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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刘永好:去年新希望新增就业3.5万人,“超额”兑现了对总书记的承诺

2021-03-04 09:29 | 作者: 万建民,李艳艳,米娜,史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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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两会,刘永好委员向总书记承诺“新增投资300亿、新增就业2万人”,最终新希望实现新增投资330亿、新增就业3.5万人。疫情影响之下这一成绩是如何实现的?这位40年的“老农人”对乡村振兴又有什么见解?

采访|《中国企业家》记者 万建民 李艳艳

文|李艳艳  编辑|米娜

摄影|史小兵

“新希望去年新增投资330亿元,新增就业3.5万人,超额兑现了在总书记面前做出的承诺!”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兴奋地说。

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刘永好委员在发言中表示,在疫情影响下,很多民营企业压力很大、困难不少,“作为老一代民营企业家,我要发挥好带头作用,新希望集团将新增300亿元投资、新增2万人就业!”

当时在听了刘永好委员的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是在中国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发展起来的,一开始确实是一片荒芜,但从夹缝中成长起来了。这也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筚路蓝缕开出的一条路。今天,民营企业发展到如此之规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如此之贡献,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同时期破解不同的难题,民营企业要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奋斗、不断去克服困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两个如此”,让企业家们倍感温馨、也倍受鼓舞。2020年,刘永好委员所在的新希望集团更是在现代农业、食品加工、冷链物流和乡村发展几大领域取得了迅猛发展。

在疫情影响下,很多行业都经受了极大考验,一些老牌企业遭遇困难,甚至有一些企业因资金链紧张遭遇重大风险。“传统企业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点,新希望集团能够发展好,一是因为转型抓得比较早,二是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机遇。”刘永好委员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新发展阶段,现代农业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引擎,新希望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在对话中,刘永好委员特别强调,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必须要有组织和文化再造。在他看来,传统企业的基因和数字化是不搭的。不少企业仅仅做了数字化转型,结果组织、文化没跟上,企业形成了两张皮,反而加速了企业倒闭。

近期,一些老牌大企业遭遇了重大风险,企业发展困难,刘永好委员特别提出,“对于那些历史上曾经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有相当就业基础的大企业,在他们遇上转型困难和风险挑战的时候,还是要关心、帮助他们,给他们时间、空间,解决历史问题,给他们转型升级的机会,而不是一出现困难,银行马上收贷,那样好好的企业也会垮掉。”

刘永好委员认为,企业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之第一代企业家面临传承问题,是传统企业遭遇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透露了新希望在传承方面的秘诀:传承要早、要放、要帮、要传群。“现在刘畅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主要的精力就是关注年轻团队成长、数字化和转型。”

刘永好还谈及“猪周期”和“跨界养猪”的话题,他建议,既要支持中小农户的积极养殖,同时又要对规模化的现代养殖企业设立一定标准。这样的建议利于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能够减少猪周期波动对猪肉行业、农民或者经济的影响。”

一个更为深远的时代背景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工作重心转入乡村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了重要部署。

27年前,刘永好联合十几位企业家,倡导发起“光彩扶贫”事业。通过产业扶贫,修桥铺路等方式,这些企业为老少边穷地区脱贫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希望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了上百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50亿元。”刘永好透露。

此外,刘永好说,集团积极参与“万企帮万村”项目,要求两千多个中层以上管理干部每人必须帮助一个相对贫困户,接下来集团将继续参与“万企兴万村”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新希望集团从事了近四十年的乡村产业,我们了解中国的农业,了解中国的农民,我显然已经成为了老农人。”刘永好表示,站在“老农人”的角度来看,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提得及时,提得对,对企业来讲,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们应该发挥自身对农业的理解、认识和热爱,结合我们过去四十年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顺势而为,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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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刘永好委员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对话内容(有删节):

  向总书记报告:“超额”兑现了承诺

《中国企业家》:去年两会期间,您提出2020年新希望将新增2万人就业,这个“承诺”鼓舞了很多人。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怎么实现的?

