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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不平等》:逃离贫困 政府有责

2014-10-29 11:34 | 唐山来源:《中国企业家》

《逃离不平等》

 

■ 《逃离不平等》

作者:[美]安格斯·迪顿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8

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从健康和财富的角度来阐述不平等问题,涵盖经济学、历史学、人口学、心理学等诸多层面。

要公平还是要自由?这是一个不断引发争议的话题。一般来说,资本方更愿点赞自由,他们争辩说:最大的平等是机会平等。但事实上,机会平等仍只是一个神话。

不平等,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人类需要不平等,否则就会丧失竞争动力,但又要警惕过度不平等,因为它将抑制创新、取缔竞争,造成整体僵化与崩溃。

那么,该怎样把握这个度?

本书作者安格斯·迪顿展示了独特的思考: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理解为“大逃亡”的历史,借市场之力,发达国家率先逃离了贫困、疾病和不幸,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大逃亡”的道路上。

前现代社会人均寿命仅30-40岁,男性平均身高低于1.60米,他们一生中都有挨饿的经历,其中80%的人属赤贫阶层。这其中,有制度因素、科技因素、商业因素、文化因素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有的发展中国家已改变了这个局面,有的却依然如故。

怎样把人均寿命提高一倍?其实,前现代人并非活到40岁就死,而是儿童死亡率过高,拉低了整体数据,只要推广廉价的抗生素,局面就能改观,可谁来做这件事?同样,身材过矮往往是因为童年营养不足,只要摄入热量充足,就会大大改善,可仅靠市场够吗?

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现代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射了各种免疫针,就有足够的食品,这是作为前提接受的,我们并没选择过,换言之,我们得到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因为有政府保障,而不是因为有市场。这恰好说明:逃离贫困,政府有责。

现代化不只是市场的成长史,也是公权力的成长史,只有它不断担负起新的责任,传统社会才有了“逃离”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家能力的建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做得更好,谁就会优先拿到走向现代的入场券。但,政府干预并非万能,当儿童死亡率趋近于零,提高平均寿命只能靠延长老人生命时,则市场将成为主导,在它的激励下,新技术、新服务不断涌现出来,但成本太高,资源稀缺,即使不太公平,我们也只能接受市场的分配原则。

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公权力的过多干预,会给效率造成伤害。以扶贫为例,目前全球近8亿人每日生活费少于1美元,平均只有0.72美元,换言之,发达国家只要每天为这些人掏0.28美元,即年均投入800亿美元,则世界上将无赤贫之人!2011年,全球富国共捐出1335亿美元,加上300亿美元民间救助,可赤贫现象却有增无减。

公权力缺乏恰当的分配手段,也无法有效监督,结果是盟国穷人每天可得几百美元,而非盟国的穷人几乎分不到任何资源,在腐败、浪费、低效率之外,许多捐款发放后还因扭曲了供需环境,反而产生了反效果。正如经济学家罗丹所说:“你以为你是在建设一个发电厂,其实你是在资助一家妓院。”

一切“大逃亡”,都是多种因素合力而成的结果,当各种要素无法统一起来时,则失败在所难免。正如非洲国家在提高人均寿命上曾取得显著成绩,可“艾滋病”又让多年努力付之东流。也许,正在逃亡中的人类,很难说出究竟该如何逃亡,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与逻辑中获得启迪。

本书最大特色在于作者熟练运用经济学思维,以随立随扫的方式,涤荡着我们对健康、财富、不平等问题的种种误解,虽然最终并未拿出更新颖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宏大的理论架构,但作为一场头脑风暴,亦使阅读者受益。(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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