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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垃圾贴上二维码,这家公司就获得2个地方政府各2000万购买服务

2017-06-09 17:38 | 作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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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汪剑超送给将要出生的女儿的礼物。

2011年年底,太太怀孕七个多月了。汪剑超提出,他想离开北京,去成都搞垃圾分类回收。

“这跟收破烂有什么区别?”

“没太大区别,可能还要糟一些。”汪剑超说。

当时他是一家外贸电商公司的总监,之前还在微软工作了5年多。汪剑超在北京年薪几十万,不到30岁有车有房。促使他作出南下决定的,是一个来自环保公司“绿色地球”的邀约加盟电话。因为他对绿色地球做的事——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及资源化——深切认同。

现在汪剑超已开启二次创业,还是做垃圾分类。接受采访当天,汪剑超没有特意打扮。他穿得简单,但是干净得体。他出现在成都街巷社区的垃圾箱旁翻箱盖时,路过的人很难想象,这个穿衣服很干净的小伙子到底想干什么?他是来看看分类垃圾箱的利用情况。

从收入看,他的生活质量比过去下降了。五年前太太大着肚子跟他来到成都,他感到内疚。“不过我也有私心。”汪剑超说,他希望女儿长大以后,环境和空气都会更好一些。

搞垃圾分类,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比“收破烂”难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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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地球的垃圾分拣 

垃圾围城

进入“收破烂”行业,源于汪剑超在微软的工作经历。

2005年从中科院软件工程所研究生毕业后,汪剑超拿到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offer。朋友说他的工作是在做每天几千万、上亿的人都使用的产品,汪剑超最初也是这样认为。在微软的另一个好处是,他每年有三四次去美国总部出差的机会。

头一回去美国总部出差在食堂用餐时,一开始汪剑超还不觉得那里和国内餐厅有什么不同。吃完后,他准备去扔垃圾放餐盘,看到回收处立了一排垃圾桶,总共有四个——绝不是哪个桶离自己近或者没装满就往里倒,他愣了半分多钟。

一位美国同事告诉他,四个塑料桶是分类别的:塑料瓶全都放一个桶;水要记得倒旁边的桶;剩饭剩菜都倒在叫compost的桶里面;易拉罐是金属,另一个桶单放。

在那位美国同事看来,这些细节不繁琐,他在家里也是这样分的。汪剑超想起了他在北京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一个地方,“当时内心都是崩溃的。”北京海淀区八家村,那里已堆成了露天垃圾场。“所有垃圾都是混的,只有能卖高价格的垃圾最后才会被拾荒者挑拣出来拉走。”汪剑超回忆道。

八家村距离中关村只有三四公里,周边居民扔掉的废旧电子产品和生活垃圾,一车车被拉到八家村倾倒。附近租房子住的拾荒者说:“中关村能卖出多少新电脑,我们这里就能收多少旧电脑。”这些在他们眼里是高附加值的东西。

至于其他垃圾就没人管了。它们盘踞了城市的空间,实在堆不下了,就烧掉一些。汪剑超有时骑车上下班,在八家村好几公里外的地方就看到浓烟。刮风天经过垃圾场附近,塑料袋夹杂着灰扑面而来。

美国之行让汪剑超深受刺激。因为垃圾经过分类之后,剩饭剩菜等厨余垃圾可用于制作堆肥,纸板、塑料瓶回收后运往下游企业作为厂家的生产原料,最后真正进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的垃圾将比不分类情况下减量50%~70%。

如果不分类将所有垃圾直接填埋焚烧呢?剩饭剩菜产生的液体将渗进土壤,流入地下水,最终又回到人体内,这些液体中很可能溶解了对人体有毒害的重金属。垃圾焚烧时,重金属也会挥发至空气中。

2008年,绿色地球环保科技公司在成都注册成立了,起因是“几个有国外生活经历的年轻人实在看不下去国内的垃圾围城了”。他们来到成都,谋划一件事,采用“扔垃圾—攒积分—换礼品”的路子践行垃圾分类。汪剑超与绿色地球其中一位创始人是朋友,绿色地球创立后他一直关注这家公司。

