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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娟:《黄金时代》,一场民国的怀旧病

2014-10-17 11:18 | 作者: 来源:《中国企业家》

许鞍华对萧红用过的哪怕最微末的什物,都只是痴迷地摸摸看看,不舍挪动分毫。从这个角度,许鞍华成功做到了送客死异乡的萧红“回家”

仅仅是萧红致萧军信札里的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而安闲,经济一点不压迫,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就成了本片大规模营销宣传的攻坚点,也是许鞍华创作的情感基调。于是,这段感喟被晕染为一个“想爱就爱、无所畏惧、快意恩仇、畅所欲言的黄金时代”。身处喧嚣而寂寞的商业文化漩涡之中,现代人为特定现实政治所造成的历史失语症,迫切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民国则迎头赶上,填充了现代人叙事与抒情的饥渴,无数熠熠生辉的名字从这里出发,演绎刻骨铭心的传奇,亦成为隔世的人们毕生耽溺的记忆。萧红和围绕她身边的民国作家群,则为许鞍华提供了一段涉渡的、或者说萦绕不去的浮木。

民国女作家的两大丰碑,张爱玲写人性之私、情爱之私,已经被推到了教母级作家的尊崇位置。相比之下,萧红则显得声名寂寞,长期以来被笼统归入左翼作家群,一个政治寓意大于文学地位的群体,但是当我们深读萧红,会发现她远远超越了左翼的立场。浓烈而悲情的萧红,犹如一枚钉子,牢牢钉在那个时代,她关注苦难的民族,苦难的女性,以及这双重苦难中升起的美丽。她冲出女性的边疆,横空越轨,而越轨又创造了胆略,攀援女性绝足的长天大漠、崇山巨壑。然而沉重的女性、女身,无不成了她痛苦的来源。“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令人心酸。

要理解萧红的作品,必须从她的人生入手。坊间贩售的大多数萧红传记和文艺作品,都把浓墨重彩放到了萧红的缤纷情事上,霍建起版的《萧红》,将她塑造成了一个游戏风月的沙龙女主人,情挑端木一场,她端着酒杯,媚眼如丝,那是《日出》里周旋于富商巨贾的高级交际花的做派,更将鲁迅和萧红的暧昧坐实到了刻毒的地步。一片嘈嘈切切中,萧红临死前所担忧的“我写的那些东西不知还会不会有人看,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已然变成如山铁案,因此,当传出许鞍华将拍萧红时,评论普遍抱有很高期待,也许惟有高擎写实主义大旗的许鞍华才能告诉我们一个真萧红。

许鞍华宗教般的敬畏之心,以致于她对自己的侧身其中是如此小心翼翼,以往她作品中的强烈的同情心、聪明敦厚的人文关怀变得游移不定。许鞍华保持了自己执掌文艺片的审美洁癖,并未过多恋栈萧红情爱经历的风月噱头,然而,对主人公情爱观的诠释却最能体现导演自身的主张。她选择对萧红短暂而戏剧化的一生进行全景式扫描,用萧红的作品、她生前情人、朋友的书信、回忆文字串联影片始终,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为求客观,她选择了一种极具“挑衅性”的叙事方式——所有的人物都成了接受访问的知情人,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自己印象中的萧红,跳出角色看待角色,这种意识外观是直接将导演思维影像化,在没有对观众的接受习惯进行充分培育的情况下,这种“打破第四面墙”、让观众意识到自我存在、摄影机存在的尝试是非常危险的,观众被漶漫的追忆节奏拖拽得不知所措,大量的旁白、独白、画外音将时间线切割得支离破碎,多少显示出了导演在影像叙述方面的无力,她所期许的对历史的舞台、时空隐喻的追求亦大打折扣。

在谈及对“黄金”的理解时,许鞍华说,很少人在自己幸福的时候能感受到幸福,但萧红的敏锐和直觉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一种天然的素质,能为理想赴汤蹈火。萧红作品的自传成分非常高,她的情爱和旅程,始终颠沛流离,年少被骗,几番被负,苦难加载在她身心的烙印,几无甜美的丝缕加以挽回和安慰。许鞍华的表达非常诚实,萧红的不幸与狞恶以自然主义的态度一一呈现,因为屏蔽了观点,影片试图用苦难烘托出对萧红的同情,三个小时的时长,从她生病到去世就用了整整一个小时,在不同医院的冗长辗转直接拖垮了观众的耐心,于剧情推进和性格建构却无任何助益。身怀六甲的萧红在码头摔倒,无法起身,眼睁睁看着船开走,在码头躺了整整一夜,每个观众都成了有切肤之痛的目击者。她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与其说是懂得真爱、放任自流,不如说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只求片刻柴米夫妻的安心。她未必有什么高拔和自信,然而时不予她,总是有错,错的时代、错的家庭、错的机缘。这哪里是什么黄金时代?实在是坏的不能再坏的时代!

《黄金时代》的剧本,李樯闭关写了三年,几乎挖遍了所有的史料,但过于倚重材料的结果就是被史料所累。许鞍华没有做任何的交叉论证,任由三年的案头功夫以原始状态堆砌在银幕上,非但没有拼接出一个清晰的萧红,连她想藉萧红树立的时代群像也未能成功,那些没有廓清的迷雾,没有说破的隐情,依然硬硬地梗在那里。萧红所接触的男人,如萧军的豪霸,端木的些许懦弱,都极富张力,具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可以表现出人性的晦暗与光彩,本片中却显得非常潦草和标签化。由于求大求全,众多周边人物匆匆登场,只能白描勾勒,自然免不了历史题材影片的即视感。

当然,严肃的创作态度、精良的制作水准、精美的影像质感,使《黄金时代》在定纷止争方面的贡献毋庸置疑,尤其是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坊间一直有传言二人有暧昧情愫,其源头无非是萧红遗言想将自己的骨灰葬在鲁迅墓旁。萧红的写作与鲁迅等自觉承担启蒙任务的精英知识分子迥然有别,她于鲁迅是精神上的传人。影片将两人近于师徒和父女的那种分寸感把握得极为好,在与萧军出现感情危机时,鲁迅家是她唯一能去的避难所,即使只是静静地呆上一天不发一言。萧红一生孤苦,惟有祖父和鲁迅对她关爱,片中多处强调她与祖父感情深厚,对鲁迅是再正常不过的移情。

仿佛是乘着时光机回到令自己欲罢不能的一段历史,许鞍华在历史的镜域中捕捉到了一个凛冽女性的身影,对她用过的哪怕最微末的什物,都只是痴迷地摸摸看看,不舍挪动分毫。从这个角度,许鞍华成功做到了送客死异乡的萧红“回家”。

许鞍华们爱之深、许之切的民国,作为一阕浓烈而忧伤、纯净而超载的东方镜像,已经无法到达并着陆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不能挽回与复刻的怅婉之情,恰成一种美丽,只能以怀念召唤之。电影是导演专属的魔法,伍迪·艾伦就把自己景仰的所有艺术家、文学家,打包塞进了《午夜巴黎》,在一次次尽情穿越“流动的盛宴”后,他温和地自嘲了自己的怀旧病:“如果你留在这里,这里就变成你的现在,不久以后,你就会开始想象另一个时代才是黄金时代,这才是现实,不尽如人意,因为生活本来就是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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