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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冬天,那个史上罕见的考场——恢复高考四十年有感

2017-06-12 10:23 | 作者: 郝旭光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提要:我当时所在考场,师生同考俨然常态。别的考场,还有夫妻同考、叔侄同考,那场景真乃古今罕有。那年的高考是教育机会公平的回归,更是文明的回归,它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发展进程,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轨迹,让我们铭记终生。

文 | 郝旭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在山西农村插队的北京青年,劳动积极,勤奋好学,为人和善,表现优秀,但数年来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总是落不到他头上。他知道原因,没有过硬的关系,没人向公社领导打招呼;家庭困难,拿不出几十元钱送礼;作为一个大小伙子,没有可以牺牲的东西。三条路堵死了,绝望吗?不!决不!小伙子还有智慧和胆识。他在北京的父母家有架台式收音机,在当时,特别是农村,还是个稀罕物,谁家有个台式收音机,大体相当于现在有宝马X5的面子。他把那个收音机拿到村里,趁着公社书记不在家,到了他家里,对书记老婆说:“我是某某某,把这个收音机放在这里”。没多久,小伙子得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临走那天,同样趁着书记不在家,又把那架收音机拿走,坐着火车回北京上大学去了。

精彩呼?悲哀呼?如果觉得故事精彩,那时的好多地方都演绎着这类为求生存而博弈的故事。如果觉得悲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多少优秀青年面对着没有上学机会等等不公平,谁来可怜他们?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

沉闷中一声惊雷。1977年,注定是共和国历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恢复了正常的高考。要知道,此前11年,1966~1969年4年未招生,1970——1976年7年大学招生录取不用考试,而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入学的。看出这里的关键词了吗?“领导批准”是最关键的。应该说,许多推荐过程中是比较公正的,当时的许多领导也是好的,但像上面的领导和某公社党委书记这样的领导也不在少数。后者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的名言是:“你们教师就像鞭稍上的屎壳郎,甩哪里臭哪里。”这是我在现场听到的。这样的不算少数的领导要“批准”谁有资格进大学啊!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能想象得出来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十年浩劫的时代,那是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的时代。这场浩劫对教育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难于言表。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招生制度,是教育机会公平的缺失,更是文明的倒退。

笔者有幸作为高二在校生和毕业生于19977年冬天和1978年夏天八个月内参加了两次高考,全国可能没有多少人有这种经历。我当时所在考场师生同考俨然常态,真乃古今罕见。全国别的考场还有夫妻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姐妹同考,那场景恐怕空前绝后,实属人类奇观。这才是机会的平等,这才是文明的体现。它更反衬了前面11年推荐制度、领导批准的机会不均等和文明的倒退。

那年的高考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发展进程,将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功绩。因为它恢复大家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文明的回归。正是这种文明的回归,也彻底改变了我们考生人生的轨迹,让我们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种感受用语言难以表达,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能成为一个大学生,可按照“文革”期间大学招生的规定,“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大学复审”,主要要看政治表现,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条件,像我这种小学公办教师家庭的平民子弟,加上姥姥家富裕中农背景,永远都没有任何可能的机会被推荐给“领导批准”,永远!永远没有机会!取得上大学的推荐资格进入“领导”案头的机会,就是这个机会,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至于上大学,那不是笑话吗?!一方面是“我想上大学,我要读书”的这种渴望,另一方面是对机会做梦都不敢想的那种绝望,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渴望与绝望的冲突、交织的感觉,是如此的苍白。而且,我家哥俩,尽管就生活在农村,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们这种农村的双职工家庭也必须至少有一个子女上山下乡,父母为此经常彻夜不眠,犹豫着要不要让我哥哥先参加工作。最后为了避免老大下乡后老二接着下乡的悲剧出现,做出了让哥哥先就业的艰难决定,哥哥1977年进了县城的工厂上班。我当时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父母的这个决策,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别无选择。这样,对我来说,高中毕业,要么是下乡插队,要么是在下乡插队的土路上,我为此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自己未来最好的结果就是插队两三年之后能够进县城的工厂上班,或者接父母的班当一名小学老师:那样自己也成为鞭稍上的屎壳郎,甩哪里臭哪里了。