“垃圾换积分”是受到美国再生银行模式的启发。“我们离星巴克有多远?——10磅垃圾。”2004年1月17日,美国费城西部最贫穷的社区West Oak lane门口,突然竖起这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广告牌,再生银行试点由此开始。

这句广告语其实说的是再生银行的运作模式。住户每投放10磅可再生垃圾,再生银行即向住户支付5美元,划入专门开立的银行卡,住户用它在参与该计划的任一商家消费时,可用银行卡上的钱抵折扣优惠。星巴克是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

对商家来说,加入再生银行垃圾回收计划无异于给顾客让利,但再生银行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与商家谈合作有多难。如果两家商店的商品质量、服务相当,其中一家既参与了环保,还有价格优惠,消费者一定更倾向选择它。有个关于再生银行的故事传播很广。一名工作人员去和快餐店谈合作,对方犹豫不决,工作人员起身就走,留下一句话:“下午我们去和另一家谈。”结果离开不到一小时,工作人员就接到了那家快餐店经理的电话。在社区力量强大的美国,漠视公共事务的商家无不担心其消费者会被同行竞争者带走。

绿色地球在成都试点再生银行模式,自然需要设计一个“中国版”。它将银行卡改成了积分账户,消费折扣则变换为直接兑换礼品。有的商家会将绿色地球平台视为其商品推广和下沉的渠道,低价甚至免费提供部分新品。这样的好运气不多,对绿色地球来说最快捷的方式还是自己采购礼品。

在北京,2008年下半年起,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四处追踪垃圾填埋场。一年后,“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展出,获得很大社会关注。汪剑超说:“我每天上下班只是经过众多垃圾填埋场中的一座,没有想到整个城市都深陷垃圾的包围中。”

王久良最初的拍摄计划中并没有与垃圾相关的选题。他在老家拍摄其他内容时,发现田间到处都是装着农药的塑料袋,他的关注点也转向更现实的问题。王久良和策展人商量后,决定拍摄北京的垃圾填埋场,讲述垃圾的来龙去脉及它与人们生活方式的联系。

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在哪里?各自规模有多大?这些信息无从公开获得,王久良想了一个最笨的办法,他骑摩托车去追踪垃圾车。一年多时间,他跑了400多座垃圾填埋场,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他还把垃圾场的位置用小黄点在地图上标注,结果发现,北京城被小黄点包围了。

看到垃圾围城,汪剑超反思自身,觉得“影响全世界几千万上亿人”的想法遥远而又虚幻,应当先看看,自己能为身边的亲人朋友做些什么。

实名制垃圾

2008年,绿色地球在成都试点启动。住建部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被垃圾包围,垃圾堆存占地至少80万亩,相当于2540个鸟巢的面积。成都与北京同样面临垃圾困境。

绿色地球创始人邀请汪剑超“入伙”。汪剑超已在微软工作三年多,这时他已产生走出去闯闯的想法。不过突然从0开始创业,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心态还差太远。2010年,汪剑超得到一个在外贸电商领域的创业公司做总监的岗位,他先跳槽到那里,“积累创业经验”,又过了一年多才加入绿色地球。

绿色地球的扔垃圾方式和传统的很不一样,扔垃圾也搞实名制。“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汪剑超说。绿色地球为参与垃圾分类的住户开设积分账户,如今还给每个家庭发了用于身份识别的专属条形码。

出门前,住户将可回收垃圾装袋,贴上二维码带下楼,扔到绿色地球在小区专设的垃圾箱内。绿色地球每天会派车来把箱内的垃圾拉走,运往自建的分拣中心。每袋垃圾在分拣中心扫码称重后,工作人员根据积分规则计算出住户所得积分,及时返到他的账户中。这些已经拣选的可再生垃圾则上流水线,几位工人每人负责几类再次进行分类,几天后它们分别被运往造纸厂、塑料厂等,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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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地球会定期在小区设点,体积大的垃圾,住户可拿下来集中称重

