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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商业观察:写给彼得·德鲁克的一封信

2014-12-12 08:28 | 作者: 何伊凡 来源:《中国企业家》 观察

德鲁克先生大鉴:

当我年终想给一位天堂中的大师写信汇报工作时,首先想到了您。我离开校园选择第一份工作时,收到了一家杭州公司的OFFER,当时北京与杭州之间还没通高铁,足够一路上看完您的自传《旁观者》。您那本书给我带来五雷轰顶的感觉:原来做旁观者是这么牛逼的事。您的职业生涯是从在法兰克福商报当记者开始的,我也想当记者,您的经历对年轻的我如同神启。那家杭州公司,业务不知所谓,创始人像搞传销的,它的名字恰好是我童年最不喜欢的故事——阿里巴巴。下了火车后,我订了最快一班回程票。

于是,我“旁观”了十年。十年中,全世界最宏大、刺激的商业变革就发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不可避免,变革之火也烧到所有旁观者身上。前两天,母亲给我打电话,她听说有家报纸的总编因为抑郁症跳楼了。“你一定要想开点。”她小声说。虽然我一直很想得开,但觉得您应该为我母亲的忧心负上点责任,有必要读完我这封信。

我想和您聊聊过去一年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变化。企业家,也曾是您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不管在东方和西方,企业家都是最稀缺的资源。由于中国的商业生态更加变化多端,中国企业家一年中面对的变化往往超出任何人,包括自己的预测。我会将2013年和2015年作为盘点2014年的坐标。

谈到抑郁症,企业家肯定是更容易患这个病的群体。政府自2013年对腐败重点打击,官方比喻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如果您读过中国的武侠小说,就知道这是一种很高深的功夫。2013年,一年内17名省部级高官落马,仅江苏一省就立案10387起。如果有官员获得了“老虎”称号,就意味着距离制成标本不远了。

老虎总要吃肉,企业家身上有肉。虎有罪,饲虎者也难逃干系。根据一份报告,2013年有公开报道的企业家犯罪成型案例共463个,涉案599人。2014年统计还未出来,估计数量也很可观。这一年较为轰动的是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涉黑,以及央企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政商关系,从清末到改革开放,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经常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企业家,几乎都曾陷入类似传闻。山西官场出现塌方,新锐公司乐视控股集团董事长、山西籍企业家贾跃亭自6月份出国,上演了罕见又富有喜感的一幕:外界通过各种信号解读乐视正处在危险的边缘,贾跃亭则每过几周就隔空喊话——他不过是在海外签了一大堆合同。11月底,贾跃亭称因胸腺瘤回到北京进行手术后第二阶段治疗,但乐视漫长的停牌,使得资金链紧张的它几乎错过了突然启动的大牛市。预计这一故事的续集,将在2015年上演。

2013年年中,围绕企业家是否应谈政治,曾有一场大辩论。它源自联想控股主席柳传志先生在一个私密会议上的讲话,其后话题演变为企业家能否独善其身。在此之前,对什么是与权力的安全距离,大企业家虽然表述不同,却有沉默共识,基本是沿着王思聪的父亲王健林所述“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轴线波动。柳的观点,其实也在这条轴线上,只是由于环境变化,拉大了企业家的心理波幅。

2014年,类似讨论没有形成公共话题,也许因为相比企业家,明星才是今年监狱风云的主角。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倒是在一次发言中谈到了重庆事件:“如果不是薄谷开来杀人、王立军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

王石曾多次拜访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后者是最受企业家尊重的入狱者。红塔一年创造300亿元利税时,万科经营规模才30亿。王石等企业家成为“褚粉”的真正原因,可以用巴顿将军的名言注解:“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后的反弹力。”得益于中国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主动背书,如果您在2013年或2014年拜访中国,总会在某个商界精英聚会的场合品尝到褚橙。

最善于用段子描述政商关系的中国企业家当属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他也是重建后的美国世贸中心一号楼第一位租户。今年10月份,冯仑将万通地产控股权出售给了嘉华东方控股集团。虽仍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和重要股东,但他已不是控制人了。冯仑在主动寻找接盘者,过去十年,万通地产的业绩没有让股东满意,投资人认为他的经营能力并没有讲段子那样高明。

2014年可谓第一代地产大佬集体隐退之年,中国另一位尖锐而冷幽默的企业家,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也在11月宣布退休。他的小伙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还在家里摆了全羊宴为他祝贺。潘自己,近年也很难说还活跃在地产一线。至于合生创展创始人朱孟依、碧桂园主席杨国强等人,都逐渐将权力过渡给子女。他们曾是中国房地产黄金一代,从他们身上您可以看到美国镀金时代大亨的诸多特征。当房地产和宏观经济都从黄金向白银调整,他们的淡出并不意外。

