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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通钢改制始末

2017-10-12 09:17 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0)T|T

 

本轮经济危机暴露出通钢首次改制遗存的软肋,建龙与通钢数年的磨合期变成了摩擦期 

“人家爱咋说咋说吧,顾不过来了。人没了,我喊一百个冤、一万个冤,能把孩子的命换回来吗?”

王秀兰垂下白发苍苍的头,她是陈国君的岳母,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泪水浸满皱纹。

国企改革近30年,不乏暴力冲突的场面,但如通钢事件这样,总经理被群殴致死,可算空前绝后。

陈国君之死祸起民企建龙控股通钢。还原通钢四年来改制的起伏情状,总结其中的教训,当为来者鉴。

首次改制  

2001年,唐山建龙董事长(下称建龙)张志祥首次将产业触角探入东北,成立吉林建龙钢铁有限公司,先租后买破产后的明钢,运营状况良好。如果张志祥在吉林只有这么一个收购案例,他现在本可以过上安稳日子。

20051月,吉林省领导,提出将吉林省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而当时国有经济占吉林全省总资产中比重高达80%,吉林国企改制由此进入快车道,816户国有企业改制要在一年内完成。沿用苏州“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经验(即“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钢原有3.6万职工,要精简到2.2万。就算建龙没进来,减员也在时间表之中。

彼时,因为对明钢的重组改造颇有成效,建龙在吉林的民企中小有名气。吉林省国资委于是希望将建龙引入冶金行业的重组整合,可在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和通钢中选择一个。

出于完善产业链的考虑,张志祥首选吉炭,方案是与吉林省冶金国有控股公司组建新公司,该公司主要资产为吉炭,双方各持股50%

“后来国资委没有为通钢找到投资者,就和建龙谈,提议说是不是钢铁业内的合并更有优势。”一位接近收购的人士透露,“张志祥觉得‘至少不是个坏事儿’,于是就放弃了吉炭。”

当时建龙就提出要控股通钢,然而通钢的盘子比吉炭大很多,吉林省担心转弯太急,定的原则是分两步走,建龙首先参股。

改制后通钢的股东分别是吉林省国资委、华融公司、浙江建龙公司和原通钢集团总经理孙玉斌所代表的管理层,分别持有46.64%14.60%36.19%2.57%。当时建龙是以吉林建龙的净资产入股,作价为14.0458亿,通钢评估结果为净资产28.6亿。

“吉林省一直梦想拥有过千万吨的钢厂,通钢本身只有500万吨,加上吉林建龙的300万吨,就接近了。”上文中的匿名人士说。吉林建龙成为通钢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更名为吉林钢铁有限公司,但保留了法人地位。

改制近四年来,通钢工人们积压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五方面:一、改制前,通钢50岁以下或者工龄超过三十年的工人全部内退,工人觉得这是省国资委替建龙“打扫屋子”;二、改制后,建龙引进台湾中钢的管理模式,实行三级主管制,工人与主管之间层级分明,收入差距过大,主管收入翻了三四倍,操作工收入少了三四百;三、有的工人认为建龙没有为通钢集团真心投入,反而将资产大挪移,要掏空通钢;四、改制后的企业管理过为苛刻;五、建龙出尔反尔,2008年下半年钢铁业陷入全行业亏损时提出与通钢分家,今年第三季度行业回暖后又要谋求控股通钢。

在通钢家属区,记者见到了一位自称“董老三”的退休工人。据他讲,因为早早就进厂接父亲的班,2005年内退时他不过49岁,补偿金已由每个月600块,涨到了900,但不能舒减他心头的不满,“关键是这个岁数让我下来,闲得难受。”

和绝大多数工人一样,董老三把改制带来的消极因素算在了建龙的账上。尽管一直以来,建龙只是通钢的二股东,并未纳入其集团管控体系。

对通钢人而言,建龙是他们平静生活的侵入者。之前工人对国企领导并非毫无怨言,大意是指责其中饱私囊,安排亲信等等。据说曾有高管买菜时,多次被卖菜的职工家属用菜叶袭击。然而,问题似乎只在于领导,而不是体制本身。董老三和他的老伙计们,仍怀念过节发米发油发面,公费订阅报纸杂志的时代,尽管钱没多少,但其中隐含着一种国企人的骄傲。

谁的通钢? 

