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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这一代人的梦与痛

2013-10-16 08:14 | 作者: 曹顺妮 陈曦 马钺 来源:《中国企业家》 田溯宁 王维嘉 邓锋 王石 王辉耀

2013年下半年,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突然之间变得忙碌而热闹起来。这是故宫东墙外的一所院落,门口的匾额上写着五个鎏金大字“欧美同学会”,笔力老到,风格沉雄。

今年是欧美同学会建会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是中华民国二年,一百年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4年,国家百年兴衰,这一处旧式院落可曾记得?

它应该记得,因为中国国运的兴衰与留学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必详勘中国近现代史,只需浏览欧美同学会百年历史,即可烛照这个国家百年悲欢。

中国的留学运动自百年前始,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当年,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就离开了华夏之邦,远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去了。此后,虽经沧海桑田、天地翻覆,中国海外留学始终不绝如缕。及至当下,中国留学生更是高达240万之巨,这个国家已成世界留学第一大国。

文_本刊记者 曹顺妮  陈曦   编辑_萧三匝

就差1票!天士力原副董事长李文坐在儿子画画的小板凳上,用一根手指比划着,一笑。2013年3月15日,长安俱乐部9层,一众金融投资、IT互联网、地产业精英齐聚在此,进行两年一次的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换届选举。

选举当天,李文没有成为11名常务理事之一,他承认,与他一起参与竞选的理事们实力过于强大:李彦宏、李开复、邓亚萍、钱颖一、沈南鹏、杨澜、陈志武、朱云来、吴鹰、俞渝、王波明、许小年……谁都不弱。虽然落选了,但他的竞选演说还是赢得不少掌声鼓励,这使他感到虽败犹荣,竞选是个愉快的体验。

委员会名字中有个不会随时光变换而褪色的“2005”,是因为那一年王维嘉、王辉耀、王波明、田溯宁、汤敏、傅军、赵民、李山8位海归凑在一起,冒出创建一个民间组织的念头,还给这个组织赋予了宏大的使命:融汇东西智慧、提供治国建言、联络顶级海归情感、加强中外交流。此后又精炼为“联谊海归精英、汇聚全球智慧、推动社会进步”。因是开放式组织,2005委员会理事名单随时在更新,留学哈佛的王石近日也成为一名新会员。

欧美同学会所代表的新一代海归,曾是不合时宜的经济动物,如今已是国内企业家的中坚力量,而且有清晰的阶层自觉。

“信息高速公路很好,请公路局办理。”

这不是一则虚构的冷笑话,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某省领导在一个年轻人上呈的报告上的批示。年轻人为了赢得领导的支持费尽唇舌,在看到这份批示时,简直想痛哭一场。

年轻人叫田溯宁。1993年,他和丁健等留美朋友在美国创建了互联网公司“亚信”。1995年,他们将亚信带回中国。在见到上述领导前,为了在国内注册公司,他们刚刚被人骗了5000美元。

田溯宁出身工程师家庭,学的是资源管理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克萨斯州两种草的竞争模型。中国根本不需要这两种草,因此这种学问对中国毫无用处。有用的是刚刚在美国兴起的互联网革命。直觉告诉他,互联网能改变世界,当然也能改变中国。这是他和朋友们回国创业的初衷。

上世纪80年代,开放的中国兴起了持续不断的留学潮。到90年代,留学生纷纷回国,其中一大部分进入创业大军。但这个古老的国家迎接游子的更多是误解。“很多人觉得我们回来是因为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创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田溯宁回忆说。而领导热情洋溢的批示让他感到自己就像德克萨斯州的那两种草,要在中国扎根是困难的。

田溯宁这一代海归既然以一种闯入者的身份进入这个曾经长期封闭的社会,就注定与这个社会的既有秩序产生种种冲撞。他们必然纠结、挣扎,但与其晚清、民国时的前辈相比,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对这代海归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引领变革是共识。

严格说起来,田溯宁是一个非典型性海归。90年代后期,互联网浪潮席卷中国。2000年,亚信率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就在亚信上市的关键当口,田溯宁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命。1999年,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上海市合资成立中国网通公司(小网通),聘请田溯宁担任总裁兼CEO。从此,田溯宁开始了在网通长达14年的职业生涯。他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虽然赚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宽带进入中国千家万户。要实现这个梦想,国企的平台可资利用。

上任后,他完全按市场竞争机制招聘了一批管理人员,并带着核心团队到国外融资,那是他在网通感觉最好的时光。但到2002年,小网通与原吉通及原中国电信所属北方10省公司合并组建了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大网通)之后,情况就完全变了。

“瞧,我头发都掉光了,都是在网通那几年闹的。”拍照时,田溯宁如此自嘲。

那是他最挣扎的时候。从理念到行为方式,他都与国企做派格格不入。他去国资委汇报工作,常常在领导办公室外一等就是两个小时,汇报工作又得说官话,“不讲那套话,人家觉得你不入流”。用人上,小网通、大网通的人搅在一起,几乎全打乱了,他只能“和稀泥”。跑上市时,他天天晚上跟各部委的人吃饭……

“我已经有几年做企业的经验,但那时有一种恐惧,非常害怕给国家做砸了。在亚信的不安可能来自公司营收方面,在网通的忐忑则是在万众瞩目下怎么做好国家的企业。我必须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别人怎么看自己,班子对你评价怎样。”田溯宁对《中国企业家》说。

他下决心一定要站得住,但这并不容易。他接管的是一家拥有20万员工的国企,哪怕统一口号、统一企业LOGO的颜色都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民营企业做预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网通,他和助手们必须做大量的说服工作:集中培训、电话会议、明传电报等各种方式都用上了。在亚信时,公司有年度日历,什么时候做经营规划、业绩考核、年度审计、战略讨论、预算等等在日历上一目了然。田溯宁本想在网通推行这个做法,但在费了很大劲儿做出日历后,推得特别累,最后不了了之。

妥协是必须的。慢慢地,他学会了像国企领导一样背着手走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前呼后拥。好在,他在网通做成了几件大事。最让他自豪的是,他把网通成功送上了资本市场,几千人拿到了期权。当在一个区县的电话亭看到“中国网宽天下”的标语时,他很兴奋。

但他最终选择了离开。说到底,他无法在网通推进更大程度的变革。他一直想把网通发展成一家全球化公司,但这一目标在他离开后至今尚未实现,“其实我们很有可能做到……”

“如果当初没有离开亚信,现在会怎样?”如今已是民营企业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的田溯宁有时也会这么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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