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中心 | 退出 | 登陆 | 注册 | 订阅
未完成

成功的体验来自于兴趣与积累—书虫.学渣.书痴与我的高考体验

2017-08-03 10:27 | 作者: 郝旭光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u=3360437741,2975061325&fm=26&gp=0

(图片来源网络)

文/郝旭光

1. 小小书虫,不到4岁上学

我从小喜欢读书,乳臭未干即浸染在农村小学的校园里。我最早的记忆,是“文革”前的一个农村小院,两位老师,三间教室五个班,另一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喜欢天天听郎朗读书声,经常扒着窗台跟教室里学舌。大人发现后,让我这个三岁多一点的小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假装是学生”,结果我学的比正式学生还好,他们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时,我这个旁听生经常抢答、抢镜。因此,不到4岁家长就让我正式上学了。跟比我大四五岁的孩子在一起,成绩却一直稳居第一。

“文革”期间,随父母下放回农村老家后,没有书桌。家里没有外人,就经常坐个小板凳借炕沿读写,我后来一直特别喜欢坐小凳俯床沿写东西,估计就是那会养成的习惯。家里有人串门炕沿就指不上了,我就站着下巴颏顶着农村那种桌面读写,我可以在大人们聊天的屋子里学习而不受干扰。期间几乎借阅了村里四百多户“文革”没有销毁的所有“有字”读物,包括数学读物,什么鸡兔同笼、狮虎渡河等等。包括京剧剧本“玉堂春”、四大名著,甚至古本“纲鉴易知录”等。去舅舅家走亲戚,把表哥“文革”前的初中数学课本都翻烂了。

我还是农村公社供销社书籍柜台的常客,每次去公社,必去书籍柜台前,中年营业员阿姨非常喜欢我这个爱读书的小书虫,每次都向别人介绍这位是“爱学习的小神童”,仅仅给我一个人“只读不买”的特权,常常一看就是半天直到关门。谢谢那位胖胖的阿姨,您是我生命中的恩人。世界上因为有您这样的好人而多了很多阳光,在“文革”期间不重视知识的特殊年代里,这抹亮色一直在影响着我。

有一次,我想买一本书而父母不同意,我倔强地赌着一年不吃苹果也要买这本书。最后如愿用不吃苹果的代价买了书以后,我真的坚持不吃苹果。后来父母发现我还挺倔的,怕我长身体阶段受影响,一直跟我说,现在可以吃苹果了。但我楞是坚持了大半年不吃苹果。从这件趣事也可以看出我是真喜欢读书。

每年除夕,父亲、哥哥和我三人玩扑克,他们“最烦”我总在炕桌下放一本书,打牌间隙忙里偷闲地看上几眼书,还常因为看书而忘了出牌,因此往往受到“批评”:打牌都不认真。是啊,我对打牌真没有兴趣。大年初一上午拜年后,我会避开热闹暖和的屋子,躲在没人的小冷屋子里自己看书,尽管屋里冷,但其乐无穷。对我来说,看书没有什么功利,看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乐趣。

喜欢读书和学习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文革”期间因为“教育革命”,学校几乎不留作业,但我喜欢主动做做算术题。正是凭借着兴趣和努力,在“文革”期间有几次“修正主义教育回潮”、偶尔重视教学、考试时,我都会露脸。记得农村有三次年底把考试成绩在村中心张榜公布,每次我的名字都出现在第一的位置。

因为看书多,成绩好,自然就成了班里的领袖和村里有名的小秀才。只要放假干农活,休息时肯定有一个节目是让我给大家讲故事。关键是我又特别勤快(不是勤奋),特别能吃苦,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做农活总比同龄人又早又多又快又好,所以村里很多人都认识,喜欢我。每年元旦,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一发表,学校就让我到各个生产队部、村办的小作坊里去宣读。这对我既是锻炼,又是激励。

