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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际商帮PK:谁执牛耳?

2016-12-12 11:25 | 作者: 来源:《中国企业家》 校际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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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历史上的商帮,多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校友企业家开始频繁互动、紧密合作,校际商帮迅速崛起。和地域商帮相比,校际商帮有何不同?校际商帮成为一种现象,动力来自哪里?不同的高校给校际商帮注入什么样的基因?谁是中国最牛的校际商帮?在视频辩论会环节,来自武大和浙大的六位企业家就校际商帮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以下为现场实录:

1978年以后恢复高考后,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走进课堂,他们后来开始创业,尤其是1992年开始,有一群精英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创造了行业奇迹。于是新的深形成了,叫校友商帮。接下来是两个学校的代表。其中一个学校是连续十几年挑大学、选专业排名的第一,不是北大,也不是北大青鸟,是浙江大学。还有一个是最美大学,是武汉大学。有请六位嘉宾:

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作涛先生

华讯方舟集团副董事长吴光胜先生

杭州铭师堂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华锋先生

以上是武汉大学的代表。

拼好货、拼多多董事长黄峥先生

东方富海创始合伙人程厚博先生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兼CEO 董祺先生

这是浙江大学的代表。

我们今天是聊校际商帮,是一个对话节目,大家不要对立起来,先不要把浙大和武大对立起来,因为两个学校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讲第一个话题:校际商帮的崛起背景是什么。

陈作涛:我是70左右的代表。校友商邦或者校际商帮的出现我认为是一个商业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形成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产物。以前划分商帮一直按地域,晋商、闽商、浙商我们都非常熟悉。到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校友企业家给母校捐赠,我认为这是校际商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各大国际名校都有非常强大的校友基金会,实际上那是发达国家整个商业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形成的一个必然的现象。中国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北大、清华、浙大、武大还有更多优秀学校的校友企业家,形成它的组织,回馈母校、社会,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特别是我们商业社会进步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程厚博:首先我觉得应该感谢杂志社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未来我们国家要强大,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把企业搞好,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PK,这不单单是浙大和武大之间的PK,背后有一个更加重大的意义。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发展,都是谁赚了钱,怎么赚的钱呢?第一个,赚钱最多的是房地产;第二,你只要有胆量,你浑身是胆,敢干那个活就一定赚钱了,那是靠胆量的。但是到今天,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转型,环境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再靠胆量没有用,已经没有这种机会给你了。所以未来做企业一定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创新,这就必然就会跟咱们的高校相关,高校的校友、毕业生,可能是我们国家未来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所以如果说把今天武大跟浙大的PK当一个火种,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碰撞能够燃起全中国的高校之间的PK,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在中国大地上各大高校竞相发展,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主持人(柏煜):我沿着您的话问一句,您刚才讲的以前拼胆量、拼努力就可以实现屌丝逆袭,按照您刚才的论断,未来是不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正规教育的人就很难再出人头地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程厚博: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下绝对的结论,但是大概来说,未来创业成功的人当中,很大比例的一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主持人(柏煜):感谢两位。我问一个问题,校友商帮的崛起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时代特征,以前没有这么多知识精英创富群体出现的时候,校友商帮很难崛起。是不是因为新经济、互联网这些知识经济崛起才会出现群体性的校友商帮?

吴光胜:非常有幸参加这个活动。刚才听到作涛师兄和厚博学长的发言,我也是有一些感触。我觉得校际商帮是商业文明的必然阶梯,也是时代的需要,商帮的形成离不开信任,传统的商帮都基于宗亲和血缘,但是校际商帮是基于知识的力量、创新的精神、全球的视野,包括人文的情怀,这个是跟传统商帮不同的。如果说传统的商帮体现的是一种宗亲和血脉,那么校际商帮更体现的是知识和担当。就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校际商帮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是团结互助性。团结互助的概念跟以前不一样,我的创业经历中,除了陈东升大师兄、雷军大师兄这样优秀的企业家,也得到了毛振华师兄,包括陈作涛,包括田源师兄等等的支持,特别在精神上是一个无穷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团结协助性非常强。包括我自己,我自发用小米的手机,我用了六部小米的手机,我去美国、欧洲出差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IPhone。我觉得这是有一种情怀在这里面。这是第一个,就是团结互助性。

