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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张懿宸:国内股市为何骗子多?资本市场不是愚弄股民的场所

2020-05-27 13:52 | 作者: 何振红,李碧雯,马吉英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委员畅谈注册制、并购潮、国企混改和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对话|《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何振红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碧雯

编辑|马吉英

头图来源|被访者

“原来审批制度下存在的问题,不是说注册制上来就一定会好,但是至少靠事中、事后的监管、重罚,让大家知道资本市场不是予取予夺的场所,不是愚弄股民的场所,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表示。

5月24日下午,张懿宸委员接受《中国企业家》两会视频对话节目“何问西东·连线两会”独家专访,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进行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对话。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及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在张懿宸看来,科创板是在增量上的改革,而创业板推行注册制是在存量上的改革,通过这种形式,让监管机构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这对新经济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PE、VC机构的募、投、管、退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今年两会,张懿宸带来了11份提案,内容涵盖国企混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政府创新监管、PE基金募资、粤港澳大湾区等方面。在关于国企混改的提案中,张懿宸建议对于国有参股企业和国企境外投资企业,应明确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终权力机构,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的企业规范治理结构;国资委或其他国资主管单位定位于股东,而非上级主管单位。

中信资本在过去参与了包括哈药集团、环球医疗等企业的国企改革。对于哈药集团的投资,张懿宸感慨良多。

2005年中信资本投资哈药集团,但是入股了十几年,公司治理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017年,中信资本试图控股哈药集团,但是正好遇到《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36号令)发布,该交易只能终止。直到2019年经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引入新的战略投资方厚朴投资后,最终把机制做了修改,哈药集团变身为国有参股企业。“可能还得等一年后才能看到效果。”当被问到改制后效果如何时张懿宸回答道。

作为为数不多的投资机构背景出身的政协委员,张懿宸回忆称,他已连续1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每一年都会针对PE市场遇到的问题提1~2个提案。今年他的提案将目光聚焦在PE机构募资渠道上。在提案中他建议更多保险资金可通过PE进行长期投资。

摄影:邓攀

以下为张懿宸委员参加“何问西东·连线两会”节目与何振红的对话整理,有删减:

国企混改要有更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

何振红:5月23日下午,总书记看望了政协经济界的委员,参加了联组会讨论,并在会上也发表了关于民营企业的讲话,您在现场有哪些感受和体会可以分享?

张懿宸:我当政协委员13年,第一次在经济界联组会议上见到总书记,说明总书记对于经济工作的重视,也是对经济界委员的关怀。我和其他经济界的政协委员为此感到很荣幸,也很受鼓舞。

刘永好委员讲民营企业时,总书记也强调了民企很不容易,是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是我国经济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

总书记在会上还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把我们今天在经济上遇到的种种问题,怎么克服,都做了非常准确和深刻的阐述。

首先总书记提到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虽然近几年遇到重重困难,加上这次疫情的打击,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在国际方面,总书记也谈到,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缘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各国贸易保护倾向越来越严重。但是总书记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他强调,越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一定要继续我们开放、包容的对外态势。

听完总书记的讲话后,我们认为经济虽然短期会受到一些打击,中长期是非常有信心的。

何振红:两会前夕,中央下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今年你的提案中也提到优化国有参股企业和国企境外投资企业管理模式的内容。你对国企改革有何看法?

张懿宸:我们是投资机构中参与国企改制比较积极的。过去我们参与了哈药、环球医疗等国企投资。这些年我们对国企改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

这次我的提案主要是聚焦于国资参股企业究竟用什么样的监管机制,之前在此方面一直没有非常清晰的细则。

对于国资绝对控股的企业,最近这些年的管理在加强,但是对于国资参股企业究竟用何标准一直不是很清晰。在混改过程中,从民营投资者的角度介入到国企中间,对于国企的公司治理用什么标准是不清楚的,这是为什么(民营资本)对混改有很多疑虑。此外,很多民企在过去两年出现困难,和国企进行合作达到纾困目的,在这过程中,也给公司治理带来困扰。

我的建议是,国资参股企业(持股50%以下)回归市场通行做法,以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是代理股东大会对公司战略、经营进行管理,进一步再授权管理层。国资主要是根据自己持股比例或者董事会席位参与到企业的运作、管理,而不是作为这家企业的主管机构、上级单位。

前不久中央下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文件,这个文件中特别提到对于非国资控股企业应该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监管制度。这也是我这次提案的一个背景。

张懿宸委员建议国资参股企业混改要有更灵活的监管制度。

何振红:中信资本参与哈药的混改有15年了,在参与国企混改过程中,你认为主要挑战有哪些?

张懿宸:我觉得在国资参股的情况下,希望有非常明确的文件,可以做到有章可依。当国资是第一大股东,但不是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公司治理还是应该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的架构来体现。

我们在2005年就入股了哈药集团,当时在集团层面非国有股东加起来已经达到55%的股份,但是哈尔滨国资委还是单一大股东,整个企业的管理还是参照国企的管理方法。入股十几年,公司治理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019年,哈尔滨国资委和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改变机制,引入企业真正需要的市场化人才。最终国企变为了参股,哈药不再是国资控股的企业了。

这个过程,我本人从策划、说服各方都亲力亲为,知道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因此也希望在这些问题上有非常清晰的政策导向。

资本市场不是予取予夺的场所

何振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注册制的推行对于上市公司估值体系、VC、PE投资机构投资、退出都会产生深远影响,你如何看待这次改革,有哪些建议?