父母经常提起一位孔校长,在我还不记事时,让我做过二十以内的口算加减,竟然全对了,孔校长到处说老郝家的小孩将来必定是一个大学生云云。这件事我没有任何印象,那时也不知道大学生什么概念,但却是我小时候喜欢学习想上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让我难忘的是大我十几岁的一位堂哥,偶然有一次在年末放假时拿语文课本考我,我竟然背下了全部课文,堂哥吃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在他眼里,我好像是个外星人,怎么可能把所有课文都背下来?难道我真有过目不忘的天赋?没有啊,那时课本太简单了,我从未没刻意背过,也可能真赶巧了。后来堂哥逢人便夸他的堂弟如何如何牛。这是我自懂事以来所受到的最有效、最大的激励。这种成功的体验,是 “文革”期间我一直对学习有兴趣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2.一不小心书虫变成了学渣

1976年夏天,我从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初中毕业后,本来指望到公社中学读高中,结果我们村原先只能办五年级小学,竟然办起了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即一个大村的一所学校,包括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原先的业务能力本就一般的小学校长直接升任新校长,那办学水平低是真低啊,低的不好意思说,突然让那位领导主管包括高中在内的学校,读者可以自行脑补他的不适应以及不适应后的非正常反应:这所学校教育质量低于平均水平,倒是非教育和学习以外的东西却超出其他同类学校一大截。没有办法,就像现在的电脑排位一样,我不得不回到了本村的九年一贯制的学校高中班就读。课堂上的东西哪能过瘾啊,那时常常因为得不到应有的指导而郁闷。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文革”都结束了,那位竟然还有如此严重的“文革”遗风困扰着师生。一直以来对知识的渴望,自己真的期待着能摆脱这种压抑。

1977年春天,在农村做公办教师的父母为了不让我在本村的所谓高中班继续混日子,避免继续受“文革”遗风的恶劣影响,能接受公社中学的正规高中教育,为可能恢复的高考早做准备,母亲舍弃了本村六间新盖的大瓦房,毅然调到可让我去公社中学就读的邻村任教,而父亲却在另外一个村任教。一个家庭两个地方,这是不是有点类似现在买学区房的举动?来到公社中学,因为在以前参加排名的范围内成绩一直稳居榜首,冠军从未旁落,所以在新学校迅速走红。学校开了一个什么大会,还让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在主席台上就坐。

放麦假时,我和同班的一位同学及另外两位高二的学长被抽调到公社里专门做小“小通讯员”,负责去某些村里采访麦收情况,然后回来写成文章,在公社的广播站里播放。这次通讯员的经历,极大锻炼了自己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和文字能力。因为每到自己负责的村里,要打听到书记在那块田里,找到这块地,还得问出书记是哪位,然后采访。这对现在的学生都是小事,但对农村里没见过世面的学生还真是难事。每次写好的稿子,都要交给带队老师把关,自己的稿子能不能用,有没有修改的基础,对我们都是鞭策和激励。这对自己提高书面表达能力,有着很大偶读作用。

意想不到的是,麦假以后临近夏天,我产生了从没有过的厌学情绪,晚上与邻村不爱学习的小伙伴在打麦场上瞎聊到半夜,早晨去学校上课趴在桌子上与周公神游。惹得母亲恼怒异常,烦得班主任老师和任课老师无以复加:好学生怎么突然变成学渣了?实际上这挺正常,文革结束快一年了,原以为上大学“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高校复核”的保送制度可能会寿终正寝,但始终没有下文,大学梦依然遥遥无期。上了一回主席台,后来啥也不是。因为这种绝望,自己对一些积极的信号竟然没有感觉,对学校、老师开始重视文化和教学,半数以上同学开始重视成绩的微妙变化竟然置若罔闻。最该努力时,突然掉队了,曾经有过数次考试,自己竟然破天荒地连续稳居中游。这反过来又打击了自己的自信心,更强化了厌学情绪。一不小心,书虫变成了学渣,而且还渣的厉害。

3.学渣逆袭,迎来惊喜

“文革”期间农村学校只放麦假、秋假和寒假,但那年却罕见地放了暑假。暑假过后,全公社其他一些村联合办起来的另外4所高中校与我老家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共5所学校并入公社中学,这对我心理的冲击极大——母亲调到邻村任教这不是白忙活了?就好像现在本来大价钱买了学区房,结果住原来的房子也能进这所名校一样。这又一次加剧了我的厌学心理!