5月12日,本刊记者来到绿色地球试点小区——成都高新区芳草街道办蓓蕾社区,该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已有一年半。社区设了20多个分类垃圾箱,它们是个通体灰色的大家伙,长得像ATM机。把一袋垃圾稍稍用力撞击箱盖,它则通过滚筒掉进了箱内。翻箱取垃圾要费很大的劲,绿色地球的清运工人是拿钥匙开锁才将垃圾取出,这一设计充分考虑了防偷盗功能。

“贴上二维码后,垃圾就是私人财产了,我们要尽可能帮用户保管好。”汪剑超说。从小区垃圾箱运往分拣中心这一环,绿色地球坚持一定自己来做,一来防偷盗,二来可回收垃圾与其他垃圾绝对不能混——它们对于垃圾分类成效的影响至少与实名制同等重要。

郑亚琴是蓓蕾社区居民,自从参与垃圾分类至今,她已累计积了2000多分。她说,之前家里有个旧的电烤火炉,扔了可惜,绿色地球发给她的《用户手册》写道,废旧金属属于可回收垃圾,她觉得太好了,这个小物件有了去处。郑亚琴还有很多积分没及时兑换,“我不着急,我每扔一次垃圾都会收到提示,告诉我扔了多少克可再生垃圾,我又为环保作了贡献,这时特别有成就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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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袋垃圾稍稍用力撞击箱盖,它通过滚筒掉进了箱内

同为蓓蕾社区居民的胡素芳则累计积了1000多分。她告诉记者,积分到账很快,扔垃圾后第二天就能查到。过去绿色地球工作人员会定期来小区摆摊供居民兑换礼品,事先会通知时间,她换过几块肥皂,还有100元话费充值卡。

不过2016年积分换礼品已取消,改为银行卡或微信提现。汪剑超说,随着试点覆盖面增加,他们发现好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购物渠道,绿色地球平台上的东西他可能都不想要,还是发钱最实惠。这对绿色地球来说也节省了采购和去小区做活动的人力。

进化简史

截至今年5月20日,绿色地球垃圾分类试点已覆盖成都597个小区,20.76万户家庭,回收可再生垃圾1.11万吨。

不过绿色地球起步异常缓慢,在2011年汪剑超加入前,它只做了成都锦江区的3个小区。

2008年绿色地球成立时,其做法和理念还很超前。工作人员去小区谈入驻事宜,刚打开PPT,就被小区里的物业管理员请走了。注册绿色地球账户需要绑定手机号,有的居民不干,怕他们是骗子。

头两年,绿色地球没有任何外部支持,它用Excle表记录和处理所有信息。当用户量做到好几千就无法往上冲了,信息系统难以负荷。2011年,成都市试点垃圾分类,所幸锦江区政府曾去国外考察过垃圾分类,他们认可绿色地球的模式。2011年,绿色地球获得2000万元锦江区政府购买服务,先给了400万,阶段目标完成后再拨付下一笔钱款。绿色地球承诺2012年做到2万户家庭,2014年则完成8万户。

此时,招聘IT人才已是燃眉之急,汪剑超于2011年年底以执行总裁的身份加入绿色地球,并享有股份。“这是很有意思的创业方向,做的是有社会价值的事,技术又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汪剑超说。条形码、互联网信息系统等都是他来到绿色地球以后才使用的,运用这些技术,每袋垃圾都可以被有效追踪。

汪剑超还设定了几项管理指标,如每周参加回收的用户、各小区回收总量等。通过数据分析,一旦发现某小区的回收活跃度下降了,工作人员就去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绿色地球分拣中心曾收到过很奇葩的垃圾,是一包用过的尿不湿。分拣工人一扫条形码,就查出谁家扔的,他们反馈给客服。客服一个电话打给住户,告诉对方,使用过的尿不湿是不可回收的,接电话的女性连说“知道了”。几周以后,分拣中心又发现了尿不湿,经查询和上回是同一名住户扔的。客服进一步了解情况,原来“那是家里的保姆扔的”,对方当即表示一定告诉家里所有人尿不湿不在可回收范围内。“我们和住户反复沟通,这也是一个教他学会垃圾分类的过程。”汪剑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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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地球分拣中心,几位工人每人负责几类,对可再生垃圾再次分类

