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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23号:上流社会的一道屏风?

1999-11-30 08:00 评论(0)T|T
 

     在看得见天安门风景的房间,前门23号能见证和滋养中国形成新一代的精英意识和顶级生活方式吗? 

  

夏天还没有过完的时候,基辛格来前门23号吃饭。他望望那些高挂在乳白色墙壁上的大片水晶镜子,说:“哎呀,认不出来了,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37年前,镜子里的老人曾经在这个房间里和周恩来握过手。当时,他脸上戴的也是这副知识分子式的黑色粗框眼镜,神情温和又警惕,只不过没有这么多皱纹和斑点。 

基辛格老了,但前门23号一成不变。说到底,他不过是又一个在这里眺望过风景、参与过历史的人而已。这里发生过的风云际会多少曾令20世纪骚动不安。100年前,这片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群是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基辛格的前辈们在这里给蒋介石发过电报。后来,更多的政治家、革命者、斗士、投机分子、过客在这里出入,他们互相揣摩、争吵、达成协议,把这里当作一个浓缩的竞技场。 

场外的世界更加充满象征意味。马路对面的前门火车站曾经迎接过1949年的毛泽东,但如今早已没有火车经过。街道和市井已经不是基辛格当年看到的模样,但正阳门仍旧伫立,东交民巷欲语还休,不远处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从未更换过。就在两个月前,他还注视过这个国家的又一次集体狂欢,只不过是以体育和和平的名义。 

身处这样一个荟萃之地,前门23号更像历史屏风,而不是消费场所,更像一个作品,而不是会所。 

李景汉以主人的身份,穿过门卫、草坪、餐厅重重的木门和穿露背礼服的女侍应,在我们面前坐下。继外滩三号、故宫边的四合院画廊之后,他打算把前门23号也改造成这样一个地方:世界顶级餐厅、奢侈品旗舰店、当代艺术中心、多功能剧场、商务俱乐部……总之,是对老空间及政治背景的国际化、商业化改造。 

基辛格走后,白宫的人来前门23号参观,他们捶胸顿足地感慨说,当初为什么没有收回这样一个地方。 

“北京怎么可以没有这样的地方?”李景汉对《中国企业家》说,“你买了香奈儿、阿玛尼、Prada,理应有地方可以秀。即使是一个所谓的土老板,也许觉得不自在,但十个人总有两个会喜欢上这里,可能心里有一种欲望,希望在这里享受。” 

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沙龙 

1999年让李景汉左右为难。他来到中国已经十年了。他面临事业上的关键抉择――是做外滩三号,还是投入互联网的热潮? 

但他并未成为网络淘金者,而是外滩三号的开拓者。“我还是觉得外滩三号的项目比较有意义。虽然另外一个项目可以赚许多钱,但是外滩三号如果我不去做,就没人做了。” 

当初李景汉想做一个既能赚钱又能做文化的先例――跟他合作的新加坡佳通私人投资有限公司1997年拿到了外滩三号的开发权,现在,这种“餐厅+画廊”的经营模式被他从外滩复制到了前门――20054月,他的The Legation Quarter公司租下这里,在5座国家保护文物楼的基础上修缮改造。他说:“这里会比外滩三号更文艺,后者更多是消费氛围,不能做剧场。最多5年,这里会成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沙龙。” 

拜托,这就有点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布鲁姆斯伯里,那可是上世纪初英国的知识精英风流团体。今天即使毗邻中国的权力洋场,哪里去找伍尔夫姐妹、罗素、福斯特、凯恩斯?这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是食客、掮客、观光客。 

开幕不到半年,前门23号已经呈现了李景汉的蓝图:院子里有法式餐厅、意大利餐厅Sadler、西班牙餐厅Agua和日式餐厅Shiro Matsu,都是米其林二星主厨,但是“并不娇气”,客人可以穿香奈儿,也可以穿牛仔裤。艺术中心顶层会有一家咖啡馆,花30块钱就能喝杯饮料,消磨一整天。在会所中央的草地上,可以举行小剧场演出、导演讲座、画家沙龙。 

我们在布鲁宫法餐厅(纽约最红的米其林二星厨师Daniel Boulud领衔)享用了一顿午餐,却没看见有人穿牛仔裤。全场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法国的年轻餐厅经理,他像飞蛾一样在各桌客人之间穿梭,走路的样子像一只在水面滑行的天鹅,脚后跟总是先于脚掌落地,同时腰部以上保持笔直,双手交握在胸前。这种芭蕾舞演员式的派头实在值得一看,不过你要问我吃了什么,那并非回忆的一部分。最后,李景汉又走过来告诉我们:“这是纽约最热门的餐厅,华尔街的投行人都在这里预订Business Lunch。” 

从餐厅稍微走上几分钟,就是“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翁菱是李景汉的老朋友了。从外滩三号的沪申画廊开始,她和李景汉一直合作。“天安时间”这个名字显得意味深长,开幕艺术展的主题是“我们在哪儿?” 