不久,学校破天荒地组织了一次数学竞赛,初赛就是当时课堂教学的水平,“文革”期间高中的水平究竟有多低?不好意思说。我竟然仅以60多分进入决赛,而第一名几乎满分。这位同学就是从某个中学转过来的原先学校的第一名。这极大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加剧了厌学情绪。若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估计我现在也就是农闲时披着棉袄在街上晒太阳、或者屋里玩着麻将的郝大爷。

但转机出现在决赛。决赛采用了“文革”前类似高考难度的正规中学数学题。“文革”前高中生的水平,比“文革”期间不知道要甩出几十条街,人们都是在早晨提起“文革”前的高中,次日凌晨才可能想起“文革”期间的高中——几乎就是两日而语啊!决赛成绩公布后,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出现了,这算喜从天降吗?我就是感觉。第二名成绩还不到10分,那位初赛第一的同学,成绩是一个鸭蛋——0分啊!大家一定关心第一名的成绩,超过60分!能猜出是谁吗?相信猜不到,但我能猜到,因为考试期间我并没有觉得题目特别难。知道是谁吗?是我。是因为天赋、运气?或者别的东西?不知道。我以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题目啊。这次冠军,改变了我命运的轨迹,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厌学情绪:满校园都是这个话题,走到哪里都是羡慕的眼神,当然,还有一些不服的眼神,从里面可以读出 “蒙的”两个字。有时想想也对啊,预赛那个成绩,怎么决赛就突然“逆袭”了?但那时没工夫理会这些,有的只是高兴,那种明星感还是挺强的。这失而复得的良好感觉、这从未有过的成就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学习热情和自信心!

4.成功,一个连着一个

正式恢复高考的文件下发后,冬天学校组织了庞大的高考补习班,包括在全校范围内选出来尖子班的同学,在农村务农、在城里上班的往届(包括老三届)毕业生,包括高中毕业就给我们上课的年轻的数、理、化、语文、政治老师,人数近百人,开班第一堂课就采用了文革前某大学的高考数学题摸底考试。成绩又一次让所有人跌破了眼镜,第一名57分,猜到是谁了吗?对,又是我!能猜到其他人的成绩吗?相信猜不到!第二名不到20分,我所有年轻的中学老师,分数小于等于个位数。这次摸底考试比上次数学竞赛的冲击力大得多,上次只是校内同一年级的同学比赛,但这次囊括了公社所有准备考试的“精英”,即使上次竞赛的冠军是蒙的,这次还能连着再蒙一次?原先那些“蒙的”的眼神里,现在读出的是“嫉妒”。而且消息传遍公社的几十个村子。如果说数学竞赛的成绩或许可能有偶然性,但这次数学摸底考试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真实地奠定了我在整个学校、整个公社的“江湖地位”。后来又有理化摸底考试,结果与数学考试一样。现在回想当时学渣逆袭的过程,也好解释:预赛题目简单,自己又长时间厌学。而决赛和补习班的摸底考试,难度一步登天。这难题我以前也没有遇到过,此时拼的是智商、积累和素质。正是这四次成功的体验,为我后来的复习注入了无穷动力。沉湎于原先的成功体验是不能取得以后高考成功的,我很清楚,过去已经翻页了,未来需要更加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作为在校生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全县包括我只有3名在校生一榜入围,我排全县4483名考生的52名(另一位58名,第三位我的同桌排80名以后)。最终全县录取了56名大专生。另外两位压根就没被录取。

