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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辜胜阻:互联网金融应该先发展后监管

2014-12-17 16:16 | 作者: 辜胜阻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辜胜阻 年会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4(第十三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12月12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他在闭幕演讲上表示,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发挥互联网金融在推进金融改革中鲶鱼效应,就是竞争效应。互联网金融应该先发展,后监管,监管过度,一管就死,一放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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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何伊凡:谢谢,下面演讲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先生。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我演讲题目是“新常态要有新动力”。我主要谈谈新常态下如何引领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常态下实现不一样的增长需要“熊彼特主义”而非“凯恩斯主义”。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有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凯恩斯,他给美国的经济危机开出了“药方”,而且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位是被誉为“创新经济学之父”的熊彼特。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中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危机首先要靠扩大需求,特别是靠政府扩大公共投资刺激需求。凯恩斯很聪明,但是熊彼特有他的智慧。熊彼特则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不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也会不足,结果就是滞胀,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他认为缺乏创新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主要动力。凯恩斯强调要加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熊彼特提出要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聪明可以赢得一时,但智慧可以天长地久。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管理家。他认为企业家应该有眼光,能看到市场的潜在商业利润;有能力、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且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熊彼特把企业家看得非常重,他认为创新只有企业家才能完成,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在当前新的增长模式中,我们需要“熊彼特主义”的引领,重振创新基础,为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创业项目以及唤回企业家精神开出药方。

我访问欧洲归来,对捷克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捷克是把存量的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分给民众,是所谓的大众私有化。但是大众私有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培育和产生企业家精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企业家阶层崛起。

总结过去30多年来,我们有三代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体制改革而崛起的。农民等草根是创业的主体,像浙江60%的企业家是农民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企业家是体制内的精英下海经商创业所形成的。第三代企业家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30年来我们由三代企业家诞生了宝贵的企业家精神,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

国务院现在提出一个新政,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这将引领中国的第四次创业浪潮。我们的经济日报社社长讲“创新”是企业家面对新常态的关键词,我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现在实现不一样增长的最最关键的关键词。雷军在这次会上讲互联网最重要的是用户思维和产品思维,他提出三点诀窍,向同仁堂学习,强调真才实料,要把产品做好;向海底捞学习,和用户做朋友;向沃尔玛学习,高效率的运作,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新一轮创业浪潮中,中关村等科技园作为载体将引领聚合创业。有人总结,中关村的创业生态系统有六大要素,一是行业领军企业,像百度、联想、腾讯、华为等,这些企业大量的高管下海,从这些企业中间衍生出来自己创业,不断催生和培育新的创业企业。二是聚合高校和科研机构,三是天使投资人和创业金融,四是创业服务机构,像创新型孵化器,五是创业文化,六是人才,六种要素形成了中关村的聚合要素创新。刚才陈峰董事长讲到中国经济的一面,他讲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经济,中国经济总量很大,是美国经济的1.2倍。他讲到2030年会从1.2倍增长到2.5倍,增长很快,大和快是中国经济的一面,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大而不强。新常态最关键是新,表明老路走不通了,我们要走新路。所以新常态我们必须要靠新一轮的创业浪潮引领。新一轮的创业浪潮又是和创新连在一起。

我讲的第二个观点是改革推进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正在引领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改革的另一个词就是创新。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和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在硅谷里面看到大量的人在创业,但是为了提高创业的竞争力,必须创新。新一轮创业浪潮有四大动力。一是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创业门槛与成本,推动新的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二是新一代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带动产品服务、商业模式与管理机制的创新,特别是阿里巴巴从15年前一个小微企业发展成为如今全球最大的电商公司,为互联网创业产生示范效应,将引领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浪潮。第三是高新区与科技园区作为集聚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引领新一轮聚合创业浪潮。第四是当前出现的并购热刺激“职业创业人”崛起。新一轮创业浪潮和创新紧密相连,主体具有复合性特征:一是金融危机催发海归潮推动创业。二是精英离职引发创业浪,现在不仅有官员下海,也有大量的科技人员下海。三是返乡农民工掀起新的草根创业浪潮。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仅是“洋海归”大量回归创业,数以千万的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在金融危机期间失去工作,许多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开始创业,这种“农海归”返乡从事的是典型的“草根创业”。去年黄冈有两千多农民工回乡创业,吸纳8万多人就业。四是官方大力推进大学生的创业。李克强鼓励大学生创业,敢为人先,跌倒再来。教育部允许学生休学创业,武汉推出“青桐计划”,鼓励大学生创业。

具体来说,第一是改革红利催生创业者。李克强总理讲:“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创新创业的‘乘法’。”去年新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增长了30%,今年3-8月增长60%。今年前三季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登记企业达10万户,同比增长98%。新常态下中国迎来大众创业创新浪潮。我们前三季度新增就业完成了1000万的目标。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青年创业热情激增20%。这是改革红利催生的创业浪潮。