刘永好去年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政协经济界联组会议,我在会上发言时谈到,在疫情和非洲猪瘟双重压力下,很多民营企业压力很大、困难不少,作为老一代民营企业家,我要发挥好带头作用。新希望将新增300亿元投资,新增2万人就业。

总书记听了我的发言,发表了民营企业“两个如此”的重要讲话,对民营企业的成绩和贡献作了明确肯定,也指明了发展方向,让我们倍感温馨,也备受鼓舞。

过去一年,我们实际上完成了330亿元的投资和3.5万人的新增就业,圆满实现了向总书记和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承诺。为什么在相对困难的时间里,还能新增那么多投资和就业岗位?这跟我们过去几年实施的“五新转型”策略直接相关。我们提出,用新的机制、新的青年、新的科技、新的赛道和新的责任来推动转型,最终的效果是积极的。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现在传统企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点。

前不久,一位朋友跟我聊天说,现在确实有一些企业,甚至是老牌的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出现了困难和问题,有的甚至垮掉了。为什么?我们还谈到,为什么新希望这样的老牌企业,处于农业产业这样一个利润率很低、风险很大的赛道中,又遇到了非洲猪瘟和疫情的双重压力,不但没有被压跨,反而还在前行?我想,核心还是我们的转型做好了。

《中国企业家》:传统企业都在谈转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新希望有什么好的经验?

刘永好大家现在都在说数字化转型。我认为传统企业嫁接上数字化的翅膀是对的,但前提是,必须要有组织的再造和文化的再造,再加上数字化的再造,才能成功。我们传统企业的基因和数字化是不搭的。不少企业仅仅做了数字化转型,结果组织没有跟上、文化没有跟上,企业形成了“两张皮”,反而加速了它倒闭的进程。这样的案例很多。

也有一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前,就推动了组织再造和文化再造,比较典型的是美的。美的起家于传统产业,现在数字化再造做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完成了组织再造,有了方洪波等一批新的企业家。第二,他们的文化再造做得非常好。在这两个基础上,又大刀阔斧地推动数字化再造。这几年,美的投资了数百亿元进行数字化再造,现在站在了小电器和家用电器的龙头位置,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的龙头。这是两个再造带来的成果。

新希望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步,跟我们的组织再造、文化再造和数字再造的结合相关。早在三四年前,我们就开始推行组织再造。

要给企业化解风险以时间和空间

《中国企业家》:你一直关注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问题。去年企业大都遭遇了比较严峻的挑战,对于今年如何帮助企业度过暂时的困难,你有什么政策上的建议?

刘永好最近我看到,一些规模很大的企业,区域龙头企业甚至全国的龙头企业也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企业要及早转型,拥抱新发展理念、适应新发展格局,这是对企业自身来讲的。

另外,国家为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提了很多政策,这是对的,也是必须的。但对于那些历史上曾经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有相当就业基础的大企业,在他们遇上转型困难和风险挑战的时候,还是要关心、帮助他们,给他们时间、空间,解决历史问题,给他们转型升级的机会,而不是一出现困难,银行马上收贷,那样好好的企业也会垮掉。

《中国企业家》:有人认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发展困难的情况比较普遍,这跟他们面临代际传承有关,您怎么看?

刘永好这是一个企业传承的问题,也是企业生态发生根本变化的表现。过去二三十年,这些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是在产品供不应求或基本平衡的格局下生长起来的,那个时候只要你努力、勤奋、认真去做,(产品)总是有市场的,总是有钱赚的,而今天不是这样了。

现在很多产业都饱和了,产能过剩了,而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要求企业必须转型升级,怎么转呢,我们新希望的经验就是组织转、文化转、数字转,三转结合,有可能会做好。早转早成功,晚转可能就被动了,太晚了可能就没机会了。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讲,就是这样。

这里面当然也有传承问题。第一代企业家经过二三十年创业,然后交班给年轻人,年轻人愿不愿意接是一回事,还会不会像第一代企业家那么勤奋又是另一回事。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按照他们的想法做,那么原有组织体系的适应性都需要考虑。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社会和舆论,对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要给一些包容和支持。这些企业出现一定的暂时性困难,要实事求是的对待他们。

此外,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这是时代的命题。这个事儿要做好,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要站在大格局上说,单纯从自身利益和风控角度,发现企业有什么问题,及早采取措施,这样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国家在政策层面也要思考,对于这些遇上暂时性困难的企业,如何给一些过渡期的保护机制?

