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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欧洲的繁华与褪色

2013-01-29 07:57 作者:阿玛蒂亚·森(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1)T|T

震惊世人的并不是历史性的世界各区域力量的再平衡,而是欧洲在上个十年掉进了泥潭

 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玛蒂亚·森

《中国企业家》大约50年前,也就是1961年,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抱怨道:“欧洲正在到处泄真气。过去,是我们欧洲创造历史,现在我们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萨特过于悲观了。在这之后的半世纪,欧洲取得了很多重大成就,包括欧盟的出现、德国的统一、东欧民主进程、国家的健康服务以及关于人权的一些立法等。同时,欧洲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在二战中毁坏的工业基地和公共设施。

萨特的抱怨是有根据的。在二战前的一个世纪,大量的世界历史发生在欧洲,这导致了世界其它地区对欧洲的崇拜和恐惧。但是整体情形在20世纪的后半叶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初,作为一个从印度去剑桥留学的学生,我问有没有一些课程是关于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经济历史的?我得到的答案是:的确有类似的教学内容,不过是在“欧洲的扩张”相关章节中。现在看来,这种对非欧洲地区的看法已经过时了,因为强大的欧洲帝国已经结束,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平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在世界区域职能不断转变的今天,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哀伤的事,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次。震惊世人的并不是历史性的世界各区域力量的平衡,而是欧洲在上个十年掉进了泥潭。现在人们在关注,欧洲如何从金融无序、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中解放自己。对于今天的欧洲来说,现在做什么是一个重要话题,同时,什么不应该做也同样非常重要。欧洲过去所犯的错误将会决定现在去做什么,同时世界其它地区也需要学习这些教训来避免类似的不利。

那欧洲近些年哪些方面存在错误呢?我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民主的条件和行之有效的欧洲政策的需求。

一体化的次序错了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古老的梦想,当然也不至于老得像古文物一样。很大程度来源于基督教广泛传播的推动,欧洲经历过连续的文化融合和政治融合的浪潮。在1464年前,波西米亚的乔治国王就不断讨论过泛欧洲的统一体,他在后来的世纪有着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在18世纪前,乔治·华盛顿在给法国将军和贵族Marquis de La Fayette的信件中也提到,“美利坚合众国是多州合一,总有一天,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会出现的。”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欧洲统一体的需求,正如英国诗人奥登在1939年写道:“在黑暗的噩梦中,所有欧洲的狗都在叫,所有民族都在等待,每个人都在克服自己的厌恶。”

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诗人的担心。对于战争的恐慌再一次笼罩在绝大部分欧洲人心头。发生的稍微好点的事情是欧洲的统一体开始在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不是金融和通货领域。

人们希望通过欧洲政治统一体来减少内部的自我摧毁,正如1941年的《文托泰内宣言》和1943年的《米兰声明》。他们对于经济融合和金融的联盟并不排斥,只是不会最优先考虑银行和货币。这时,和平与善意在逐步融入政治。然而,此后现实的发展是政治融合却落后于金融融合,这一奇怪的次序跟欧洲现在的经济危机是有联系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在这里指出,尤其是这点还经常被忽视。在没有更紧密的政治融合和财政联合体的情况下,欧洲实现通货的融合和货币的统一体。这带来了欧洲各国人们间的敌对反感情绪。在坐拥不同财富的欧洲国家间,愤怒和挫败感以多样形式制造着紧张气氛。同时,这也给那些欧洲希望抛弃的极端政治添加了燃料。

鉴于欧元区关于汇率调整和货币政策严格且不灵活的政策,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所面临的收支平衡和其它经济困难也是非常正常的结果。此后的危机和救援涉及到大量削弱这些国家内部的公共服务,这让人民极为不满。一些词汇开始被制造出来,从“懒惰的希腊人”到“专制的德国人”。

一些欧洲人用西德为东德的牺牲作类比,这其实是不正确的。一部分原因是促使德国人牺牲的民族情结在不同欧洲国家间并不存在,另外当时的牺牲主要是更加富有的西德做出的,而现在的牺牲却是要备受折磨的相对贫穷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做出。

失败经济政策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失业率、真实收入和贫穷的各种数据了。这些经济领域的近事也威胁了全体上的欧洲一体化。那些关于“欧洲统一通货作为欧洲一体化第一步”的提议事实上已经对整体一体化大局起到反作用。尽管没有重回1939年的危险,但是就好像奥登诗里的各种犬吠一样,这些行为已经影响了欧洲的整体与谐和统一。

他们忘了民主

欧洲一体化的提倡者们希望创造一个统一、民主的欧洲。他们从二战中得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民主的重要性,即给予每个人选举权的同时,让人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议会的正常选举有着深刻的民主意识的话,那么重大决策前必需的公共讨论的重要性就不会如此被强调了。沃尔特·白芝浩定义民主是通过讨论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约翰·穆勒的政治分析),那些有远见的领导在寻求欧洲统一体的过程中从未对此摇摆过。

欧洲的金融和经济领袖采取的政策如果不是破坏性的错误的话,也有着其不合时宜之处。在没公开听证和询问涉及国家民众意见的前提下,大幅度地削减社会公共服务,削减福利。当然,这些金融机构的措施对经济复苏是有帮助的,但却是违背民主精神的,整个过程缺少提出观点、提出对观点的异议,再不断讨论的过程。

如果说民主是自1940年代以来欧洲强承诺之一,那么对于社会安全感和避免社会剥夺就是另外一方面了。如果野蛮地破坏欧洲社会正义体质的基础是不可避免,那么也应该去劝导和说服涉及的民众,而不是用命令的方式去做这些决定。欧洲在政策制定中对于公众的蔑视不能够再明显了。

除了民主的合理性外,这也涉及到政治现实操作的一个话题,政治本应是“可能性的艺术”。人们的声音现在是被忽略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周期性的选举中被忽略。那些在此次政策制定中被剥夺了说话权利的人们不可能一直不吭声,那些采取了金融巨头意见的失职政府将会在此后的选举中危机重重甚至被替代。选举的代表并不能够真实代表人们的意见,也会导致没有更好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出台。

公共理性不光对民主至关重要,也是公众认知论的重要组成,后者需要大量的多样化的视角。有效互动的公共理性能够带来不同的需求和保护,也能够在社会的各种需求间有着比较严谨的优先级排序。这涉及到许多政治研究者所提及的一个“给予和所得”的过程,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孔多塞到现在的弗兰克·奈特到詹姆斯·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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