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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力量不会停

2013-10-07 08:33 | 作者: 周其仁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周其仁

【中国企业家网】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当路上与旅游景点中人满为患之时,我们为坐下来思考问题的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的可能。自9月30号本网推出“漩涡中的企业家”系列之后,我们再次推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展望系列”,我们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视角为出发点,希望能够以此管窥中国经济走向的一斑。今天,推出的是周其仁,周其仁在不同场合对于中国改革都表达了他的期望,非常具有代表性。周其仁认为:“因为在开放的环境下,全球的技术变动的冲击非常大,现在不是关起门来成本收益很稳定的年代。我不相信变革的力量会减弱,但合法化的动力是弱了,求稳的思想这些年大了,所以躲事情。而已经上了门的事情其实是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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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周其仁指出,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能由于这个那个就会憋死,但合法化很难,这就涉及意识形态、过去的观念、既得利益,怎么妥协,怎么形成新的共识,这是难点。”对于未来,周其仁表示,相信改革的力量不会停。

“因为在开放的环境下,全球的技术变动的冲击非常大,现在不是关起门来成本收益很稳定的年代。我不相信变革的力量会减弱,但合法化的动力是弱了,求稳的思想这些年大了,所以躲事情。而已经上了门的事情其实是机会啊。”周其仁指出,所以为什么叫“红利”呢?就是说改革跟投资一样,你不投将来就没有收益。下文是周其仁经典之作,再次重发,以飨读者。

周其仁

周其仁

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把它“拱”开;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还要被吸纳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

改革很难,不改行不行

中国的改革说起来蛮难。前一段时间,吴敬琏老师新书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也就二三十年,严格来说是1958年以后才正式形成的,而改却已经改了35年。为什么这么难改?

改革很难,那不改行不行?现在看来不改也麻烦:一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大,某种程度上比1980年代经历的社会矛盾还要严重。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但若没有恰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GDP总量全球第二也不一定能让大家很踏实。不改,很多社会矛盾就解决不了。像土地问题,如果没有一套好的机制,政府、民间、开发商、城市的发展几方面利益就找不到平衡的平台来处理。再如贪腐现象,像刘志军、薄熙来等大案,批一个条、打一个电话、交代几句话,几百万、几千万元就没了。这跟体制有很大关系,权力在市场中远远没有被装进笼子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再快,大家心里的感觉也不会太好。

另外,我在大学跟同学们交流,他们的看法已经跟我们不同。我们还有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参照系,以这个参照系看,中国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一代人的参照系不同了,不能老跟他们忆苦思甜。他们是人口主体,有新的标准、新的参照系,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同时年轻一代也碰到很多新问题,比如房价,这是很深刻、蛮有挑战性的一件事。从这方面讲,不改也不行。

再有,我观察到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现象越来越丰富,法律禁止的事生活中却到处都有,比如,有“黑车”,有小产权房,有“黑户”……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社会将来会怎样?我有点担心。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这些现象解决,把大多数人口吸纳到法治的框架里。这有两个途径:一是要守法;一是法要合理,法要容易执行。这两方面都要做,如果制定的很多东西难以做到,那么他干脆就在法外了。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高这种制度化能力,社会经济增长以后有很多矛盾是难以解决的。所以什么叫改革的逻辑?就是改很难,不改又不行,要在这当中去找。

什么是改革的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我看到的逻辑,从我1980年代参与改革研究到现在,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把它“拱”开。比如包产到户,最早并不是北京有谁写了一个文件就包产到户了,而是农民觉得以前那个办法不合适,吃大锅饭多劳不多得,所以就把地分了,但当时是不合法的。这是改革的第一个组成内容,用过去的语言说,就是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生产力会“拱”,不会善罢甘休。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在每个领域都在发生,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这个层面的改革还要被吸纳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

这是我对改革逻辑的大体理解,我相信这个过程不会结束。当年包产到户是非法的,民营企业也是非法的,“傻子瓜子”雇人炒瓜子,案子要报到邓小平那里。底下已经开始炒了,因为市场有需要,但是否合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允许?所以我认为改革有两方面:第一有没有冒出芽;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吸纳到政策制定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即制度化。这是改革的过程。

我们现在从哪个领域都能看到有改革的因素、改革的元素、改革的自发冲动,但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吸纳能力不是那么强,因为有意见分歧,因为里头的利益分析、平衡遇到困难,在很多事情上是老有自发的活动,却没能够提炼上来,要适当加快这一过程。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时需要有广阔的视野,需要参照整个人类文明,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国际经验、历史、理论,这些元素都要有,否则今天把有些东西匆匆忙忙立了,明天不合适又改,那也很混乱。总的说来,现在第二个过程比较慢,所谓加快改革,是要加快这个层次的改革。

过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思想解放,不能用僵化的概念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相信底层的人永远有冲动,因为哪个家庭、哪个老百姓不想改善生活?他们只要发现机会总会去试、去做。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包括我们在大学教书讲的那套道理,是不是能让生产力发展得更顺一点?改革就是这两面的结合,缺一面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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