“为什么工人们把改制带来的问题都一面倒地归到建龙身上?”810日,建龙集团一位高管反问本刊记者。“我们从未获得过通钢的话语权,通钢根本不是建龙能控制得了的。”

他分析,是“有人在混淆视听,把通钢改制中的问题与建龙搅和到一块儿”。

第一次改制后,新通钢高管层中,集团董事长安凤成、总经理王彬、通钢股份总经理孙玉斌均为老通钢高管,安凤成也是董事会下薪酬委员会主任与战略发展规划委员会主任,还兼任股份公司工会主席与党委书记。来自建龙的张志祥为集团副董事长,陈国君为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建龙只有他们两人进入7人组成的通钢集团董事会。

按照最初约定,集团总经理不能来自建龙,也不能进董事会。不过,半年之后,集团总经理更换为原建龙集团副总李明东。据悉,此次人事调整缘于通钢集团原管理层内部矛盾,“分歧太多,也不止是对王彬,反正原来的人谁当总经理也摆不平,后来就推选了建龙的李明东。”通钢集团一位匿名前高管说。李明东原为宁波钢铁总经理,上任前,安凤成曾带队赴宁考察李。

据知情人士透露,改制四年来,通钢宣传中几乎从未提过建龙的名字,谈到改制成果,只说加强管理,产品结构调整。2008年通钢五十周年大庆时,所出版的专刊中也没有提到建龙,甚至集团的年度总结也基本不谈建龙,似乎建龙仅是个沉默的股东。建龙总部对此颇为不满,多次与之交涉。

“按说花钱时应该总经理签字,下次再这样就不给他签字了,但实际李明东不可能控制这个局面,舆论导向上,通钢过去领导班子非常强势。”上文中匿名的建龙高层说。这与来自通钢人的说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诸多关键部门都安插了建龙的人,建龙实际上把控了通钢。

不管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双方在管理上的碰撞与冲突定是真实可信的。国企与民企彼此都看不顺眼。建龙人觉得通钢效率低下,管理者思维陈旧,简直就是个老国企的标本。

2005年下半年钢材市场出现滑坡,而后20062008年上半年逐渐进入高峰,改制之后通钢处于盈利状态。建龙一方觉得行业的火爆掩盖了通钢的短板,“我们一直认为,它的盈利水平与体量不匹配,不用说和民营企业比,与国有企业比它也排在后面。我们的成本吨钢1200元,他们可能要到1400元甚至1500元,它的进货渠道关系链太复杂。”上文中建龙匿名高管说。

张志祥每年最多去通钢2-3次,他作派温和,不具攻击性。即使如此,也曾表达不满,认为双方管理有差距,而通钢没有“对标”的意愿。

建龙高层数次向吉林省国资委汇报通钢管理水平差,后来甚至提出若不信可以请独立董事,也可以去其它企业调查。据传有一次安凤成听了大怒,质问省国资委官员:你到底信“资”还是信“社”?站在谁的立场说话?

奉行严密目标管理、标准成本中心制度的建龙,与通钢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粗犷彪悍的国企文化格格不入。200812月的一个雪夜,通钢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27岁的员工用铁锤砸死,脑浆迸裂。原因是该员工工作期间饮酒,受到宋的处罚。坊间流传的版本是,宋凯是陈国君管理理念的忠实执行者。

“陈国君能架空老安?我们根本在两个层面上运行。”上文中匿名的建龙高层听此传闻有些激动,他觉得关于矛盾最为直接的薪酬体系,不用说陈国君,级别更高李明东也无力参与,“我曾听说,李明东提过是不是该给工人涨工资,但老安不同意,他从稳定的角度出发,怕在岗的与下岗分流的人收入差异太大,这就是老国企的管理智慧。”

