卖。对方递给他几册泛黄的民国年间小学课本,他打开一看,颇为吃惊。其中一课讲到:“关于职业: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邓康延马上产生了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一贯如此,甚至觉得这次发现是他和团队苦心孤诣寻找远征军所带来的福气。他开始有意识地收购更多的旧书,并在《深圳商报》专栏上写起了《老课本新阅读》。一面是原汁原味的教义和生动俏皮的插画,一面是邓自己的简单附注和明快点评。不久,《读者》找到他,希望结集成书出版。2011年1月,此书面世,大卖。

邓康延喜欢反复读其中的佳句:“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它不吃草,它看着花。”这有多美!“民国时大学者乐于伏下身子写小学课本,蔡元培也曾提出用美育代替宗教。那会儿的建筑、布匹、手工,有大气、美感。”再看这个:“茶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读来半文半白,邓觉得颇有味道。

老课本折射出的温润、笃定的中国气质引起了两岸三地的共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出版,三天内卖掉1000册。陈丹青读后给邓康延发短信,简单一句话:民国教育好善良。台湾作家张晓风看到这本书,激动得连买了十本,送给其他作家。

皮肤上的哲学

称自己童年“忧伤而狂野”的邓康延,生于西安,读完中学赶上插队下乡最后一批,恢复高考考上第一批77级,学习地质后来从文。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既无所畏惧,又敏感心细。曾经,一位来自贫困地区的同学为了自尊,故意把不小心掉在地上的馒头踢开。他走上前去剥掉外层的皮,啃着吃了。所见山水、所闻空气、所经饥饿,都被他称为“皮肤上的哲学”,因其真切、自然、牵动人心。他未来的所有选择都将与此同构。

血性十足的邓康延怀着改变生命轨迹的愿望转到深圳,从此扎根。1992年,他成为《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时值下海潮,他所在的杂志鼓动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这块热土闯荡。后来,他接任《凤凰周刊》主编,向时政评论转向,常打擦边球,在历史真相与现实扑朔中斡旋。

2003年,当邓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听到滇缅远征军的故事时,禁不住潸然。酒酣之时表态:哪怕辞职不干了,也一定得给他们拍个纪录片!这部名为《寻找少校》的纪录片历时两三年,投资一度搁浅。

直到2005年,越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宪找到他,邀请其成立影视公司时,他又把这个事情拾起来,并有些执拗地说:“我可只做纪录片!”了解邓脾性的企业家竟也应了下来。他给公司定的经营理念是: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记录真实,尊重每一个人。正直公理永远是位于第一位的利益。

“世界观对了,世界可能就对了。”邓康延对同乡导演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并不满意。“在南京大屠杀这种生态下,那些秦淮八景过于浓艳了。不是说不可以艺术处理,但这离不开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于客观事实有度的把握。”

深圳基因

在邓康延看来,深圳是一个很奇特的移民城市。最早商业化、市场化,但又富有浓郁的人文情怀。“深圳义工多,不缺血。人们有梦想、敢闯,又有包容、草根性,不唯利是图。”

因此他也拍《深圳民间记忆》,捕捉大时代下典型个体的命运。“深圳的民间力量很强大,各种协会和NGO,如登山协会、徒步行走协会、无线电协会等等。人们相信能以阳光、平和、专业、理性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的面貌。”

邓康延的执着吸引了这个城市里与他惺惺相惜的企业家,“这些兄长、朋友给我不少支持。”有一回在晚饭前,他给朋友们播放了《发现少校》纪录片,结束之后,众人鼓掌感慨,有企业家说:再有这样的纪录片,一定跟我说。身价过亿的房地产大佬朋友有时也会羡慕邓康延,不仅在做自己理想中的事情,还能得到社会的共鸣。

“财富再多,无非也是吃喝拉撒睡。我时常站在鱼翅、鲨鱼、熊掌的命运这边,想象它们被我们吞食的痛苦。不是不想谋求好生活。就怕万一换了大房子,心态变了。如果在房子和能做出点什么之间选择,我觉得后者就是我的大房子。”

深圳有位副区长来邓康延的公司视察,询问他们的近况。当得知邓康延他们要制作纪录片《先生》,记录民国以来的知名学者时,决定拨款50万,成了该项目的启动资金。深圳政府文化基金对重点题材补助,是邓康延制作纪录片的一个独特的资金来源。同样居于深圳的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则对题材很兴奋,主动请缨要求拍胡适。

“有些朋友认可你的制作水准,就介绍商业片给你做,因为可以养着制作周期过长的纪录片。说实话,以前很少操心过钱的事情。做了公司逐渐意识到,商业是两点之间的直线,是最简洁和市场化的解决方式,不能总靠人情吃饭。”

2008年公司成立至今,邓康延还没怎么找到纪录片合适的商业模式。在国外,纪录片通常有国家基金支持,早期即被电视频道高价收购,广告商买单,用户付费,形成良性循环。但他不怎么担心。“当GDP发展到一定程度,纪录片的收视人群一定会上升。因为这事儿无可替代,反而激发我的斗志。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往往是想拍,先拍,拍完之后再想市场推广,屡试不爽。努力去做,慢慢会被社会认可。”

邓康延经常发火,也经常笑,不太有权威感—但在大历史观上,他没得商量。他也希望能像崔永元那样,更好地分配人力、找到更多的钱。一年三四十集,建立基金,由专门的人来监督和把关,按照步骤、程序推进。找来钱,用好钱。“总公司的压力也大,建筑行业毕竟利润单薄。最初也不要求商业回报,但随着影响力增大,也得找出盈利方向。”

那个黄金时代

邓康延一直记得小时外婆跟他讲的一句话:“将心比,同一理。”追求那些先打动自己的,再谋求打动别人。而打动别人需要深入地了解、提升,以及包装。不管平面还是影像,好的东西是最终会看见的,认真的东西是能流传的。比如,明清的桌椅板凳,木工师傅都是用心、用情打造,做完了正面还在抽屉背面打磨。有人不解,谁会看得见,有这个必要吗?师傅说:我能看见。

五十知天命的邓康延说自己是老愤青和老热爱的合体,也正因此更加珍视回归本真的探索。如果不能重新发掘历史真相,不能为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为找回大中华肌理出一份力的话,他心里会憋闷得慌—“太多的人不快乐,不安全。”

“说到底,我也不是一个商人。”他开始叹息,“我只能用把握的文字书写作为这代人一分子所看到的现实与情感,是独特的、抚慰我的心灵,为后世提供不同寻常。”穆旦的诗、木心的散文、陈丹青的音乐笔记,这些未必是显学但语言架构和情绪别致的养料深深吸引着他。“我去了野人山,想象着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地从这里出来,能不能写出穆旦那样的诗?沉郁的,悲壮的?”

旧时光冷不丁扑过来的时候,邓康延不能自持。“我就是在民国课堂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的课本,坐到他们后面。但我不能提问,也不能问答,不能和同学们接头接耳。外面树上的钟一响,大家呼啸奔涌而出,奔入他们的近代史。只剩我一人,站在教室里,空无一人。”

老课本中有一节:民国兵荒马乱之时,一个名叫王华的童子在池边守候陌生人遗失的金子,待对方返回,“指还之”。邓康延的评点只寥寥几笔:不以黄金为最贵的时代,就是黄金时代。

注:本文详见2012年第4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 中国移动用户发送ZGQYJ至10658000订《中国企业家》手机报
  • 分享到: Baidu搜藏 转贴到开心网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