第二,是国际性。像武大商帮这几年,我参加了几次活动,上个月我们刚刚成立了武汉大学校友会长三角联合分会,下午我们要成立环渤海联合分会。我们在纽约地区、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也是风起云涌,校友商帮更有一个天然的国际性,经济的全球性也促进了商帮的国际性。中国文明错过了火车文明,也错过了海洋文明,我们再不能错过太空文明。中国人类的未来一定在太空,一定是广域和交互,校际商帮在这个方面的促进作用比传统商帮强。如果我们的视野不开阔,何来的开放?何来的改革?何来的创新呢?我觉得毛主席之所以没有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是因为小平同志出国了,看到全世界了。

第三,是一种创新的情怀。是基于人文的情怀,创新的精神。昨天开场白的时候何振红师姐讲了现代企业的最大特征是基于愿景和使命,我特别赞同这句话。校友商帮有一个天然的情怀关系。

吴光胜:从我的经历谈武大商帮的一些体会。刚才程厚博学长讲的非常好,国家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大学的竞争,是高校的竞争,在商业领域体现在我们校友商邦的活跃性。

武汉大学前身是自强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学院。就像这两个城市一样,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这两个高校、两个商帮之间最终还是要合作共赢。西湖有“山外青山楼外楼”,我们东湖也有“偶向东湖更向东”。西湖有“淡妆浓抹总相宜”,我们东湖有“珞珈之山,东坡之水,山高水长”。

程厚博:我认为不管是东湖之美和是西湖之羞,回到我们的论坛主题,主场中国,我们的校际商帮都构成中国创新力量主场中国的百花齐放。百花齐放才是中国的春天。

陈作涛:我想补充一下校际商帮的概念,绝不要单纯看一个学校,实际上任何优秀的公司里面都是多个学校优秀的毕业生组成的优秀团队,代表中国未来的梦之队。所以我认为校际商帮的讨论我更觉得是一种根上的合作供应,优秀的大学,优秀的校友企业家如何在合作的大平台下找到一个真正的能够在全球竞争力产生机缘的结合点,这是最重要的动机,一定要把这个论题绝不是谁执牛角的问题,而是如何共赢的问题。

主持人:华锋是在浙江的武大人。说说武汉大学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的身体上有浙江人的烙印,又有武大人的烙印,你讲讲冲突给你的改变。

赵华锋:今天来到会场,浙大是我所爱,武大更是我所爱,西湖是我所恋,东湖是在我的梦里萦绕。今天以武大人又以浙江人的身份,又是杭州人的创业者来到里非常荣幸。今天武大来PK浙大,这个事情本身很有意义,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高校商帮首次进入我们人们的视野。在我的印象中校际商帮是最近才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一直以来我们的深更多的是地缘概念,比如说徽商、晋商、浙商,更多的是基于地缘,以血缘和宗性为基础。作为校际商帮,无论是北大、清华、浙大,我们有共同的求学经历,我们在西湖之滨都渡过了四年甚至七年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我们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中国的商帮不是太多,我认为能称之为商帮的太少。我们校友的抱团远远不够。所以今天探讨非常有意义。

前面的学长讲了宏观的情况,我讲一些微观的情况。我汇报一下武大的实际情况。在我们的雷军师兄、田源师兄等领导下,在武大120周年校庆成立了一个武大商帮。一直以来,湖北的经济发展不如沿海省份,不如浙江、广东、江苏。上市公司的数量可能也不如沿海省份。但是武大校友捐赠达到15亿,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北大、清华。我们的校友雷军等等每年百忙之中都会回到珞珈山举行珞珈论坛,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武大后生。日本的财团有交叉持股,我们还交叉持有精神和思想。我们的武大校友企业家打造了“一虚一实”两个品牌。“一虚”就是珞珈论坛,“一实”就是天使基金。所以我作为一个浙江人,作为一个杭州的人每年有机会回到武大。

主持人:如果再让你读大学,你选择浙大还是武大?

