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北方”和“南方”，
“发达”和“不发达”，“先进”和“新兴”，
“捐助国”和“受援国”。
这些词反映的是过去全球等级制度的语言。
不能不说这里有一种伪善的味道。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
文 | 本刊记者 侯燕俐 编辑 | 吴金勇 摄影 | 史小兵
在阿尔及尔的地中海沿岸，提帕萨（Tipaza）古罗马遗址对面，屹立着一座被当地称为“中国”的山，它的名字因中国一家碎石加工厂而得名。这种混搭的景象如同一个巨大的隐喻：曾是腓尼基人的贸易港口，曾是欧洲人、阿拉伯人的商业存在，在经过两千年沧桑岁月之后蜕变成所谓“荒芜之都”。就在那荒芜的旁边，生长出新鲜的中国力量。
然而异质的商业文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是必然。
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是否清楚地了解和回应了非洲当地人的价值体系、风俗习惯、思维模式以及市场需求？是否，中国商业在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天然等同于文明上的优越感？是否，中国企业在实现产业转移、复制低劳力成本的价值链过程中赋予了当地足够的知识技能？以及是否，价值观的输出也存在着第三种道路？
中非传统的友谊、政治默契在商业语言和个体经验之间经受着细微的敲打。
“中国制造”遇冷
埃塞俄比亚人涛源（Sinkneh）讲的关于中国制造的三个笑话让我体会到了他们看中国的转换视角。
埃塞俄比亚的孩子吃Injera(英吉拉，当地特制饼，铺有各式调料) ，吃到最后一片饼时停下来。“孩子，为什么不吃下最后一片呢？”“因为我不想看到托盘上‘中国制造’的字。”
丈夫买冰箱回家，妻子问其用途。丈夫说，用来冷藏中国鞋。“咱们这儿天这么热，中国给咱生产的塑料鞋又这么烧脚，我只好把鞋子冷冻一下喽。”
中国公司为埃塞俄比亚的街道提供了排水渠道，但都很窄，因此无法排出当地雨季的滂沱大水。埃塞人的结论：中国的水比咱们这边苗条。
笑话往往隐含着巨大的真实。涛源说，当地人在花同样钱的情况下，宁愿选择土耳其制造的衣服，也不愿选择中国制造的。花同样钱的情况下，越来越喜欢泰国制造的鞋。究其原因，因为上述两个国家的产品至少是可用的。
“中国制造也分层次。你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产品很差，也不能说所有欧洲的东西都好。要看产品是否满足需求。如果产品满足了需求，就是好的。如果中国制造都是烂的，为什么中国经济仍然在引领世界？”MESF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MIE）营销总经理Yesuf Ademnur先生显然有自己的说法。
作为吉利汽车在埃塞俄比亚的独家渠道商，Yesuf为自己的公司能组装、代理吉利车而自豪，“吉利收购了沃尔沃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1993年成立的MIE代理、组装、制造、销售各式机械设备，启动资金是412000美元，现收入已超过6000万美元。2010年，MIE通过中间人跟吉利国际公司搭上线，并亲自到中国参观了吉利工厂，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渠道协议。先是36部吉利车整车进口，进行市场测试。半年后，客户反馈不错，于是决定在吉利支持下自己组装。汽车到了埃塞，被赋予一个本地化的名字叫Addis，定位于中等收入阶层，目前CK款的市场售价为15000美元。“计划每年销售2000辆。还不够，我们希望再追加三款！”
Yesuf办公室外面的院子里还停着一台崭新的农机具，来自印度。
“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技术
埃塞俄比亚公路局规划项目部副部长Bekele Negussie周末还在上班。“工作量太大，节假日都得加班，否则完成工作太难。”
Bekele对中国企业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言语上就是，在提到中国公司时，一会说“你们”，一会说“他们”。
他并非不认同中国人的工作文化，但这种文化并非只是表面上速度快那么简单，它还裹挟了太多的忽略和不耐烦。“中国企业尤其是基建公司工人不休不眠地建设铁路、很有纪律，这对我们承包商和当地社区来说有积极作用。但我们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有意选择系统化的工作，但有时你要雇佣当地劳工，可对中国公司来说那没有效率。”Bekele曾在美国买过三件衣服，其中一件在自己的婚礼上穿过，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中国制造，当即他就震惊了。“那是12年以前，我因此了解到中国人确实能做事，你们有先进的技术！”
如果不算健忘的话，埃塞俄比亚当下的技术饥渴症就如同中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他们对于中国“新外企”的要求和我们当年对于西方“外企”的规约如出一辙。当然，你也可以称之为博弈。
