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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杰:富与贵

2011-08-17 12:35 作者:王立杰 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0)T|T

商人不能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也就永远只能通过利益输送辅佐权贵,无法脱离从属地位

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业与权力政治如同阴阳。它们在不断地互动,相互影响、渗透,乃至转化,并由此产生了一对既胶着又矛盾的概念:富与贵。富是财产的积累,贵是身份的特权。

周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特权制度,将权力的流传限定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之中,以维持政治的稳定。权力依附于复杂的礼制,通过象征性的符号和器物来表达。但周朝的昏庸子孙们无法体会到制度的意义,将一些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名号和器物(比如说编钟)赐给幸臣。开了这个口子,权力很快就旁落了。因此,《左传》慎重地告诫人君:“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在礼崩乐坏的状况下,诸侯的第一要务是强国。而在各种强国方案中,商鞅的变法棋高一步。

商鞅变法的一大举措为改定爵制,将政治特权分割一部分出来,作为激励,发掘、引导社会的力量。爵,一种身份特权,用以抬高官员的个人地位,使其与职位相配,提高行政权威。《王制》说:“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商鞅改革爵制,主要的目的是把官与爵分开。爵位不再与官职挂钩,而是独立地承载特定的身份与经济特权。紧接着,国家再用爵位来赏兑军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积极地从事战争,成为一条获取荣誉与财富、改变命运的现实道路。同时,爵位中并不包含政权管理的成分,也就保障了国家权力不会流散。

但对于商人来说,变法没有改善他们的地位。因为商人手中的资源是财货,而非体力。但这种局面在秦王嬴政即位后不久发生了一些改变。嬴政即位的第四年发生了大规模的蝗灾,随后又爆发了瘟疫。而秦国的对外军事行动方兴未艾,为了支援军费,秦王下令:“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便在军功以外,为商人提升社会地位打开一大方便之门。

于是,这样的局面形成了:商人希望通过与权力联盟,令财富的攫取更便利;权贵则将商人作为盘剥的工具。这是一种相互腐蚀的过程,既败坏了政治的清明又毁损了商业精神。

权力的本性趋于集中,因此在与商业的互动中,它总是要提防自身流散的危险。

汉初,天下疲敝,政府缺钱,汉高祖采取了一项特殊的金融政策:铸新钱。新钱发得很滥,很快就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此时,高祖反手归罪于“不轨逐利之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压制商人,包括:商人不得穿丝衣、不得乘车,并且对商人征收重税。但没有多久,权贵们便发现如此困辱商人收不到任何实惠。因此,在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种种限制政策渐渐松弛。到了汉文帝时,为了解决戍边费用的问题,用晁错的意见,令百姓捐戍边粮换爵位。

以粟换爵,不过是解决一时之需。有一条原则不能松动,即商人的后代不得为官吏。这是商鞅以来就设置的堤防。商人不能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也就永远只能通过利益输送辅佐权贵,无法脱离从属地位。

但是,人为设置的防线似乎并不牢固。蕴藏于人性中的对财富的渴求,确有水滴石穿之效。汉代的官职中,有一种“郎官”,相当于皇帝的扈从,一般担任武卫、咨询等事务。郎官没有正式的编制,所以没有人员额度限制,严格地说不能叫“官”。由于郎官有机会转入正式的官职,所以实际上相当于候补官员,成为仕进的重要渠道。

郎官是可以用钱买的,称为“赀选”。赀选对政治的腐蚀非常严重,是腐败的天然温床。最初的赀选有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即对商人不适用。但在汉景帝后元二年,匈奴攻入雁门关,须发兵屯拒,加上当年收成不佳,朝廷要筹巨款,不得不开禁,允许商人为官。 对于商人来说,虽然他们成功地突破了权力的防线,但在肥了私囊之外,并未对政治的基本格局造成影响,未能改变权力悲剧不断重演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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