赵华锋:我一辈子只有一所大学。

主持人:我们看到每个大学都有特质。请董先生和黄先生讲一个讲这两个大学不同的特质。我考你一下,浙大的校训是什么?

董祺:是“求是创新”四个字。为什么大学商帮开始形成?最本质的原因是大学生出来做生意的多了。以前大学生读书,都不太敢做生意。过去的十几年,大学生读完书,有知识的人创业多了,大学成为出产生意人越来越多的地方,自然商帮会形成。

第二,从我个人经历看来,我创业是跟浙大的校友。但这不是我们的刻意选择。而是价值观的一致性,使得这一切自然而然发生了。之所以会有大学的商帮,不是靠地缘,不会靠血脉的宗亲,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一致性导致这些人能合作在一起。浙大教我们的很多事情,你进来浙大,要做什么样的人,你在浙大要学什么样的东西,你离开浙大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构成了浙大每一个人在求学生涯中的反思和追问,使得浙大出来的人会有一些相对比较一致的烙印,比较重实际,比较勤勉、肯干、肯钻研。这是明显的烙印。这使得浙大的企业家有一些明显的特征,能不让人认识就把生意做大,坚决不想让别人认识自己。浙大校友在浙商群体里占有较大的比重,大家都喜欢闷声发大财。

第三,从学校和学校来看的话,我不觉得这里面是需要争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因为每一个人很努力过去几十年念书、工作,无非是想争取一个有机会跟一流、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和学习竞争的机会。这个过程中,整个的相互交流,学校与学校之间不同的文化标签的人的交流是最重要。就像今天,一上午大家都是很多的商业界的领袖,但是我看王导演的演讲是最受欢迎的,这是跨界的交流和冲撞。我们相信跟武大跟其他的非常优秀的团队的冲撞、交流、意见分享,我们能学到东西,这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我听清楚一句话,就是闷声发大财是浙大校友的特点。记住了,那黄峥也是浙大的,我看你一直在闷声发大财。

黄峥:今天的话题是商帮。但是说实话商帮对我的影响非常小。我自己觉得,其实大家在讲商帮这个概念本身有点无奈。为什么?第一,校际商帮虽然美国也有,但总在讲这个邦那个会,这本身说明什么?是说明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需要多一层标签来建立联系,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这是第一。

第二,是外界的需求。社会总喜欢用非常简洁的语言给人打标签。说你是浙大的有什么样的标签,你是武大的有什么样的标签。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我本人来讲并不怎么喜欢。

说实话,我在浙大读书也去武大看过,同一个大学里,人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我个人角度来看,商帮对我们年轻一点的这个企业家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多元化。因为原来我们从小到大受教育,包括中学还算好一点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大家有一个同样的标准往上排名。你不是在这个赛道往上排,就是在那个地方争分数。如果我们不这么排,把它变成浙大人是怎么样的文化,武大人是另外的风格。这样至少鼓励年轻人的用不同的知识获得不同的风格,这是对我来讲是有意义。

另外一点,为什么浙大的人闷声发大财呢?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很多年里面,浙江人从政很少。浙大的学生做高官的非常少。

主持人:不做官就求财去了。升官、发财本是两道,这是总理说的,还真的挺好。

黄峥:对,所以很早的时候就不想从政的事情,就想着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从商的。所以大家专注在这个领域把商业做好。这是浙大很多年来,至少在我读大学的2000年及之后的十年都是这样的状态。

主持人:我看到了你身上一股闷声发大财的气质。你刚才说的那个是浙大的特点,我们知道武大是又做官,又去发财,先做官,官做到一定程度再去发财的也有。比如说1992年有几位标志性的人物,像毛振华先生、田源先生、陈东升先生,都一一走出体制内,他们的级别都很高了,有的人一辈子也到不了他们的级别,但是他们毅然决然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来创业,来创办了中国一个又一个巅峰的企业。接下来我们就聊聊杰出校友,陈先生请您讲一讲。