以前一家企业的某个方面出现问题,或者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出什么问题,往往这个企业就会出现大问题。现在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确实是有巨大的进步的,特别是给张文中等企业家平反之后,对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是很大的鼓舞。

传承和“常青树”的秘诀

《中国企业家》:新希望在传承方面非常成功,对于其他同辈的企业家,你有什么建议?

刘永好第一,传承要早。不要临到头的时候再考虑。你40岁的时候就考虑传承,肯定比你60岁的时候要主动得多。第二,传承要放。你要相信他们、支持他们,不要什么东西都不放,什么都你说了算。第三,传承要帮。不是说找到谁、传承给他就不管了,要在理念上帮、在措施上帮,比如说刘畅,8年前她就当新希望六合的董事长了,我请了陈春花老师帮了她三年,在新格局下,体系、组织、自信都起来了,这是相对比较好的。第四,传承要传群。传承不是传承一个人,而是传承一个群体。一个人是搞不定的,要传一个组织、培养一个体系。你是一个年轻人,作为二代,公司上上下下都比你年龄大,都比你资格老,你说话、做事的想法都要有人响应才行。这都是我们新希望的一些体会,但其实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你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新希望也被称为民营企业的“常青树”,在这方面你对企业家们有什么建议?

刘永好第一,我们很早就提出了顺潮流而动,你要超前、快干、要有创新,但是也要收得回来;第二,要有清醒的学习精神。我现在70岁了,经常参与很多年轻企业家的交流和沟通。前两天还跟快手的宿华、泡泡玛特的王宁等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在一起,通过跟他们交流和沟通,我也会有新的知识和感觉。他们年轻,他们做得好,为什么?我们能不能赶上,交流一下非常重要。

我们在一起交流时,发现这些新一代企业家的知识面、数字化理念以及在组织、用人、创业的理念上,特别是在科技数字能力上,确实有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赶上这个过程。因为刘畅跟他们年龄相当,他们经常在一起,我也经常跟他们交流。

《中国企业家》:你跟年轻企业家交流,得到的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刘永好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能提出新的理念。我的很多想法也来自于这些年轻人。所以现在刘畅在公司的角色、地位、作用越来越大,她所在的组织群体,也是一批年轻人,200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平均年龄30多岁,他们起来了。而我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看看,去学习,去了解。

《中国企业家》:在公司里,你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刘永好首先,关注年轻团队的成长问题;第二,关注数字化的进度问题;第三,转型。年轻人、数字化和转型,这三个问题,就是新希望正在落地和企业新十条文化发展的内容。

70%以上农业院校学生“弃农”了

《中国企业家》:总书记刚刚庄严宣告,我们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同时,今年的一号文件就乡村振兴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你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带来的机会?新希望在这方面有哪些布局和举措?

刘永好这要从27年前讲起。那时候,我联合了十几位企业家,倡导发起“光彩扶贫”事业。27年来,我们通过产业扶贫、修桥铺路等方式,为老少边穷地区脱贫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希望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了上百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50亿元。

我们还提出“万企帮万村”,得到了企业家的响应,得到了农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总书记专门给我们“万企帮万村”的企业回信,肯定了我们企业家的扶贫事业,给了民营企业巨大的肯定和鼓励。

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告一段落,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提升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能力水准、帮助农民稳定的脱贫致富,使得农业、农村、农民在新格局下走在前面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四十年到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之一。但是我们的农业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时,正式提出乡村振兴的大目标,正当其时。