相比退休,欲退而不能才是最大的痛苦,例如绿城董事长宋卫平。早在2011年,绿城就经历过生死劫。宋卫平彼时以出售股权和项目的形式断臂求生,今年5月终于卖给了融创中国,宋卫平及其一致行动人寿柏年等成为后者第三大股东。据说,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将宋称为“永远的大哥”。可就像所有黑帮片剧情一样,没有永远的大哥,只有永远的利益,5个月后,宋卫平又回来了。中国房地产界最大一次并购案,正演变为自雷士照明事件后中国商界最跌宕起伏的江湖故事。

并非所有以地产起家的企业家都意兴阑珊,至少王健林依然在冲击亚洲首富。作为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早已启动转型,从商业地产跨越到文化旅游、影视、互联网金融等产业。我写下这篇文章的12月8日,大连万达刚刚在香港宣布首次公开路演,准备募集至多39亿美元,这会使该集团成为世界第二大纯商业地产开发商,仅次于美国西蒙地产集团。

说到上市,终于可以谈谈十年前擦肩而过的那家公司了。因为读了您的书,我错过了最可能有钱、任性的机会。即使您在天堂,或许也听到了今年9月19日来自纽交所的欢呼。阿里巴巴刷新了全球最大IPO的纪录,在此不用列举与它相关的每一个数字,马云所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很快将在西方最主流的商业精英的餐桌上纷纷出现。从产业而言,阿里巴巴“电商+互联网金融+物流网络”铁三角一旦成型,其生态优势将更加明显。马云所承受的威胁,并不来自市场上的对决,而是阿里生态扩张中与社会、政治生态的摩擦。

今年中国公司IPO银牌得主应该是京东商城。它在上市当日,市值达286亿美元,在彼时已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仅排在腾讯和百度之后。除了上市之外,今年最令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心跳加速的是他与奶茶妹妹的爱情,以他的性格,也许后者对他意义更为重大。

我旁观了这两家公司敲钟的时刻,每次从交易所出来,在拥挤的曼哈顿街头都会发生错觉:如果不看PM2.5的数值,仅仅感受流动的财富、欲望与野心,这里与北京没有差别。

2014年前11个月,有82家中国企业在海外6个市场上市,比2013年全年多16家,融资额合计386.44亿美元,比2013年全年190.13亿美元高出近1.03倍。互联网行业是毫无悬念的大赢家,不论IPO活跃度还是融资规模均排在首位。

2013年,中国的商界尚可简单分为传统公司与互联网公司。2014年,则可粗暴分为已经与BAT发生关系的公司和尚未与它们发生关系的公司。BAT,是中国三家巨型互联网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简称。排在第一位的百度,尽管面向移动互联网布局略显落后,不过它们的想象力都尚未完全展现。传统公司的移动互联网焦虑,以及互联网公司如何接地气的痛点,终于在技术与思维双重进化下对撞。如果要做风口上的猪,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将互为翅膀,虚实结合,这会在2015年创造更多案例。

互联网对产业重构、资本对优秀项目渴求、创业成本降低,盛宴又降临了,如果不是以亿(美元)计算的融资,创业者在2014年年末简直不好意思开发布会。关于泡沫的预警再次响起,与每次一样,出现了悲观与乐观两种论调,而过去至少一百年的金融危机史都证明了,两方预测能否命中概率均等。

创业潮催生了一个新名词:90后,它特指中国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您去世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刚刚十六岁,如今,他们已准备挤到商业舞台中央。例如有一款叫脸萌的APP应用,今年6月一上线就几乎刷爆所有社交软件屏幕。创始人郭列,出生在1989年,是“准90后”,曾一心想做合格的古惑仔,爱读海贼王。在一组90后创业者群像中,郭与另外几个获得了投资,口才尚佳的大男孩较为突出,但是他们不愿意为这个群体代言——对90后而言,最好的代言人还是自己。

7年前,本刊曾用同样的热情鼓吹过80后创业者。今天最成功的80后,恰恰是最初聚光灯没有照到的那一批。可是,即使对个体做出误判,也不能漠视一个群体的成长。90后是对移动互联网毫无心理畏惧的一代,一位医药行业从业者在实践中领悟到,传统企业转型核心就是:能否迅速让90后员工成长为公司中坚层。

以年龄划分商业代际,当代中国最为热衷。这不同于美国“垮掉的一代”或日本“迷茫的一代”。一个时代的精神,总需要拉开时距才能呈现得清晰。中国对80后、90后的标签,是先验式的。变化越剧烈,就越急于定义一切。2014年年末,中国企业界留下的,是一缕混杂着焦灼、兴奋与恐惧的味道。

有人认为,商业世界已难以用经典管理学解释,失控、动荡与颠覆更应受到崇拜。很多人都忘记了,1943年1月,您走进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18个月的调研,写出管理学开山之作《公司的概念》。当时通用汽车在企业界的地位超过今天最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您依然发现了太阳中的黑子,提前半个世纪预言了通用与底特律的衰败。这个大舞台热热闹闹,也总需要站在侧面,对时代保持完整观察的人。如果您在来生还愿意做旁观者,我诚挚地邀请您到中国来,与我们这些媒体人一起旁观。对了,您还可以在我们这里开专栏,稿费嘛,还可以。

对了,天堂里有3G手机吗?我们这里都4.5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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