“建筑行业是一个很活跃的单元，今天关于成本操作的方法可能明天就过时了。我们需要三到四年来完成一条道路，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比这个更快。当地劳工因为掌握了新技术，速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在中国发明的技术都应该拿过来指导我们。中国跟我们更多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不像是在这里工作的承包商，做完就走了。中国人一直在这里，那就意味着你们需要思考更多，如何真正地发展这个国家。”
新兴品牌带来的附加值和管理
在约翰内斯堡的办公室里，穿着短裤和拖鞋上班的谷歌非洲区经理Luke Mckend说：“要为非洲提供特别的产品和服务，提供附加值而不只是赚钱，仅是赚钱的话最终是无效的。我们在肯尼亚、加纳、乌干达、塞内加尔都建立了业务。本地化很重要，不然总是隔靴搔痒。”
Luke得感谢中国企业在通讯基础设施方面的开疆辟土，因为他早就意识到互联网在非洲的“接入口”问题对于谷歌是头等挑战。“在肯尼亚，华为改变了智能格局，半年间以更好的成本摧毁了诺基亚，影响很大—比如以前没人会想到贫困地区会出现手机银行，现在每个南非银行都有手机银行系统。但价格并不总会有效。”
“非洲消费者给你机会去建立自己的品牌，因为非洲人不会只去看成熟的品牌，也会看新兴品牌。尤其是东非，中国人非常受尊重，产品质量也不错。”联想南非地区总经理Henry Ferreira说，“你看三星和LG长期投资非洲得到了回报，他们卖冰箱、洗衣机和微波炉，是非常强的消费品牌。”
曾为惠普、康柏等IT公司非洲市场工作过的Henry，随着全球PC格局的大流转而加入联想，该公司除了他直接汇报的加拿大籍华人高管，其他40人都是本地员工。他说联想南非业务的增长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我刚进来时，联想在南非市场排名第六；上个季度，我们在南非市场达到11.3%的份额，排名第三（惠普第一）。
不仅如此，Henry还让整个家庭兴奋起来，从女儿、儿子到爱人用的全是联想系列，不允许用其它品牌的电脑（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耳熟？）。
Henry观察到，中国管理架构非常有组织性，同时又变得更加Glocal（全球本地化）。“一些适用于非洲的做法未必适合中国或者南美，你必须加以本地化。”
Henry认为联想文化中有个特征非常中国，就是总是在学习，不断做总结，每天都在进步。“通常美国管理模式是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去执行，基本上没必要从错误中学习。中国是做出决定，然后总结，这样不断提升，这是我在这里收获的最大价值。联想也鼓励企业家式的思维，尝试新做法，做到既有增长，又有利润。”
“哪个地区的市场份额超过10%了，你就被元庆盯上了。”Henry比划着“一束高光打在自己头顶”的样子。“联想注重业绩的文化鼓励你总是要不断提升。有时候人总是要被推一把，给一些压力，如果不管不问，可能人就懈怠下来。”
没有信仰，也能宁静
“你有信仰吗？”内罗毕司机Frank扭过头来问我。我看着他悬挂在车前方的耶稣画像，斟酌着说：“不算。至多有些宗教意识组合而已。”他笑起来，说很好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怎么建构的。
“我了解到中国有儒、释、道，还买了老子和佛学的书看。遗憾的是，这些没有多少当地人真正知道。”给我讲埃塞俄比亚笑话的涛源，还能说一口流利汉语。长相酷似奥巴马的他曾在浙江农林大学学习城市规划设计，并获硕士学位。
1996年，他到江西南昌的一家水坝公司，参与一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半培训、半考察项目，了解该地区的水坝、农田和河流。涛源说，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是第一大宗教，人们关心精神生活，出席重要场合会着传统服装，通常为白色。
“家里亲戚有过世的，要有各种仪式，总要给我们悲伤的时间吧。可中国公司等不及，有可能开掉你。”内罗毕中国商贸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本地姑娘直率地说。“说实话，我觉得所谓语言障碍不是根本问题，如果你真心想交流，可以找翻译啊。”当我调侃她是否愿意找个中国男朋友时，她笑了：“那他得会英语才行啊！”
阿尔及利亚法国兴业银行副总经理Hakim Ouzzani善于求同存异。他说，阿尔及利亚一度也是社会主义路线，与中国有共同语言。“中国也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我们希望跟与文化、历史相似性高的人在一起。”
据Hakim观察，大概有3万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主要在基建领域工作。“2009年，有10对中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结婚了，这就是标准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孩子很漂亮！”
从投行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可能因为怕麻烦而错过很多机会。“中国企业家不太关注支付方式，你们喜欢现金交易。但阿尔及利亚的规定是不允许现金转账，中国公司出口到阿尔及利亚都必须要求我们提供25%－50%的现金预付款。阿尔及利亚方面必须依照法律做生意。所以如果中国商人能够认同我们的支付方式，也许生意要大2、3倍。”