第二是互联网技术催生创业潮。阿里在美国上市,一个小微企业通过15年的创业,最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商之一,这对创业浪潮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有人说互联网创业进入3.0的时代,3.0的时代是更年轻的创业者,更广阔的创业空间,更活跃的风投,3.0时代使创业走进大众。我跟互联网创业的90后交流,他们说互联网创业最公平,不需要“拼爹”,不需要有家庭背景。公平的创业环境是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潮的很重要的特点。互联网创业潮正在形成,创业人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天使投资人越来越多,创业媒体越来越多,创业服务机构越来越多,人才流动越来越多,政策支持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创业决定性的因素是创新,它可以带动商业模式的创新,可以带动管理机制的创新,还可以促进技术研发的创新。互联网创业最有价值的是创业者,阿里巴巴等公司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的媒体评论,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对于美国科技公司,特别是谷歌、脸书以及亚马逊这些过去主导网络消费市场的公司来说,无疑敲响了警钟,硅谷应该醒了。阿里上市后赚得最多的是来自外部的投资者,天使投资人通过阿里巴巴上市赚了大钱。

第三是高新区或者科技园区,像中关村、东湖、张江等,作为载体,正在引领聚合创业潮。中关村最核心的东西是初步构建了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中关村创新孵化器有六个“新”:新服务,新生态,新潮流,新概念,新模式,新文化。我前不久到中关村的创业大街调查,和硅谷相比,我觉得中关村创业大街有如中国的“沙丘路”,是创业投资积聚的地方。中关村已建起全面覆盖整个科技创新链和创业链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创业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资本,全球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是硅谷,其次是中关村,这种资本的力量非常重要。

第四是IPO暂停导致并购热推力,刺激了“职业创业人”崛起。IPO停了以后,我们的VC/PE可以通过并购完成退出,一些创新型的企业未必要通过上市来退出,也不一定能发展到上市的水平,同时一些大公司也具有并购的需求。以阿里为例,现在阿里通过并购来完善它的产业链。并且,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并购退出比IPO更快,成本更小,这些因素使得并购市场非常火爆。

李克强总理说:“我们引燃了创业‘火种’,要使它越烧越旺。不仅要让企业‘生出来’,还要让他们‘活下去’、‘活得好’”。“活下去”、并且“活得好”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在美国硅谷,50%的创业型企业都会死掉,创业型企业面临一种“快生快死”的死亡谷,我们必须要完善外部的环境来增强创业型企业的生命力。在硅谷里面创业是靠“FFF”,即“Friend、Family、Fool”,“Fool”是指天使投资人。我们把科技成果“鸡蛋”孵化成“小鸡”,要有创新基金、天使投资,要有风险投资,要有商业银行融资,还要有创业导师指导。创业型企业要有高强度研发投入,成为高技术企业,上市兼并。

我要讲的第三个观点是引领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政府要作为,金融要改革。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前是“乱作为”或者腐败,现在是“不作为”。以前是“手”太长、闲不住,管大量管不了不该管的事,现在是撒手不管。过去是“边吃边拿边干”,现在是“不吃不拿不干”。这种政府不作为不利于企业的创业创新环境的营造。

马蔚华行长在这次论坛上讲“金融支持是推动中国技术创新的根本”。如何深化金融改革?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多样化的组织体系,立体化的服务体系。深化金融改革,我有六个观点:第一,要超常发展草根金融,切实解决创业创新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现在初创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贵”难题。第二,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把英国和美国做了比较,她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水平相差距离不远,但美国和英国高技术产业相差距离很大。她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缺乏足够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风险投资。第三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发挥互联网金融在推进金融改革中的“鲶鱼效应”。互联网金融会对传统金融产生“鲶鱼效应”,就是竞争导致的。我认为互联网金融做得好的是阿里金融。互联网金融应该先发展,后监管,要谨防“监管过度”,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松”的怪圈。第四积极发展面向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政策性金融,让金融担保更多回归公益性。美国1953年成立中小企业管理局,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做担保。第五是要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完善VC/PE股权投资,大力发展天使投资。这是雷军投资的天使投资项目,雷军除了把小米做得很好之外,把天使投资也做得很好。第六要完善多层次“正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互动,建立不同市场间的转板机制。我认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应该是“正金字塔”式的。美国主板有一千多家企业,纳斯达克有三千多家企业,粉单市场有上万家企业。我们的资本市场的状况是“倒金字塔”,现在要靠新三板扩容,要发展四板市场和五板市场,并建立不同市场间的转板机制。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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