陈作涛:主持人提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武汉大学是一个偏人文的综合性大学,四校合并之后工科和理科增加了权重,但人文的比例仍多一些。刚才提的东升学长、毛振华学长、田源学长都是杰出的校友。当然雷军学长是理科的代表人物。我们在座的三位武大人,都是管理学出身的。这个管理学或者说是经济学很大程度代表武大的一种内心追求,就是一种经世济民的社会担当。相比之下,浙大有大量的工科专业,在某个细分市场,细分领域上出现了大量的创业者,创业家。而武汉大学里,比如说92派的代表,做官做到很高的级别,但是他放弃了。他认为需要他担当的东西,换一个方式为社会做的贡献很大。他们就可以把原来的东西归零,再重新开始。

我们几位年轻的武大人也有这样的心态,包括我个人也是,我学管理学跟我现在从事的环境,完全没有关联。我做天壕环境公司的时候,对这个基本上没有概念。但我觉得中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各种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包括京津冀的雾霾等等需要一些真的有竞争力、有特点的环境产业公司出现。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把过去所有的资本、资源,所有的精力投入在这么一个更能体现我们人生价值的产业里。这是武汉大学人文背景的学生的一种做法。

程厚博:我也说几句。武大跟浙大是在中国是最古老的学校,浙大到明年是120周年,武大已经123周年了,这两个学校都源远流长,有很深厚的积淀。刚才讲的,同样是综合性大学,武大是以人文见长,浙大则是理工科更强。有几个数据,第一,连续很多年,浙大在全中国的发明专利是遥遥领先,它是紧随华为之后排全国第二的。第二,浙大学生的创业比例也是全国第一。第三,浙大发表论文的数量也是全国第一。这些数据也能解释为什么浙大成功的人多。最近福布斯排行,首次按高校来统计,上榜富豪浙大出身有38人,比第二名的北大多了12人。在浙大,我们一直也在探讨,浙大的学生跟清华、北大去比,要当官地利就不行,你在杭州,不在北京,你拿劣势跟人家比,就没有戏。所以浙大也好,武大也好,对自己的未来要有一个定位。浙大我个人认为,将来可以对标的是美国的斯坦福,它只出了一个美国总统,但是它出了全世界最多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我觉得浙大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

主持人:说得太好了。那我再问吴光胜先生一个问题,武大的校训是什么?

吴光胜:我们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主持人:我想问问“拓”字和“创”字的区别。

吴光胜:我觉得武大的校训历史渊源很深。刚才说武汉大学源于自强学堂,从我们的创始人张之洞开始,包括刚才讲的这些师兄和学长,武汉大学有实业报国的传统。我个人当年毕业的时候,也可以去团市委这样的部门工作,后来我选择了军工,后来是实业报国。刚才举的东升师兄的例子,我觉得92派也都是这样,可能年轻的时候就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风升水起了,但仍以国家为己任,追求为万世谋太平。

陈作涛:武大的拓新是一个非常确切的词。你看武大形成了很多不同的一个拓荒者,实际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跟武大的人文报国很有关系。我们的东升学长是做保险,今天走到这样的稳健规模是不容易的;我们的田源学长号称中国期货之父,都是从微观到一个新的产业去做。我们的毛振华学长也是评估领域的中国第一人。之前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敢拓?我们有拓荒者的心态,跟创新不一样。我认为校训太准确了。

主持人:拓字确实说得非常好,我们都开创了每一个行业拓方性的公司,后来成了伟大的企业家。武大“最美校园”这个最美该如何理解呢?是因为有樱花、东湖?这种生活环境对人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赵华锋:我认为有两层含义,一个是风景之美,大家都能想到的。另外一个我认为是武汉大学的师兄之美。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前辈师兄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对我们的事业道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辈子的、无法用价格衡量的巨大影响。所以武汉大学被称为最美大学是一种师兄之美,这种美是无私的,这种美是潜在的,但是又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幸运,在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能够加入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俱乐部。

