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我们不需要宣传，也不需要什么帮助，谢谢啊，真的谢谢！”周晓丽在电话那头不由分说地挂断了电话，我却得到了编辑“一定要采到她”的要求。

无奈之下，我开始找一切可能和周晓丽说得上话的人，他们也都谨慎表示，“帮你问问看，也不能逼她见你。”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义乌市残联，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对一个人讲我为什么要来，“我不是来捧她赞美她的，我希望一来通过报道还原她，二来我觉得社会企业的方式可能可以帮她继续把工疗站做起来。”但依旧未果。

最后一天，我带着写社会企业的书《如何改变世界》去找马飞，一整个上午孩子们都在哇哇地哭，马飞手里从未闲下来，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去打扰他，就到处和前来治疗的孩子家长聊天，知道了那个最漂亮的江西男孩晨晨不到一岁，父母已经花光所有积蓄辗转好几个城市为他治病；也知道了那个肉乎乎的马来西亚小女孩有个早她15分钟出生的哥哥，脑瘫多年未得好转；还有那个看上去对自己“儿子”不够耐心的“妈妈”，其实是加油站的工人，“儿子”是一个深夜在加油站里捡到的。

当我聊完了那么多人，猛一回头看到了周晓丽，就在几步之遥的时候，反而不敢靠近了。她先是帮熟悉的孩子做康复，然后面试应聘的老师，最后终于忍不住招招手说，“好了，来都来了，过来聊聊吧。”

是的，最后刷Boss的办法还是社会企业那套说辞，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有多少说服力，因为社会企业的“成功案例”看起来也没有营利企业那么战绩辉煌，但周晓丽似乎还是懂了，“我怎么不早点见你！”她说。可问题是，社会企业这么谨慎的事，哪是发条短信就能诱惑到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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