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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薛涌:福利与大黄蜂

2012-12-05 07:59 作者:薛涌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0)T|T

高福利、高税收也能带来高效率和高增长

文/薛涌(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教)

福利国家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消除了贫困,把贫富分化降低到了低点。这些成就都毋庸置疑。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这一切从哪里来?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

瑞典前财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ParNuder用“大黄蜂”来比喻“福利国家”的模式。众所周知,大黄蜂身体甚为硕大,翅膀则非常小,按照物理学常识,大黄蜂是飞不动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大黄蜂飞翔性能如此良好,乃至美国的战斗机也以大黄蜂命名。北欧国家就像这样的大黄蜂,其中“过分慷慨”的福利,或者说吃福利的人口,就像大黄蜂的身体;而市场经济,或者说干活的人口,则像那又薄又小的翅膀。如果大黄蜂有其飞翔奥秘的话,“福利国家”自然也有在全球化竞争中制胜的秘器。

在21世纪,这种大黄蜂式的“福利国家”,明确地把“平等与效率相生”作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其秘器是什么?在这方面近年来最为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灵活安全”。上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乃至欧洲经济面临普遍的危机,开始向美式的“市场个人主义”借鉴。在美式资本主义的信奉者看来,欧洲经济受困于政府过多的管制,需去除政府对市场的种种规约,鼓励自由竞争。只有采取美式那种“灵活”的劳动市场,大家根据契约来去自由,才能激发真正的市场竞争。但这套美国模式,在欧洲受到强烈的抵抗。最终刺激出一股新潮流,即“灵活安全”。这一派人士认为,完全可以跳出这种二元对立,把两方面所强调的原则结合起来。

具体而言,“灵活安全”发端于丹麦和荷兰,并波及周边地区,但归根结底是北欧“福利国家”制度框架中的“特产”。欧盟如获至宝,拿来作为“欧盟2020战略”的组成部分,用以指导各成员国改革劳动市场。

“灵活安全”的核心有“三大黄金支柱”:第一,创造灵活的劳动市场,使企业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解雇员工,员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而跳槽;第二,这种灵活,又是以安全的福利保障为基础的。员工一旦被解雇,就会被国家福利接过来,享受着接近原工资水平的收入;第三,职工在被解雇并领取失业福利的时期,立即投入再培训,根据劳动市场的需求学习新的技能。为此,政府与企业必须建构有效的、免费的终身教育体系。

长期研究日本经济的RichardKatz指出,这种“灵活安全”不仅比美国的“市场模式”有效率,比起日本、德国的“社会模式”也显示出了巨大优势。他在论述中指出:日本要走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与其学习美国,不如效法北欧的“福利国家”。他立论的出发点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即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最根本的动力就是创新能摧枯拉朽般横扫旧技术和旧产业。这一过程完成得越彻底、越迅速,经济就越有效率。美国一直领导着这样的创新,看看滚滚不断的“外包”潮和人口十年内减少了1/4的底特律,创新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确实是毁灭性的。日本、欧洲一味强调保护工人利益,维持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企业,无异于作茧自缚。

但“创造性毁灭”的破坏性如果过大将会如何?以美国为例,如果企业“外包”愈演愈烈,就会导致几百万上千万产业工人失业,甚至流离失所,那么不仅这些人在长期的失业中会丧失劳动技能,其下一代也因家庭困顿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陷入贫困。长此以往,不仅国民素质越来越低,而且基本的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持。事实上,比起欧洲发达国家,美国学生的学业偏差。美国每10万人中的监狱人口达到730,高居世界第一;与此相对,“福利国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及美国的1/10。更不用说,这种如脱缰野马的“创造性毁灭”在民主政治中会激反选民,大家最后干脆用选票终止“创造”。近年来美国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政治势力看涨,就是这方面相当清晰的征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Solow在20年前就指出,日本的产业工人之所以比美国同行有更好的技能,在于日本企业有着“终身雇佣”式的保障。当企业知道无法随意解雇员工时,就只能通过提高员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来竞争。德国的制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国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经过由员工选举产生的“工作委员会”批准才行,实际上很难解雇。企业要引进新技术,也经常要提出如何培训被新技术所替代的员工的计划。结果,每个职工的技能培养都有长远规划。在美国“灵活”的劳动市场中,企业没有动机培训职工,怕的是职工很快就跳槽或被解雇,培训的成本收不回来。长此以往,美国职工的素质就越来越低。

不过,日本、德国这种“铁饭碗”模式,也有着严重的问题。企业不解雇员工,就不得不维持一些已缺乏竞争性的职位,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弹性,“创造性毁灭”中那种旧企业不停地破产、新企业不断创生的局面就很难出现。

北欧的“灵活安全”模式,在这里显示了优势。在这种模式中,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对自己不需要的人可以随时解雇,失业者马上从国家福利中领取收入、接受再培训,掌握新的技能,能够适应新经济的需要,很快会被重新雇佣。当然,这样的体系必须通过高福利、高税收来维持。这种高福利、高税收不仅没有阻碍“创造性毁灭”,而且刺激了“创造性毁灭”,带来的是企业的高效率与经济的高增长。当然,还应记住,“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是建立在低失业率基础上的。只有干活儿的人比例高,才能给暂时失业的人慷慨的福利。这一逻辑本身,刺激了整个社会对再培训的投入。终身教育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国家,国民一生都在学习中,素质当然会高得多。

日本和北欧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然而,北欧国家经过痛苦的改革,进入21世纪时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在本次大衰退前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日本则陷入了两个“失去的十年”而不能自拔。研究者们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对既有的产业保护过分,企业替代率太低。在美国,IBM早已把自己的硬件卖给了中国,微软、Intel、苹果等代之而起。日本则还是索尼、东芝等老企业的一统天下。日本的创新,往往是通过在既有企业中建立一个分部的形式来完成。在国内市场中,日本的传统企业实际上维持着彼此间没有文字的“互不侵犯条约”,各自守护着自己的领地,避免竞争,推迟改造。研究表明,老企业比起新企业来引入新技术的速度低得多。不竞争的老企业更难进步。再看北欧,丹麦是欧洲企业替换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在这方面虽然远远落后,但比起日本还是高出不少。

“福利国家”的原则,是让国家来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责任,让企业集中精力追求效率。提出“大黄蜂理论”的瑞典政治家ParNuder在回答日本能从“福利国家”学习什么的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传统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工作。作为一个依赖出口的小国,我们根本没有本钱考虑保护我们的产业。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非常愿意变革。”他在谈及这种竞争性的奥秘时说:“我们创造了一个社会桥梁,使人们从已经不适合竞争的旧环境中走进新的环境。如果你想要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你就必须有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他任命的另一位财政官员解释说:“这就像你购买保险以分摊风险一样,我们是通过公共税收所支持的福利,把风险分摊到了每个人身上。在日本,风险仅仅在公司内部分摊。这在我们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以丹麦为例。2007年丹麦政府的“社会开支”(即公共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占GDP的26%,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19%。丹麦的最高所得税率为63%,所有纳税人的平均所得税率为40%,而美国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也不过35%。在这个意义上,丹麦是一只典型的“大黄蜂”。但是,这只“大黄蜂”不仅能飞,而且飞起来异常灵活:每年将近1/3的丹麦人换工作,其中11%是被解雇,另外20%是另谋高就。这种工作替换率在经合组织中是最高的。

(摘自《同舟共进》)

注:本文详见2012年第23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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