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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3)

2013-10-12 09:42 | 作者: 周其仁来源: 网易财经 周其仁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

网易财经:我看到您在您的《城乡中国》里边说,经济自由乃城市之根基,您认为目前的城市根基足够牢、足够广吗?

周其仁:远远不够。中国历史上当然很多是城市是行政化的城市,就是设一个衙门,所以我们的城过去都讲级别的,什么级别以上的衙门它可以建一个围城。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经济形成的城镇,所以城镇化的两条来路,一个是军事的需要、行政的需要,建立一些行政的管理点,然后有了官员区,有了人口的集中,然后它慢慢发展出市场,发展出经济生活,发展出民生。

你从全球看,它还有另一类城市,它实际上就是农村出来的自由民聚在一起,因为他都不继承土地。西方是长子继承权,他除了拿到传统农业社会的继承以外,他有一些孩子是自由民,然后他们就聚到一起,工业、商业、服务业是这么起来的。所以两种城市起源,在现代我们今天讲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推进的,市场活动推进的城市化,这是经济自由的结果。

我们的历史也证明,我们高度计划体制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率是下降的。从1958年、1959年的大概百分之十九点几,降到了1978年的百分之十七点几,降了将近两个百分点,包括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都在城里的,后来下乡了,这是倒过来的。等到经济改革,增加了农民自由以后,这个城市化率就上来了。实际上就是人往高处走的原因,就是人对哪里收入高,他会心向往之。而城市只要创造更高的收入,他就会集聚更多的人口,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可阻挡。所以我得出的命题就是经济自由。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我们现在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发展城市化,需要更大的经济自由,包括金融,包括户籍,包括公民可以选择到哪里去上学,到哪里去报考,这个权利都要给公民。中国的资源是山地居多,平地很好,中国其它经济更需要相对集聚,因为集聚起来才能有足够的耕地,经济活动才能更有效。但是我们多少年来城镇化滞后,讲穿了就是经济自由滞后。所以现在要倒过来做,扩大经济自由。当然这个经济自由,各种各样的经济自由之间怎么能够更有序,这就是改革当中要研究的问题。

  网易财经:您在自由这一章中开始就发了三个小结来谈迁徙自由,您认为迁徙自由是在经济自由当中更为重要的一项吗?

周其仁:当然,要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城市化。因为所谓迁徙自由就是我看到那里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过去,我可以临时去,也可以长久去,也可以搬家搬去。这就是迁徙自由,这个是1954年宪法里就写进去的,但是多少年来落实得不好。

限制迁徙自由坑苦农民

网易财经:您书里说限制迁徙自由和把农民坑得太苦是大有关系的。

周其仁:是的,因为你想一个体制如果不合理,它如果这个成员是可以跑的,你不会不合理到离谱的程度,因为你不合理他就跑了,你不准他跑,你迟早会把那个体制弄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过去那个不正常的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能跑。所以一个体制允许能有一定程度流动,它本身也给这个体制装上一个安全阀,就是你政策不可能错得太离谱,你太离谱我就会走。可是我们多少年把这个退出权、移动权都给他封起来以后,他倒是要给我们这个制度酿成一个很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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