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商帮的概念,什么是商帮呢?我认为应该是有组织、有纪律、有领袖的。有组织,像我们武汉大学商帮,我们有校友企业家的总会,还有三大分会,这三大分会分别是长三角联谊会、珠三角联谊会和今天下午要成立的环渤海联谊会。三个分会,我们不仅有总舵主,还有分舵主,所以这个得有组织、要有纪律。我们商帮里面下一步要成立监事会,对违规、不重信用、不守合同的校友要进行警告和开除,不能小孩子过家家。第三,要有领袖。我们商帮还有一个我们的热心的带头大哥,就是我们泰康人寿的董事长陈东升,陈董是我们商帮的一面旗帜,他给武大捐赠了1.5亿,他还要捐更多。所以谈到商帮首先得有组织,有纪律,有领袖,只有这样我们中国才会像美国一样,从原来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地缘商帮转移到以校园商帮为主流的校园商帮。以这种随性和感性的地域商帮切换到以理性为支撑,以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为核心的校园商帮,从而完成商业文明的升级。客观的说,我们的商帮,中国的商帮都属于非常初级的阶段,非常低级的阶段,这样的PK会议太少,我认为火药味应该更浓一点,PK应该更强烈一些。

主持人(柏煜):下次组织你跟北大来辩论。

赵华锋:我希望跟哈佛、耶鲁辩。我们中国有抱团的力量,但是抱团的前提一定要有领袖,没有领袖就是一盘散沙。没有领袖,我们再多,我们武汉大学在胡润的百富榜上只有12个人,排名第9,但是捐赠比较多,抱团力量比较大。也产生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企业,像小米、泰康、蓝月亮、公牛集团、当代集团、中诚信等等一大批的企业。所以这样越来越多的商帮就像满天的群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让我们创新创业之火烧遍全中国。让年轻的校友在大校友、大企业家的带领下,在这些带头大哥、带头大师兄的影响下真正一棒又一棒的传承下去。

主持人(柏煜):我忽然间发现武大的吴总和赵总你们两个文人气质特别明显,全是指点江山的感觉。

董祺: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想法。刚才听起来武大商帮已经组织架构很严密了,我觉得我对浙大商帮有一点点担心。

刚才华锋兄也提到有人带领,要形成高度紧密的组织架构,形成一个团体竞争,我觉得可能在浙大上面可能反映出不一样的气质。因为浙江过去20年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基本政策也靠不到,温州是最狼性的地方,以前没有什么资源,但是从最小的作坊,最苦的工作开始干,干到今天可能有一定的积累。我觉得浙大商帮对于我的意义不是更好的帮我,而是我觉得这是一直在看着我的力量。可能我个人更相信的是浙大的精神之于我就是我们各自盛开,相互守望。

主持人(柏煜):他是你守住你底线的地方,你怕做了坏事回学校没法混了吗?

程厚博:刚才赵华锋说武大要靠领袖聚集,刚才我们浙大要建立全球的母基金,是120亿的,我要用机制来建立这种联系,这种机制有可能未来更加长久,领袖有时候会生病的,我们希望靠机制。

赵华锋:我说的有组织、有纪律,也是机制。我把有组织、有纪律放在前两位。

董祺:因为我们相信里边每一个成员强了,整体这个世界我们相信还是一个非常去中心化的世界。我们相信在里边要有协作,但是我们不相信在里面是需要有一个领袖来指导大家去怎么做的,我们相信创新的力量,我们相信每个个体的力量。们也还行。这更多就是一个指引我们内在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觉得他会看着我们,学校希望他的校友、培养出来的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能够成功。我们更相信是这样的力量。从求学的过程中,跟校友的交流中,我们不停在充电,充的电是关于价值观、愿景以及他们的经验,我们不相信在里面谁可以救谁。一切都得靠自己,是各自盛开,相互守望。

主持人(柏煜):经典。黄峥,我知道你是做互联网的,你是不是在整个浙大的技术出身的人比较多,对创业有了很大的助力?