起初,和餐厅总厨比邻总让翁菱觉得有些古怪,不过后来她发现,顶级餐厅和画廊的客户群体非常一致,那些品尝过Daniel招牌菜的人也出现在了翁菱的画廊。“后来和餐厅总厨一聊,发现我们的朋友竟然都是一个圈子的――那些银行家、演员、房地产商、政客、艺术家。” 

今年5月,前门23号开幕的时候,翁菱拟了一份嘉宾名单。这对她来说驾轻就熟――几个重要国家的大使总得有,国外投行的几位明星投资人携夫人一定会到,中国的企业家里要挑上一些有足够知名度的,当然,明星和艺术家都会捧场。 

中国目前身价最高的当代艺术家张晓刚来玩过。当年他一幅画都卖不出去的时候,翁菱就已经做他的代理了。张晓刚的第一反应是一句脏话,然后说:“不得了,在这里做展览才是真的展览。”李景汉很得意:“798也很火,但798要在天安门东南角,那才不得了――在这里呈现当代文化,需要非常有力量、有质量的创造,会给艺术家很大的压力。” 

至于奢侈品牌的招商,反倒成了“并非不重要的事情”。至今,入驻前门23号的品牌也只有百达翡丽旗舰店一家,孤伶伶地开在画廊的隔壁。本来Prada已经看过了场地,他们跟香奈儿甚至谈好了价格,却在最后当口作罢。 

“他们的董事会不同意。Its all about money。有大商场说,给你们三年免租期、250万欧元的装修补贴,结果……”李景汉有些失望,“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有高贵讲究的DNA,说中国是our biggest market for the future,但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尊重中国,他们没有胆量。” 

他其实更为国际大牌惋惜,“在王府饭店、国贸,你们有同样的店面,同样的model,你们看上去都一样,who cares?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和别人拉开距离,distinguish yourself,市场才会对你另眼相看。不要谈什么配套商业,不要谈什么人流,难道你指望王府井的那些游客会撞进Chanel5万块买一个包?” 

在看得见天安门风景的房间,李景汉说,“这里是中国最体面的地方。” 

企业家的土和酷 

我们采访的时候,画廊里正在举行一个名为“得意忘形”的当代艺术展。前一天,纽约MOCA艺术馆的收藏家们来参观,买走了一幅叫《夏天》的作品。一张巨大的白纸上整齐排列着小小的黑色绒状物体――它们是苍蝇做的。夏天的苍蝇。 

翁菱的办公室就在楼下。她房间里挂着三幅尚未售出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一幅油画,上面是身穿鲸骨裙的淑女,只不过头被换成了香烟盒上的骆驼。一幅林天苗的装置作品,用皮毛和女人的长发做成。还有一幅不起眼的摄影作品,不过翁菱说,这是表现南京长江大桥变迁的重要作品之一。 

对当代艺术感到不解的人绝对不止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中西有别。奥运期间,翁菱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客人,做成了不少生意。这个名单里,有默多克、邓文迪(翁菱管她叫Wendy)、Paul Allen、杨致远。 

翁菱不是不挑客人的。“我们在乎是谁来买我们的东西,李景汉任何时候也都是这样想的,这样的项目我们永远以艺术为核心。”她对《中国企业家》说,“Wendy很有眼光,不只是有钱而已。西方人觉得100万美金拿来买画是很正常的,中国人就会觉得,怎么那么贵?很多中国的收藏家只是知道几个艺术家的名字――这还是一个很初级的市场。” 

李景汉偷偷告诉我们,翁菱很会忽悠那些煤老板买画。“她很厉害。她会说:你不懂,你小孩得懂。尤其做房地产的江浙人,你换好衣服再到我的画展来。但她也对我说,你千万别小看中国的企业家。” 

