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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民国史,还可以这样写

2015-12-01 08:52 | 作者: 何振红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民国

文_何振红

本文作者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此文为《民国遗脉》序言,原标题为《莫道风流终散尽》。

2013—2014年,我的同事萧三匝带着陈曦、朱汐、张东亚、王曦等记者走进历史,操作了“民国遗脉”系列报道。通常的操作流程是,萧三匝提出文章视角,记者负责采访,萧三匝再负责编辑。文章刊发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本书即是部分报道文章的结集。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曾经发生的新闻。从根本上说,记者和历史学家从事的是一类职业,他们都希望保存人类的记忆。但优秀的记者和历史学家一样,并不仅仅是现实和历史的记录者,他们首先是思想者和提问者,决定文章高度的从来都是见识。

历史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否则它只是一堆碎屑。后人读史,必然带着自己的现实困惑,因此客观上已在重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历史也都是思想史。从这个角度观察读书界近年来兴起的民国热,可谓洞若观火。

本书作者    萧三匝

《民国遗脉》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

一、家运折射国运,家风事关世风

民国历史写满了动荡,风云人物层出不穷。他们书写着历史,但掌控不了历史发展走向,甚至掌控不了自己家族的命运,这就注定了民国政要的后人只能与世沉浮:唐绍仪后人相当落寞,段祺瑞后人有普通工人,陈其美后人开起了面包店,宋教仁后人成了三轮车车夫和杂货店店主……所谓风云散尽,世事等浮沤,能不让人长相嗟叹?但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催折,一些家族仍然有意识地传承了先人树立起来的家风:冯国璋后人普遍谨慎,徐世昌后人崇尚中庸,徐树铮后人依旧较真,黄兴后人以“不争”为上,李烈钧后人性格刚烈……当代中国需要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在本书的几位作者看来,这些传自先辈的家风正是道德重建的基础。

本书作者  陈曦

二、对历史抱持同情的理解

这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倡导的治史态度。钱先生之所以如此主张,是以赓续中华文明为出发点的。这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改良的历史观,为激进革命所不容。

中国近现代史是政治、社会风气日趋激进的历史,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这从逻辑和现实两个方面导致了全盘反传统的浪潮。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浪潮走向巅峰,同时也就走向了癫狂。改革开放后,思想界已经提出“告别革命”,但中国的激进思想并未得到彻底清除,特别是在历史观上,很多人仍然认为今人总是胜过古人,后人总比前人高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非黑即白,非进步即反动,全然不知设身处地为历史人物作想。这种史观貌似高明,其实缺乏建设性,骨子里还是英雄崇拜的变种,事实上不过是另一种奴性意识的表现。  

同情地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意味着既不丑化,也不美化,说到底是一种平视的态度。本书中所写人物,在现实中,相互之间多有龃龉,本着平视的精神,我们不妨说,作者试图把他们请到一张圆桌前茶叙。茶叙就是对话。我们希望,中国今后的历史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

三、重新定义历史人物

没有任何人是完美无缺的,民国政要也是如此。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来概括历史人物及其家族命运的变迁,怎么写?显然,只能选取一个切面。本书的做法是,突出历史人物身上与当代现实能产生关联的特质,同时兼顾这一特质对其后人的影响。比如,段祺瑞清廉,不蓄私产,晚年甚至靠赞助生活,所以没给后人留下财产,加之他心思都放在国事上,很少关心子女教育,子女不成器的居多;宋教仁是中国议会政治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但其思想并未在普通人心里扎根,连他的后人也未尝了解先人遗教,其命运坎坷未尝于此无关;蔡锷是民国初年最有法治精神的军人,其对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至今仍有启示意义,而其后人念兹在兹的也正是中国如何才能建成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只是我们固执地背对阳光。

都道是,朱颜辞镜花辞树,风流从来幻云烟,但一国文明的发展,怎能总是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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