2016年京东“6.18”大促期间,绿色地球与京东合作开展活动,用户通过绿色地球回收较完好的快递纸箱可兑换京东购物券。据统计,京东每年大约花费2000万元采购快递纸箱,绝大多数纸箱只用一次就扔了,最后回到造纸厂,京东只好重新购买。

那次活动绿色地球总共向京东供应了600多斤纸箱。汪剑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只新纸箱的价格大约0.5元,京东从绿色地球采购纸箱只需0.2元。“京东降低了运营成本,我们提高了收入,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如果我们卖废纸,一只纸箱的价格0.1元都不到。”他说。汪剑超看重类似这样与大公司合作的活动,它有利于获客,在倡导垃圾分类上影响人群也更加广泛。

2014年,绿色地球已实现盈利。一年后,它又获得2000万元成都市政府购买服务,试点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最近两三年绿色地球的收入构成中,政府购买服务占一半以上。

这是一种可持续性强的商业模式吗?汪剑超也时常反思。

“两个小区只隔一条街道,其中一个是政府购买服务指定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另一个政府虽然没给钱,我们也在小区做垃圾分类。前者期限满后,政府还要不要继续给钱支持我们呢?”他反问记者。

政府购买服务的提供者通常为企业或NGO,在汪剑超看来,它既是支持,也是掣肘。实践中他还遇到过这样的尴尬。绿色地球在政府购买服务指定的小区搞垃圾分类,个别小区不配合他们,真正有需求的小区主动找上门来,他们已无力投入更多的人力、资金了。

汪剑超想探索更加市场化的商业模式。今年3月,他成立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二次创业。“等奥北环保发展起来后,政府看好我们解决垃圾分类的能力,以对等的身份采购我们的专业服务,如此形成的商业模式才更加长期和健康。”他说。

奥北环保与绿色地球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运作模式轻,易于扩张。它设计了一个可多次循环使用的aobag回收袋。住户将可回收物装进回收袋,找到离家近的aobag回收点,每次以满袋换空袋,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奥北环保不在各小区设垃圾回收箱,而是与回收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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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北环保设计了可多次循环使用的aobag回收袋

快递代收点、杂货铺、咖啡厅、幼儿园等都可以申请成为aobag回收点,这些空间的运营者只需辟出一块闲置的地方,在主业之外也为aobag的用户服务,运营中可获得收益分成。

“aobag回收点由大家共创共享。如果你想参与垃圾分类却发现周围没有回收点,欢迎向我们推荐你家楼下的闲置空间,我们会邀请它,成为为你服务的回收点位。”汪剑超说。

奥北环保也是采用实名制、积分制。除模式轻重之外,它与绿色地球在运营上并无太大差别。它们的运作模式看上去不难学,技术在现有条件下也容易实现。

“既然如此,政府愿意出大笔钱为什么不它自己做?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在内地为什么少有成功案例?”记者问汪剑超。

“政府与企业做垃圾分类的驱动力不一样。能不能回收到可再生垃圾,这对我们是生死问题,压力之下我们必须持续专注每个细节和用户的感受。”他说。

做垃圾分类本身公益性强。业内人士认为,汪剑超两次创业所做的都是社会企业。绿色地球曾获得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资助,汪剑超本人则最近入围由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发起的第七届SEE生态奖。

可他想撕掉社会企业的标签。“别人这么叫我们也没办法,但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商业企业,要努力提高赚钱的能力。”

汪剑超还特别强调现在的公司不接受捐赠,如果将来奥北环保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前提一定是政府充分信任他的团队,认同其专业性。“我们只做供应商。”他说。

(田甜 tiantian@ice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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