新希望从事了近四十年的乡村产业,我们了解中国的农业,了解中国的农民。作为一个“老农人”,我认为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提得及时、提得对,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们应该发挥自身对农业的理解、认识和热爱,结合我们过去四十年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取得的成就,顺势而为,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

2020年我们取得了两千多亿元的销售业绩,我们离世界级的农牧企业距离缩短了。我们在为乡村振兴作出应有贡献的同时,也在推动中国三农事业和农业产业向世界级水准迈进。

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的乡村产业、农业产业也会走到世界前列。这不单单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对农产业需求量大,要满足老百姓自己的饭碗和菜篮子,还要在农业的现代化、自动化方面上台阶,这是新的课题里,乡村振兴大战略正是赋予我们这样的企业的新任务和新目标。

《中国企业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农业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引擎?

刘永好: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由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三个环节构成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工业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服务业和农产业也在提升,但相对而言,服务业和农业产业相对滞后一些,而农产业滞后得更多,我们要补这个短板。所以乡村振兴就是要补农业产业发展不足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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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您作为四十年的“老农人”,对于乡村振兴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建议?

刘永好:乡村振兴靠人,现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量的农业院校毕业生“弃农”了,怎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大学生不但不“弃农”,还要“入农”?这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能否给那些到农业产业中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些政策支持,比如说每年补六万块钱,连续补三年,对大学生到农业领域从事农村产业一个支持。国家农业院校每年花那么多的钱,培养那么多人,但是70%都转行了,都去农进城了。

第二,我们提出,新希望要参与10万新农民的培训计划,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们已经培训了差不多7万多人。鼓励国家正规院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人才的培训,就是我的第二个建议,人才培训,人才先行。

第三,现在猪肉价格很高,而猪是中国消费最大的农产品,“猪周期”的问题比较严重:猪养多了价格便宜,农民不养了,猪就少了,价格又涨了,老百姓又说不能“猪肉自由”了。过去这两年,由于猪周期、非洲猪瘟、疫情三件事情的叠加,使得猪周期拉长了,波幅更大了。所以如何减少猪周期对养猪业的影响、减少猪周期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波动,对老百姓猪肉需求的波动和对农民的影响?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大企业跨界养猪,不能伤害小农利益

《中国企业家》:你提到“猪周期”,现在有很多知名企业跨界养猪,万科也要养、华为也要养。您怎么看?

刘永好:总体上我认为农业产业和养猪业“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关注它、支持它、投资它,这是好事;第二,要注意保护小农的利益。因为养猪是小农的主业之一,不要因为大企业的参与,就伤害了小农的利益;第三,对于外行转行做规模化现代养殖的企业,要设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人才标准、技术标准、投资标准和环保标准,这样才有利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中国企业家》: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做?

刘永好:农业农村部结合行业的发展提出。很多国家都有规模化的养殖标准。

《中国企业家》:高科技领域大家关注芯片的卡脖子问题,农业领域大家关注种子问题,您提出种猪也跟芯片一样,是养殖业的卡脖子问题。解决“猪芯片”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刘永好:由于历史原因,不光是种猪,种鸡、种鸭、种牛都大量依靠进口原种,这次我的提案也谈到了,我们集团将在未来五年投资30亿元在育种上,包括建立养猪研究所、选育种猪、建立原种挑选体系和研究机构的设置等等。

我希望,在国家政策多给支持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和国际合作,使得今后种业不再受制于人。实际上经过五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在种鸭的问题上有相当大的突破,新希望和中国农科院合作,搞了一个“中芯鸭”,达到了国际水准,改变了以前全部靠进口种鸭的格局。种鸭的成功,让我相信,在牛、鸡上也可以成功。

我们正在和相关部门建议,形成一些政策,鼓励和推动支持中国自身的种业发展。因为历史原因,以前我们的养殖比较散,而育种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和大量的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所以,在国家这么重视的情况下,加上企业的积极参与,我相信经过几年努力,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值班编辑:周春林  审校:陈睿雅  制作:崔允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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