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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2011-10-24 11:5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评论(0)T|T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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