“中国现在还是独生子女政策吗？”会谈中的另一位高管好奇地接话。“在阿尔及利亚，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当得知中国两个独生子女结合时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时，南非Inkaba人力资本公司创始人Monwabisi Nkomentaba兴奋地敲着桌子：“这个想法简直太聪明了！”他补充说：“真想亲自到中国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文化。在我看来，中国人有一种乱局中还能保持宁静的气质。”
不想丢失的身份认同
“对中国投资者这个问题上，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媒体报道，说我们是反对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者。让我来告诉你，我们对于任何国别都没有倾向性。上周末（10月29日），总统萨塔在总统府宴请了中国企业家和华人华侨代表，这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赞比亚新闻旅游部部长鲁宾达（Given Lubinda）主动澄清误会。此前，中色赞比亚工人的罢工风波刚刚平息。
“希望你们尊重赞比亚法律。我们不会容忍无论是赞比亚投资者、中国投资者、美国投资者或是火星上来的投资者来到赞比亚，违背我们的法律而不受惩罚。因为投资必须是三赢局面，首先是投资者要赢，其次是赞比亚人要赢，再次是国际社区要赢。这是我们国家的立场。‘小中国城’这样的格局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全球村，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晚宴后，在鼓声和响铃中，鲁宾达主动与艺术家共舞，并按照风俗将小费塞到舞者的手中或者衣兜，回报他的是更加雀跃、欢快的舞步。“我们赞比亚人是天生的艺术家！”他自豪地说。虽然有过海外经历，鲁宾达坚持说自己的英语没有任何口音，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英国的。
“无论是何方投资者，我们关心‘熔炉’效应，确保最好背景和资质的人过来。我们不想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想只是中国投资者进来，那样你就跟随中国模式，也不想只是美国投资者过来。希望是一种内生的模式，让多元的人过来，跟我们一起投资，这样我们也确保了国家身份。希望跟每个人接触，与每个人投资合作。每个国家都会带来不同的技能，形成一种混合的视角，植入赞比亚价值观，形成赞比亚模式。”
2013年，赞比亚将在南部城市利文斯敦（Livingstone）举办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大会，接待3000多名国家代表。鲁宾达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和挑战，希望中国投资者支持。“利文斯敦有两家酒店，但是会议设施依然不足，我相信中国投资者一定会有能力在既定时间内完成类似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我们主办这个2013年的旅游大会。”
自尊而骄傲的大陆
赞比亚第四大玉米面生产公司Superior Milling的CEO Caleb A. Mulenga明显感到殖民地时期英国的影响力如今在消失，中国和黎巴嫩的商业渐多。有英国朋友问他为什么赞比亚和英国之间的商业如此之少，为什么更多的商业流向东方？他回应说：“英国投资是要花很多年去做决策，而如果你跟东方人打交道，一旦同意，第二天就可以做。”
在Caleb看来，中国人对自己的居住地点不太挑剔，哪里都能住。但并非所有的中国商人都得到欢迎。“这个国家有两种中国投资，一种是比较正式的，对我们国家有意义的。另外一种是对当地有不当刺激的。比如，我们的主食西玛（Nshima，一种由玉米面做成的食物配之以蔬菜和肉类），通常是赞比亚妇女烹饪，在市场上售卖。但是你发现中国人也跟当地人竞争，也来做这个菜。所以人们就开始抱怨，这些是投资者，可是为什么也来做我们擅长的西玛饭呢？中国人养鸡，比赞比亚养的鸡长很快，个头大，价格降低，严重冲击了小商业者的生意，容易激怒本地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地人会说中国投资者差的原因。人们议论的大多是这种所谓的中国投资。”
赞比亚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技能鸿沟确实存在，Caleb觉得赞比亚需培训更多人，掌握中国的新技术。“很多赞比亚人去中国学习汉语，这是很好的起点，因为必须首先能读懂汉语才能掌握中国技术。
窥一斑而知全豹。
非洲人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情感是复杂纠结的，也会因为职业、角度、体验的不同形成迥异的感性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非洲认识中国的载体。
几乎在所有到访的非洲国家，都会有人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微笑着说出汉语“你好！”于是知道，历史不会被轻易遗忘，现实愈加拥挤。中国式管理、生活作风到了非洲都未必会被天然地接受——这块土地有属于自己的苦痛记忆和生命常识，国家在部落冲突、殖民催化、独立解放运动以致全球化的各种潮流中回环往复，民众希望找回自己的骄傲和自尊，而这种愿望不会因为物质的不够丰厚而打折扣。
注：本文详见2011年第24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