1977年注定是不寻常的年份。当年秋假我们中学双职工子女正在公社中学的农田劳动,傍晚收工回家后带着一副疲惫的身心吃晚饭时,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们白天赶集时听来的恢复高考的传言。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几乎难以自己,是不信?激动?兴奋?还是绝望中看到了一根稻草?还是希望、梦想有可能实现?说不清。当夜,16岁的我捂着被子偷偷啜泣了整宿。恢复高考,恢复正常的文化考试并按照成绩择优录取这种考试制度,我们就有了可以参加高考的机会,仅仅是个可以做梦、可以参加考试的机会!但我们终于有一个机会了,这对百姓子弟已经足够了。对我们平民子弟,机会的公平是那么的重要啊!我们不敢奢求一定要进大学,但至少要给我们一个梦想的机会吧?我自己平时不敢轻易聊这个话题,开启这尘封的记忆。每忆至此,常常泪流满面。这绝非矫情,此时指尖敲打着键盘,双眼已然泪如泉涌。

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得以恢复,考试时间是在冬天,由各省单独命题,且每个学校在校内自行组织,两个人一张桌子,与平时上课无异,只是多了两名监考老师外加县里的两位巡视员不停地巡视着。当时是两榜录取,第一榜全县18个公社(即现在的乡镇)预录取了180名考生参加体检,最终二榜录取指标是110名。当时只有3名在校生一榜入围,可能因为考生普遍知识结构不健全,我作为在校生竟然入围,排在全县的所有考生中的第52名(3名在校生我排名第一,另一位第58名,第三位我的同桌排在第110名以后)。如果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我哪里还会有机会?

后来因为各种各样难以述说的原因,我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其他两位在校生根本就没有被录取。因为前次高考的结果,自己心里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如果考不好,第一次的结果就说不清楚了。

在这种心境下,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这一年,全国统一命题,5门课,每门满分100分,英语作为加试科目,成绩只供参考,放在第六个半天考试,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的是,全公社没有一名考生参加英语考试。这年考试组织也规范了,全县集中在三个考点,我们作为全县最偏远的公社,到离家近百里的一个公社中学参加高考。

1978年的高考,除了物理成绩相对不高,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全部五门成绩全及格的考生,在全公社名列第一(包括教我的老师,实际上那一年他们全都没有被录取,后来几年也没有被本科院校录取),在县里也名列前茅。看看,对我们平民子弟,仅仅需要个机会。

日月如梭,不觉恢复高考已经40年了。1977年恢复高考,对共和国、对我们那一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当时会那么激动得几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思考多年的结论是,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文明的回归。

从古至今,放眼全球,进大学要考试,以保证公平地选拔人才,是天经地义的。至于怎么考、考什么各有不同也是正常的。这保证了进入大学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这既是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文明的要求。但“文革”期间,入大学不用考试,仅凭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来确定,关键是领导批准,这里面的空间太大了。可能初衷是好的,确实许多地方的知情点是按照插队满两年、且表现好才有资格被推荐的规定,也确实培养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但有些被推荐的“大学生”,连小学程度都达不到,甚至“白卷先生”都进了大学。这就是教育机会的不公平,这不啻是文明的倒退。

现代文明社会给成员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对这个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机会的法律地位、权益、责任等方面处于平等状态。而不是处于让“领导批准”的状态。一个社会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要强调公平的规则和规则公平、机会的公平。这是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

机会公平包含了起点公平、程序公平和环境公平。前者指的是在受教育时,都有进入某些教育机构平等的参与机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机会平等的重要内容。程序公平包含了在程序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使得每个相关利益方都可以在规则形成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保证规则形成过程中,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参与,都有公平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提供智慧,或者兼而有之。环境公平则要保证他们有获胜的机会和被选择的机会。

当今又有人试图以素质教育和人民群众的呼声为借口,提出取消闭卷考试。试想,如果仅凭招生人员人为判定学生的所谓综合素质,恐怕又要回到“文革”那个“领导批准”了!平民百姓的家孩子的平等竞争机会在哪里?刚刚进行了自主招生的试点,就有某知名大学的招生处处长因贪腐上亿金额而被处理。全靠闭卷考试确实有其弊端,但是其公平作用至今无法取代。而社会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如果底层有文化有志气的青年因失去公平的机会而陷入失望绝境,结果将会怎样?

教育公平对于现代社会,尤其重要。社会文明的进步。来自于公平的规则、规则的公平、机会的公平、环境的公平。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目标,不是兼顾公平、强调公平、提倡公平,而是“保证公平”。

1977年恢复高考,之所以说它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了共和国的国运,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那代人的生命轨迹,是因为它是教育机会公平的回归,更是文明的回归!

1977年,共和国的新生!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生!

(含泪完成于恢复高考40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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