对于翁菱来说,说服中国的企业家们买上一两张画,挂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这并非难事。这群人也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土。“前几天我还接待了一个大银行的领导,他比那些表面上的收藏家更懂社会,也更懂艺术。现在的企业家慢慢也酷起来了,尤其是房地产、金融和媒体这三个行业,我们沟通起来更容易。” 

翁菱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些企业家们在艺术面前如此的不自信。她经常遇到一些赫赫有名的中国商人向她坦承:我不懂艺术,我太土了。“其实他们不土,企业家本身也是不断挑战自己的人,这一点跟艺术家类似。相反,这群人跨过体制,硬闯进去做私人公司,挑战特别多的问题,这是特别当代的一种精神。但问题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太土,土到完全配不上他们的精神状态。我去过无数企业家的论坛,为什么他们要听那么土的歌,吃那么土的饭?” 

“可这也不是他们的错,第一代企业家不容易。”李景汉说。中国人富得晚,就不能怪他们不会玩。“这需要一个过程,你说20年前到哪儿去玩,玩什么?跳伞?高尔夫?打网球也不是很有条件。要旅行,可出国签证都办不下来。” 

十几年前,李景汉接到美国使馆商务公使的电话,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一桩纠纷。原来,当天有一位河南的房地产老板来办签证,要去加州花1000万美元买一家饭店。可是签证官见他其貌不扬衣着土气,老觉着有诈,即使手续齐全也不给准签。后来,李景汉帮他办成了手续,感叹说:“必须看得起这些企业家。他们没有好的教育和素质,但还真是做起来了,Wow,了不起。” 

翁菱承认,“这也跟中国的经济演变有关。现在这些企业家不管新钱老钱,言谈举止、接触的东西,进步已经非常大了。大家都开始Cool起来了。” 

一直到现在,李景汉最推崇的中国企业家也不过是那么几个老面孔:王石、冯仑、张欣。对不起,我们又不得不说到王石,这只是因为王石们太少了。这样的人越少,李景汉的生意就越不好做。“他们会影响到别的人,哪怕不是全部。”如他所说,“中国现在太多商人都是灰色的,为了挣钱什么都愿意做。” 

“有时候我也着急。但他们还是第一代,现在才刚刚介入第二代做生意的。虽然说美国也是花了五六十年才有一代成熟的商人,但是他们成长也太慢了。”李景汉觉得自己和翁菱扮演了一个文化启蒙的角色,帮国家艺术馆做了很多基础教育工作。“我希望企业家来这餐厅吃饭,一开始他可能感到不自在,可是十次里总有一两次觉得不错,这就行了。”他说,“这就像我们当初看行为艺术或者蔡国强,一开始完全不懂,多看几次也不懂,但是慢慢会习惯。” 

但这个工作显然难度不小。此前京城的四大俱乐部也没给中国培养出一个上流社会。这个新的名利场能吸引天安门广场或前门老大街的游客吗?百达翡丽的玻璃门前身着制服的服务员平静站立,不知是否在等待从画廊走出的某位富豪撞进去买下一只腕表? 

也许有些尴尬,前门23号晚上生意很萧条,“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在这里做事情比较有意义,比较跟当代社会有相关性,”李景汉劝慰自己,也祝福同行:“前门改造张欣也在做,我祝她好运。” 

虽然老跟商人打交道,但李景汉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个商人,“虽然很想,但不是。”他指指《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说:“我尊重他们,但是不怎么打交道,因为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对了,他还屡次纠正我们的措辞:“我不是挣钱,是赚钱。”他说,“一般商人的目标回报率是60%,一两年就要把本收回来。这样的生意不是我做的事情。我的目标不是钱, 是知识,我能赚18%Its OK。”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赚钱,那多没意思。”李景汉很乐意跟人说起自己的出身。他的父亲曾留学美国,是金陵神学院第一任华人校长,母亲是清廷大臣傅恒的后代。他的举止也许有点像 他的祖先,他跟五颜六色的人打着招呼,行贴面礼,道别,他的礼貌当中带着一股拘谨、冷漠的神气。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布道者和梦想家,略有嘲讽,有所保留,有所相信。他最喜欢的事情是骑上摩托车,去郊区的别墅一个人待着(而不是在前门23号的“铭英会”喝加州纳帕谷的葡萄酒,或在Boujis夜总会招待威廉王子),也许看点马尔克斯。 

“那是最好的小说,看着看着人就飘走了。”他说。那时候,他灵魂出窍,就可以开始享受孤独的最高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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