张懿宸:注册制大方向肯定是对的。在习总书记亲自关怀下,两年前在宣布科创板的时候,是在增量上实行注册制,而在创业板推行注册制,则是在存量上实现变革。目前世界很多先进国家采用注册制,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让监管机构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过去近20年,我国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是新经济,但是新经济企业在国内上市的还是很少,在国内上市的一些互联网新经济公司,最后都成了骗子。所以事实证明,事前审批不能保证公司是好公司,而是要交给市场,让市场判断,而事中、事后监管应该由监管机构来做,出现违规需要重罚。

原来的审批制度下存在的问题,不是说注册制上来就一定会好,但是至少靠事中、事后的监管、重罚,让大家知道资本市场不是予取予夺的场所,不是愚弄股民的场所,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对于VC、PE机构来说,这么多年大家都希望在本土市场上市,但是由于现在这套制度造成不可预见性太大,比如排队不知道何时能批,上市之后退不出等,但是对于PE、VC投资人来说,肯定还是希望能更多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所以希望注册制能把市场积弊逐步改正,不过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张懿宸委员认为注册制靠事中事后的重罚,让大家知道资本市场不是予取予夺、愚弄股民的场所,意义非常大。

何振红:PE行业目前遇到了哪些新的形势和挑战?

张懿宸:我觉得PE行业最大的问题,还是整个募、投、管、退的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关系没有理顺。

在2008年当政协委员开始到现在的连续13年里,每一年我都会针对PE市场中间遇到的问题提1~2个提案。

2008年之后,PE行业似乎蓬勃发展,也出现了全民PE的现象。从机构数量来讲,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管理人注册超过2.5万家,而美国只有四五千家,所以国内PE整体市场乱象丛生,鱼龙混杂,最终造成了PE的污名化。虽然市场蓬勃发展,事实上是虚假繁荣,其中隐含了非常多的问题,整个行业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某种意义上是缺乏监管。这个监管应该更多是事中、事后的监管,对利用PE进行诈骗的,应该严厉打击,而不是把额外的监管要求压在好的PE上。明明是别人得病,我们要跟着吃药。

我们有很多优质的公司并没有在国内上市。第一批互联网公司的成长,我们的PE机构没有赶上。今天的互联网2.0甚至是2.5阶段出来的新行业龙头,他们的投资人大多数也还是外资。原因在于,美元市场很成熟,注重业绩、团队,而不是注重关系、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募集一个美元基金所要付出的努力要远远低于人民币基金。

何振红:对于募、投、管、退中的募集环节,我们也观察到PE、VC机构最近几年出现了募资难的情况,针对PE行业,在这次提案中你提了哪些建议?

张懿宸:建议主要聚焦在加大保险公司在PE市场上的配置上。因为我国PE仍处于发展阶段,长期机构投资人的数量很少,因此我们有全国社保、地方社保、企业年金,是否应该考虑放松配置?

此外,在美国有捐赠基金等长期投资资金,这在美国PE中是很大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资金来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如果对PE投资限制比较严,从机构投资人角度,基本很难找到能做长期投资的机构,剩下投资PE基金的,基本是个人投资者通过银行理财产品投入,这些产品期限通常为3+1年,很难有优质的公司愿意接受(这个期限)。最终市场起到了自我调节作用,长期资金、在市场上有信誉的投资人能够投资好的项目,而短期的资金则投不到。

依靠技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何振红:中小微企业融资是最近热议的话题,你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有哪些观察和建议?

张懿宸: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全世界对这个事情解决得都不够好。

不过中央对中小微企业的重视度是全世界都没有的,李克强总理从8年前就一直在提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但这些年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更多是执行机制方面的问题。

张懿宸委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没有解决好主要是执行机制上的问题。

具体来说,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我们金融机构格局以国有银行为主,国有银行这些年对于出现坏账的追责机制越来越严,坏账产生于国企还是产生于民企,追责机制肯定不同。虽然政策上鼓励大家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从具体免责、追责机制上,大家又有免责的需求,所以政策和下面执行机制中间是有矛盾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整体都很大,相比欧美,我们的银行数量并不多。美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很多是社区银行,而我国银行规模都很大,大家希望做大项目,很多城商行在全国范围跨省发展,造成我们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存在缺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参考欧美建立一堆小银行,小银行长期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银行最大的成本是IT成本,大银行的IT成本一定低于小银行。

我们国家在走跳跃性发展之路。现在在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融资上,很多金融机构也在做,比如我们参股的微众银行。我们应该利用新技术、大数据、互联网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这些要求是非常好的,但是真正要把这些资金准确、低风险地送达到中小微企业手里,更多需要依靠技术来实现。

并购机会在哪些领域涌现

何振红:经济下行期是整理不良资产和并购资产的好机会,去年中信资本完成了第四只中国并购基金的募集,你对于今年并购市场有何看法?中信资本接下来会有哪些动作?

张懿宸:去年我们募集的新基金有三个投资方向。第一是医疗卫生领域,疫情之后,大家对医疗健康会更加重视。

第二个是科技领域。去年5月我们带着几位中国企业家去华尔街见了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的智库。当时美国刚把华为放入实体名单没几天。回来之后,我在公司内部谈到,投资上应该关注很多中国公司,他们不一定像华为那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需要找一些能够做进口替代的公司,包括硬件和软件。

第三个方向是to B领域。整个产业链上,我们比较弱的是B to B这块,以往to B的业务很难成规模,更多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在人情社会中是很难做大的。但随着反腐的深入推进,大家越来越讲规矩,更看重产品、服务、质量,因此我们要更好地打磨to B产业链,这种打磨更多时候是靠IT技术、系统、行业之间的整合。

疫情后,我们认为行业整合会加速,所有行业都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未来行业集中度会提高。

END 。制作:崔允琰  校对:张格格  审校:任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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