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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中国道路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

2013-10-18 09:58 | 作者: 厉以宁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厉以宁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能够研究这么透彻的中国问题,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但中国的经验未必都是成绩,中国人的道路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发现问题也蕴藏着积极性,这是自发的。人都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的愿望,中国经济学家写了多少没有发布的内部报告,正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贡献,国外发表文献不解决中国问题。民间积极性的发挥是靠改革的转型发展起来的,因为改革与体制转型不一样。中国仍然在走自己的道路,国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是要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主。

三个层次产生了红利,一个是原有的资源红利,包括廉价劳动力,包括丰富的土地,或者是比较丰富的矿产,这都是原有资源的红利。这在改革初期有,但以后这些红利就逐渐消失了。第二个红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模式,体制要跟着改,要释放出新的红利。改革是最大红利,这个成立。再一个是社会和谐的红利,这个红利真正是体制代表的,这是最大的红利。国外唱衰中国,之所以不符合实际,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他们的偏见早就有,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或者只看到表面现象。 

厉以宁大图

以下是厉以宁的演讲发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道路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分四个问题讲:

一、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成绩和局限性。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兴起,当时研究的主要是亚洲、非洲,后来包括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摆脱过去殖民地或附属国地位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张培刚先生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的著作被公认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发展经济学当时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如何解决资本、技术、人才、就业、农村等难点问题,这里涉及到制度的调整,但主要是从传统体制过渡到资本体制,他们主要是研究农业在工业社会的过渡,也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了几个问题,都是从摆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体制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因为他们不曾涉及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正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后面的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当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第二大问题,中国的双重转型,就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双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转型是并存的,是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单独谈发展转型,那是困难重重。因为传统体制对经济的束缚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是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容易摆脱传统体制转向资本主义体制。计划体制就不行了,既要体制转型,又要保持资本主义,全世界没有先例。体制转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发展转型有极大的制约,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农业社会难以真正走向工业社会,在农业基地化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农民依然贫困。摆脱传统体制相对说来要容易一些,摆脱计划体制束缚要困难得多。所以中国的双重转型叠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双重升级,体制转型也要升级,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再就是作为中国的转型,前提就是思想解放、理论解放。这就使人回想起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怎么转型?没有先例,根据中国的经验,计划经济链条是对薄弱环节突破的。什么是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农村、农业、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的承包制就开始了。农村承包制开始是一个突破,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权,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劳动力多余,于是第二个改革跟着就出现了,也是在农村,乡镇企业兴起,利用农村多余劳动力,自己去寻找工厂下脚料,特别是自己打开销路。这就是当时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在农村,所以80年代前期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一些穿着西装的农民,打着领带,拎着大包小包,坐长途汽车,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都是乡镇企业推销员,带着自己的产品,带着样品去推销。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在计划体制外出现了一个新市场——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当时的计划体制就这样开始动摇了。

1980年,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就出现了经济特区,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和内地不一样。内地还是计划经济,内地只有个体工商户。深圳开始雇工超过七八个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开始产生。农村承包制的推动,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中国体制转型最早的试验,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大石头。从此中国的经济就不能再平静下来了,改革就是这么突破的,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开始。所以中国发展经济实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全世界是创造性的,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和西方发展的背景不一样。他们研究的是从传统经济体制走向资本主义体制,我们研究的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制度是不变的,制度可以调整,但是不变的。

可以看到,没有先例就需要探索,既然探索,用当时的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和后来提出来的顶层设计是不矛盾的,因为它们更有实用范围。任何改革初期都要试点,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是试点成功之后开始推广时需要中央做主决策,这样才能全面推广。

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介入,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经济学家是积极介入中国双重转型的研究,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么多经济学家,都在围绕这个问题争论发展转型,争论体制转型、二元结构的转型。这打破了过去长期的经济学界争论的为中国经济增添活力,每个人都在各抒己见,都在探索之中,没有先知先觉者,大家都在探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使中国经济学发展起来。

当时的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都投身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因为中国的发展是特殊的,双重转型的发展,双重转型的叠加。但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是成功的,作为双重转型问题成为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改革使大家生活上起了变化,所以不可能倒退。传统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传统体制的摆脱,因为资本主义比它优越,前资本主义没有发生过倒退的现象,但在中国如果不是经济学家来积极建议,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的改革可能是停顿的,过一段就停下来,所以倒退是不可能的。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经济学家纷纷去世,直到最近于光远先生去世,但中年经济学家已经步入老年阶段,当年的年轻经济学家也进入中年,但更多的青年经济学家加入研究队伍,所以经济学的讨论、探索还在继续,因为中国双重转型是不可阻挡的。然而中国道路的成就并不在于在国外发表多少篇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中国大量的发展问题是国内来看的,中国经济学的积极贡献反映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成就。

第四个问题讲中国经济学积极的贡献时,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能够研究这么透彻的中国问题,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但中国的经验未必都是成绩,中国人的道路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发现问题也蕴藏着积极性,这是自发的。人都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的愿望,中国经济学家写了多少没有发布的内部报告,正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贡献,国外发表文献不解决中国问题。民间积极性的发挥是靠改革的转型发展起来的,因为改革与体制转型不一样。中国仍然在走自己的道路,国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是要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主。

三个层次产生了红利,一个是原有的资源红利,包括廉价劳动力,包括丰富的土地,或者是比较丰富的矿产,这都是原有资源的红利。这在改革初期有,但以后这些红利就逐渐消失了。第二个红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模式,体制要跟着改,要释放出新的红利。改革是最大红利,这个成立。再一个是社会和谐的红利,这个红利真正是体制代表的,这是最大的红利。国外唱衰中国,之所以不符合实际,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他们的偏见早就有,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或者只看到表面现象。最近我由文化部派到德国、西班牙两个国家去讲解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都不了解,所以他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走自己的路,靠自己来建,自己来创造。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因为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升级版,光有发展转型不够,光有体制转型也不够,二者重叠才是中国改革的希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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