黄峥:我自己就是做技术的,我是浙大计算机系的。刚才来之前我对商帮这个概念没有那么强的意识,聊到现在,我觉得商帮真的是存在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刚才赵华锋讲的,他明明是浙江人,但是讲完了之后我立马觉得他是武大的,不是浙大的。刚才陈师兄和董祺都归纳了浙大的沉淀,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有几个:

第一,浙大相对于武大的情怀来讲,我们更加务实一点,更加技术实业导向。

第二,刚才董祺讲的,从组织结构上面我们更像互联网的多元化,就是每一个点有自己的特点,大家团结在一起并不是说有一个伟大领袖,是有一个一致的文化和一个机制,而且这个团体是在试图寻找这样的机制的。这个是和领袖领导的分层级的管理模式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在中国千百年来应该说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文化,但是从我做互联网人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符合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也非常符合互联网的特征。

最开始的时候陈师兄总结了浙大的发展方向,浙大的校友里面,做企业的人也是非常赞同的。大学的发展方向来讲,可以论证一下,我觉得浙大是极有可能在未来的50面里变成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有几个特征:

第一,斯坦福在硅谷其实是远离政治的。在硅谷其实没有其它好的学校,只有斯坦福。在企业起来之前,斯坦福也没有那么厉害。这些特征都非常符合浙大当前的状况。浙大本身也是至少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一定程度是远离政治。

第二,在浙江同样是经济大省,浙江和江苏,在江苏南京有好几所好的大学,但是在浙江杭州基本除了浙大,其它的学校跟浙大的综合实力相比差得非常远。

第三,在过去十几年里面,阿里巴巴的崛起对杭州的带动是很大的,对行业创新、创业带动很大。虽然马云是杭州师范学院的,但是带来的辐射效应,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大家的财富溢出,投出去的钱绝大部分都是投在浙大的。现在杭州的整个感觉,我觉得确实有一点像很多年前的硅谷萌芽的时候,而且我自己是浙大计算系的,我知道计算机系的老师们协作和对标方向都是斯坦福。这种对接其实比起其它城市其它大学,针对性是更加强的,特征也更加鲜明。

主持人(柏煜):感谢。时间关系我们每个人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感触。比如可以重点讲一讲校际商帮的使命。

陈作涛:希望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出现更多具有鲜明特质和核心竞争力的校友企业家,中国这些大学里不同特质的校友企业家能够联动起来,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去竞争,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程厚博:我希望今天咱们点燃的PK的火焰能够在全中国所有的高校里开始盛行,带动中国的经济高速成长。

吴光胜:作为武大人,我觉得我们武大缺乏的不是创造财富、创造商帮的人,缺乏的是有改变思想、改变人类进程的探索,作为校际商帮,我觉得更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作为中国创新力量的主场中国,百花齐放才是我们的春天。

赵华锋:未来地域商帮将逐渐转换到校园商帮,我希望未来不仅仅有武大商帮、浙大商帮,我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杭师院商帮、绍兴文理学院商帮的崛起而引领中国商业文明的升级。

董祺:商帮不是为了让我们在竞争中更厉害,商帮是一群有共同愿景的人能够把影响力发展得更大。

黄峥: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形成浙大商帮的特有的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成为一个常青的楷模被其它机构所学习。

主持人(柏煜):感谢上午大家的聆听,我们可以感受到从1992年开始,整个知识分子的创业群体,他们在中国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改变了一个又一个行业,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学校,用智慧传承,用成功的传承,让更多的人能够走上致富、创业的道路,同时去用商业改变世界。商帮的使命就是想办法用商业改变世界。

一个旧的商帮时代马上就要终结,接下来是校企商帮的时代。我们很荣幸今天来开启了这个时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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