二次改制 

2008年下半年钢铁业形势急转而下,通钢与建龙之间沉淀已久的矛盾凸显,张志祥觉得不能再这么扛下去了。

8月份,建龙口头向吉林省国资委提出:要么退出通钢独立发展,要么成为控股股东,10月份形成方案。张志祥感觉到,非控股情况下,与通钢合资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建龙下属十多个子公司,每个月固定时间对财务报表,进行成本分析,开执行会,采用网络视频,但通钢不在这套体系之中。建龙的原材料购买统一招标,这在通钢行不通。“他们确实没有义务向我们靠拢,人家是一个独立的集团公司,我们只不过是参股它的一个公司,这样下去谁都别扭。”上文中匿名的高管说。

吉林省国资委同意股权分立,条件是要等通钢找好“下家”来重组通钢。建龙开始做分立准备,与通钢谈判,探讨资产怎样评估,建龙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希望获得吉林钢铁的优特钢项目。谈判并不顺利。由于建龙当年是以吉林建龙的净资产入股,几年来资产增值部分如何计算是个难题。

通钢找到新的接盘者并不容易。战略投资者前后考察十几家,包括中国中钢、宝钢、鞍钢等。“态度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恐项目建设投入较大,没有能力收购,另一类有能力收购,但条件太苛刻。”国资委通钢股权调整宣讲提纲中写道,“主要是要求无偿划拨国有股权,弥补当期亏损,调整高管人员等。”这些条件,不仅国资委不情愿接受,也会遭到原管理层的抵制。

直到20095月底,寻找接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省国资委开始考虑建龙的第二套方案。

对是否通过控股收购将通钢纳入自己的体系,建龙集团内部也有争论。之前的磨合期变成了摩擦期,本轮危机更暴露出通钢的软肋。“最严酷的时候,通钢一个月亏5个亿,吉林建龙尽管也亏,但一个月也就是亏1000-2000万。”一位接近建龙的钢铁业内人士计算,“通钢的盈利从6月份才开始,那时整个钢材市场都回暖了。它才盈利了6000万,同期吉林建龙盈利超过3个亿。”

也许不愿意生硬拒绝吉林省国资委,也许觉得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扩张机会,建龙决定出资10亿元外加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从而绝对控股通钢,正式谈判在7月份启动。国资委承诺保留34%的股权,这被演绎为建龙将持股66%。其显然忽略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14.6%股权。

为了保证二次改制的平稳过渡,国资委股权调整宣讲提纲中明确写道,“希望通钢现有班子全部留用”,“在近期及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层干部原则上不调整;员工不裁员,不减薪。”建龙还承诺支持通钢的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

722日下午两点,在长春通钢集团总部,吉林省国资委领导分别与通钢集团高层谈话,希望原董事长安凤成能够留任。在场者回忆,安大怒,摔了一个茶杯,称“我不能给私人老板打工”。包括他在内,副总经理孙玉斌、胡品、鞠忠4人当场集体请辞。23日傍晚,通钢办公楼前出现“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和小字报。

根据“省政府推进通钢集团股权调整工作组工作备忘录”的记载,722日,省国资委就对做好维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23日,针对当晚厂家属区发现小字报、召集群众第二天早800到广场聚集的煽动性信息,工作组也指示通化市公安局和通钢集团采取说服和干预措施。

但是,这种应急性预案显然不能压制职工积攒已久的怨愤。矛盾在两天之内就升级为大规模群体事件。火山爆发当口,陈国君被委任为通钢股份总经理。724日是他上任的第一天。陈死于非命后,吉林省国资委当即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改制。

回头来看,在改制方案形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关方面显然错过了对职工情绪疏导的时机。更关键的是,在程序上,建龙和吉林省国资委有意无意遗漏了一个重要环节。2003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控股企业,改制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布。而通钢的二次改制方案只是由通钢中层透露给普通职工的,许多细节在以讹传讹中变形。比如,工人中盛传的陈国君说“让你们全下岗”之类的话,并不是改制方案的本意。事实证明,程序缺失恰恰成了通钢悲剧爆发的强大助燃剂,民企控股的结果倒在其次。 

注:本文详见2009年第16期《中国企业家》,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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