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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农地产权应私有化 进出城市要自由

2013-10-25 07:37 | 作者: 茅于轼来源:金融家 茅于轼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在农业,而是农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5%以下,它们的农业很发达,农民吃穿不成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不会再增加吃方面的消费,而会把钱用在住宅、娱乐等方面。

所以,解决农业的问题还是要靠非农。只有让农民流动起来,进到城里,富裕起来,最终变为城市人,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农民的问题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多提供一条出路,使愿意进城的农民能进城,并且安居乐业。

茅于轼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大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无论城里人到农村打工或当地主,还是农民进城打工、居住,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后来城乡户口限制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这个政策非常糟糕。 这种糟糕政策的进一步延续,认为农业应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导致农村长期补贴城市,农民财富增长的速度追不上城里人,最终扩大了城乡差距。

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是无法极大增加农民收入的,而且也很难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从长远看,不能靠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因为就算农业再增产,一亩地一年产出也不过1000元至2000元,而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就能挣一两千元。

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不能把农民留在农村,也不仅仅是提高农业效率的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在农业,而是农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5%以下,它们的农业很发达,农民吃穿不成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不会再增加吃方面的消费,而会把钱用在住宅、娱乐等方面。

所以,解决农业的问题还是要靠非农。只有让农民流动起来,进到城里,富裕起来,最终变为城市人,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农民的问题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多提供一条出路,使愿意进城的农民能进城,并且安居乐业。

进出城市要自由

从根本上讲,要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他们愿意进城,就可以进城;不愿意进城,就可以留在农村。这并不是强制农民做什么,而是给他们增加一个选择,本来不允许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多增加一个选择肯定是好事情,如果农民认为增加的选择不好,可以不选择。

在出台更多的政策之前,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目前各地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包括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完全自愿。

中国过去有很多好心办坏事的经历,政府认为好的事情,老百姓不一定这么认为。而政府又要强制这么做,就容易把事情搞糟。

当年搞农业合作化便是如此。农民不愿搞合作化,但政府认为合作化对农民有好处,规模经济能提高效率,于是就强制农民合作化。

为什么农民不愿搞合作化?

效率可能提高了,但分配问题没解决,多作贡献的人不能得到更多的分配,所以农民不愿意。农民不愿意政府就强制,一直从高级社最后搞到人民公社。农民变相罢工,全国人民挨了许多年的饿。

农村改革后,这个问题没有了。1978年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农民有了自由选择权。

市场为什么要自由,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会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去利用各种关系和资源,这种组合一定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尽管重庆目前的政策表明农民可以自由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有强迫农民转户的措施。例如,农村孩子上重庆的大学,来的时候户口是农村,必须转成城市户口,不然就不能申请奖学金等。这是很不公平的,也违反了自由选择的原则。

重庆以土地换城市公共服务的设想,虽然比完全僵化好一些,但里面的问题也很多,我们不能重蹈好心办坏事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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