后来因各种难以述说的原因,我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1978年春天,在紧张的复习之余,我还在学校领导的安排下,和另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临县的乳山二中访学,人家给了一套模拟题让我俩做。我又受到那个学校数学老师的极力赞赏。回校后才知道,我们的行为有点类似打擂台,那套考题是该校刚考过的一套真题,而我的成绩在所有参与者里名列第一。按照学校书记的说法,我为学校增光都增到邻县了。

1978年春天复习时,在正常的复习之余,我从一位老学究那里借来一本繁体字的老版《数学词典》,大约五百多页,我愣是在业余时间,把这本书认真学完,把全部习题做了一遍。做完了这套题后我底气特别足,感觉对数学的理解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平时老师的那些模拟题很少能超过这个难度。带着这种自信,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二次高考。

1978年的高考,除了物理成绩相对不高,我可能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全部五门课成绩全及格的考生,在全公社名列第一(包括教我的老师,那一年他们全都没有考上,后来也未考上本科学校),比第二名成绩高20多分,比数学竞赛预赛第一名那位高50多分,比我1977年高考的那位同桌高30多分。成绩在县里也名列前茅,是县里当年为数很少的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学生。

这段经历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成功的体验是一种激励。但成功的体验又来自何处?来自于在一定天赋基础上的兴趣和积累。

正是高中前的兴趣和积累,才使我在前文所述的数学竞赛和高考补习班摸底考试中脱颖而出,这激励了我在学习方面与同伴拉开很大的差距,顺利考进了北京的名牌大学。

后记   兴趣是最大的动力,兴趣和积累是成功体验的源泉

对我来说,我喜欢数理而不喜欢工科,我喜欢当教授而不喜欢当工程师。大学毕业在家乡县办农业机械厂工作一年后,1983年考到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经济学硕士,是从县里考走的第一位分配回来的大学生,成为当地励志哥的典范。1986年毕业后回到北京的高校当老师,总觉得读书没有读够,水平不够。另外,中国读书男人的进士情结一直萦绕心头,有了正教授职称也觉得意犹未尽。200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攻读管理学博士。不仅圆了进士梦,还圆了状元梦。读博士期间,在正常上课之余,我旁听了人大、北大、清华二十几门顶尖的相关课程。2010年年近半百获得博士学位。看来,还真是老书痴一枚。

因为喜欢,所以快乐、不累,所以能深入、愿意琢磨,所以能够坚持。要持续地坚持努力,当然还需要自律。而自觉和自律,更多的是自己喜欢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得到许多乐趣。这种乐趣又来自于成功的体验。成功的体验、乐趣,与坚持、积累互相促进,会形成良性循环。例如小时候,没有人强迫我,我就是喜欢读书,喜欢学习,愿意积累,反而提高了学习的成绩,学习成绩的提高,又反过来提高了兴趣,强化了坚持、积累的意愿。

我当老师以后,因为喜欢教书,喜欢科研,加上自己确实也比较勤奋,所以学术上才取得了一点儿小成就,获得了一些荣誉,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得到了同学们的肯定和鼓励。

对我来说。读书是兴趣,教书也是兴趣,是一种快乐。现在也不知道当年我是因为喜欢教书而当了教师,还是当了教师后才喜欢教书。现在这两个疑问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喜欢教书,享受教书。看到同学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那就是教书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自己的运气比较好,幸福指数比较高,因为正好实现了事业与兴趣的匹配。

(原文发表于2017年8月2日《北京考试报》,题目,书虫·学渣·书痴——我的高考记忆,链接http://bjksb.bjeea.cn/html/ksb/kaoshiwenhua/2017/0802/67551.html。补充完善后形成本文。)

  • 分享到: Baidu搜藏 转贴到开心网 分享到QQ空间

专栏

何振红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马吉英

《中国企业家》高级记者,关注汽车、...

黄秋丽

《中国企业家》主笔,关注地产等领域

萧三匝

《中国企业家》高级编辑,关注思想、...

周夫荣

《中国企业家》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