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中心 | 退出 | 登陆 | 注册 | 订阅
未完成

吴晓波详解汉代产业改革:切割利益最丰厚地方(3)

2013-08-22 09:23 | 作者: 吴晓波来源: 财经网 利益 改革 产业 地方 吴晓波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 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 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汉武帝郁郁而终。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桑弘羊是武帝最倚重的财经大臣,他出生于洛阳商人家庭,据称心算天下第一,他十三岁就入宫充当“侍中”,此后六十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几乎参与了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财经功臣。汉武帝对臣下猜忌无度,生杀予夺,曾在十年间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诛杀两人,只有桑弘羊署理财政后再无更替,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 在后世,桑弘羊与商鞅、王安石一样,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人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武帝在世时,就有儒生对桑弘羊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有人上书献策曰:“烹弘羊,天乃可雨。”

在这场大辩论中,时年七十四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作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武帝变法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一百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为负面,唯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论双方就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来源。 他甚至一点也不讳言专营政策内在的与民争利的本质,他说,实行均输与平准,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写道,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 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桑弘羊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和汉武帝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把这一做法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深谙工商之于富国的意义。当国家直接进入产业经济阶段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遭到了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大辩论中,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难解的“桑弘羊之问”。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

本站支持键盘左右键(← →)翻页

  • 分享到: Baidu搜藏 转贴到开心网 分享到QQ空间

栏目简介

《学者观察》栏目聚集当今活跃在市场的一流学者对于市场逻辑的观察与思考,是最接地气的调研与判断。

本栏目恪守市场的逻辑,坚持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解读当下的商业世界,致力于推动中国商业环境的改善,并对当下的商业问题提供权威性的判断,并为市场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意见。

本栏目为中国企业家网精心打造的核心栏目之一,欢迎学术界名流为共建商业文明提供更多的独立见解。投稿信箱为:iceomail#gmail.com,请来信时将#换成@。

京ICP备13041123号 京ICP证130457号

思拓合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