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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城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的拷问

2012-08-22 07:38 作者:陈曦 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0)T|T

“世界范围内的水灾没有纯自然原因造成的,都是自然加人为的混合灾害”

采写 | 陈曦    编辑 | 吴金勇

【《中国企业家》】7月20日,我飞往芝加哥,刚一着陆就听到北京特大暴雨致多人遇难的消息,非常震惊与痛心。几年前济南因城市内涝导致市民死亡,当时我们还狠狠地批评了济南,如今北京居然上演了同样的悲剧。

自195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北京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特大暴雨,1963年8月的一天,平均降水量410-420毫米;1972年7月的一天,平均降水量450毫米,局部地区达到500毫米;本次平均降水量为170毫米,个别地区达到460毫米。前两次的降水量比这次大,1963年大雨时,长安街的水最深时到膝盖,但那时城市地表透水面积大,整个城区没有出现过1米以上的深水。由此可看出本次城区内涝不单纯是自然灾害,明显有城市化及城市安全管理上的问题。

1997年和2003年两次世界减灾日的主题都与水安全有关,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再强调:“世界范围内的水灾没有纯自然原因造成的,都是自然加人为的混合灾害。”从国际灾害的理念看,孟加拉国1987年大洪水也是自然加人为的混合灾害,那场洪水死亡了数万人。

按照住建部对近几年城市内涝的统计,全国有62%的城市发生过内涝,连续发生过三次的城市有137个,积水区最大积水深度超过半米的占74%,其中有57个城市最大积水时间长达12小时。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城市内涝在中国已是一个常态灾害,不是偶然的不可抗力。

导致城市内涝的原因很多,其中城市大规模的无序开发是主要原因之一。我曾是北京总体规划修编中减灾篇的领衔专家,在北京市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强调北京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规划》不仅没有把北京的金融和经济放在突出的位置,反而把防灾减灾作为一个单独的篇章,其重要性甚至比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还重要。据时任北京市规划委主任回忆,他在向温家宝总理汇报《规划》时,因防灾部分的比重大,而获得总理肯定。然而,现实发展在拷问北京,哪些方面按照总规中的防灾篇章执行了?

有人说,北京水灾后果严重主要因为北京市缺少相应防灾、减灾制度和协调机制,其实不然,北京很早建立了“三制一案”,即体制、机制、法制和应急预案。以预案为例,2010年北京减灾协会曾为北京水务局防汛指挥部编写了北京市应对暴雨应急预案,其中包括暴雨来临前1小时各部门应该怎么协调,针对50毫米、100毫米、200毫米、300毫米暴雨应该如何行动,预案中都有详细规定。从投入来讲,2001年-2008年,北京城市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共完成投资就达到了2800亿元,耗资10多亿元建设的政府信息化平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然而,一场大雨考验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上的问题;考验出北京不断建立起来的应急体系薄弱性;考验出北京遭遇突发事件后整个城市的脆弱性;考验出北京从官员到公众在安全文化、逃生知识和能力上的差距。

除了济南、北京,未来中国还会有更多城市面临内涝问题,作为一个多年研究灾害的人,我想说的是城市排涝不是制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是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心的问题。

在美国期间,我一直很感伤。由于丹佛市郊奥罗拉的《蝙蝠侠前传3》首映现场发生枪击事件,12人死亡,59人受伤,为此全美降半旗6天。7月28日,我回到了国内,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很忧郁,都会撰写防灾教训的文章。如果没记错今年的这一天是唐山大地震36周年。中国的城市要从灾害中醒来,不应该一直脆弱下去!

注:本文详见2012年第16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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