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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直播的卡扎菲之死

2011-11-15 10:30 来源:外滩画报 评论(0)T|T

利比亚人拍下了卡扎菲死亡的过程,很快全世界人就在电脑屏幕和电视荧屏上见证了一切

对于卡扎菲之死痴迷的不仅有媒体,还有全世界的受众。见证生命的消亡原本应该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面对卡扎菲的哀嚎和他血迹斑斑的遗体,电视机和电脑屏幕前的我们却无法扭过头去。

曾写有《死亡瞬间:新闻画面如何影响大众》、《为了忘却的记忆》、《后“9.11”新闻学》等专著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系教授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认为,卡扎菲之死的画面之所以格外震撼,是因为它透露出的讯息超过了个体的死亡,卡扎菲的政治身份在这里具有关键性的因素:“当你看见一位统治者的死亡画面时,那多少在暗示的是,这个人的统治已经画上句点了。”著有《残酷的光辉:摄影与政治暴力》一书的纽约大学新闻学副教授苏茜。林菲尔德(Susie Linfield)则认为,并不能仅仅从“解恨”抑或“残酷”的角度去解读卡扎菲的死亡画面,“肯定可以有很多种解读,而且彼此大相径庭”。之所以奥巴马政府会决定不公开本。拉登被杀的画面,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她以另一个著名的“死亡现场”为例: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被杀的录像画面,就曾被基地等组织拿来当作招募新血的宣传工具。有些人看着这些画面,会觉得那真能振奋人心,是宣传圣战的最好广告。当然,换了别人,看到这画面肯定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也不会对‘各人’——全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而非仅限于我们国家——看到某一特定画面后的反应妄加揣测。”珀尔生前是《华尔街日报》南亚新闻中心的主任,2002年1月去巴基斯坦采访新闻时被自称为“巴基斯坦主权恢复全国运动”的恐怖组织绑架为人质,9天后被斩首。20天后,绑架者在网上公布了一段名为“屠杀间谍记者:犹太人丹尼尔。珀尔”的3分半钟的视频,除了他被斩首的画面外,视频中还剪入了穆斯林被杀、布什与沙龙握手、以色列士兵杀害巴勒斯坦平民等画面。

事实上,早在许多年以前,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旁征博引地说明人类是多么热衷于欣赏事不关己的残酷场景。爱尔兰哲学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也曾在《对崇高和美的观念的起源的哲学研究》中写道:“我深信我们对他人的真正不幸和痛苦怀有一定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喜悦。我们如此热情追求的,绝非奇观,而是某种不寻常的悲惨的灾劫。”然而,涉及卡扎菲之死的影像画面,当今美国最火的艺术评论家戴夫。希基(Dave Hickey)并不认可桑塔格的观点,他认为即使这些画面再可怕,但也已经失去了它曾有过的力量:“我觉得人们现在看到这种画面已经变得麻木了,不管其真伪如何,都没什么区别。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真是错得离谱,她谈到的始终都是照片,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看到某人真正被杀究竟会是怎样。关于这一点,我更倾向于同意奥登(W.H. Auden)的观点。在他眼里,这种材料全都属于色情,区别只是这种色情我们会允许它出现在荧屏上。此外,它能提醒我们一点,那就是我们最终都逃不过一死。任何能提醒我们这一生死规律的东西,在我看来都不至于一无是处。”

如今新闻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是随着科技进步,类似这样的新闻往往会在尚未最终核实之前,就已经通过YouTube等网站传遍了地球上网络所及、媒体覆盖的每一个角落。或许在受众看来,这样的实时性就是所谓新闻应该追求的,同时,他们还会被一种“见证历史”的情结冲昏头脑。然而,在林菲尔德看来,实时性对于新闻反倒是一种伤害:“这样的传播速度或许是危险的,就像是瓶中的精灵,它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不可能再回去的了。各种新闻、假新闻、仿新闻、似是而非的新闻,如今都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我想象不出会有什么可能能让它放慢下来。我是否觉得这是件好事?不,我不那么认为,但它已然如此了。在我看来,对于新闻画面而言,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伴随着它的背景、哪种类型的分析、哪种报道方式。照片是需要背景才能存在的,需要提供分析和思考。照片本身没法替我们完成思考,这要靠我们自己来完成。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也是同样道理,一旦披露出来,几天内就遍及世界各地,但其衍生出的后果却要花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厘清。”

关于这种科技与媒体关系以及媒体是否适合披露的疑问,其实从媒体产生以来就始终不曾消失过。泽利泽说:“随便哪个历史阶段,都会有很多人告诉你,类似卡扎菲死亡这样的画面已超越了我们所能接受的极限,但这些哀叹声也都有其特定的道德、政治和技术背景。上世纪40年代,我们从解放集中营的画面中看到了死尸,在那以前,美国人从没有在新闻领域中看到过这样的死尸。但在当时,人们的观点是,在新闻画面中看到这些死尸,是很有必要的,那些记者都是被特别指派去集中营的,为的就是能让他们拍下这些照片来,刊登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媒体上。而萨达姆死亡的情况也是一样:一旦存在某种特定的道德、政治和技术上的诉求,要求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照片,我们势必就会看到。而如果不存在上述要求,结果我们就不会看到,于是就会有人说:‘我的上帝,这些照片太可怕了;我们真不该把它们登在头版上。’”

与此同时,要想在反映历史性一刻的照片或画面中寻找百分百的准确性,恐怕也是徒然,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为操纵,或者是脱离、扭曲其拍摄背景,或者是即使呈现出事实真相,反映的也只是那一帧画面的真实而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国摄影家罗杰。芬顿1855年在克里米亚战场留下的两张名为《死亡阴影峡谷》的照片。两张照片在同一个机位拍摄,场景一致,区别仅仅在于一张的大路上散落着加农炮炮弹,另一张里,那些炮弹被移动到了路边。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也提到了这两张照片,她认定芬顿第一张照片为摆拍,为的是展现出战争的残酷和恐惧。为了验证桑塔格的观点正确与否,纪录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特意在克里米亚原景重现,最终证实桑塔格的见解是正确的,从而得出“象由心生”的道理:“事实上我们相信什么东西,并不是基于眼睛看到的而形成,相反,我们眼睛看到的,倒常常会由我们内心相信什么来决定。所以说,相信什么就会看到什么,而不是倒过来。”如此说来,或许正由于利比亚民众正在期待着独裁者的“死亡”,卡扎菲才会死得如此决绝而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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