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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稳根表爱国: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2013-01-08 11:02 |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梁稳根 三一

青年时,朋友视他为“老大哥”;在三一,他被奉为精神导师;他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从改革开放前的“走资户”之子,到2011年的中国首富,人生的诸多经历,最终塑造了一个多面的梁稳根。近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历时半个月,辗转北京、长沙、涟源多地,采访了梁稳根及其十数个同事、亲友,还原出一个颇具争议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梁稳根力求低调而不得。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说“2012年是三一很刺激的一年”。作为三一集团的主要创始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董事长的梁稳根,和三一集团一起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2年12月15日,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三一产业园的办公室,梁稳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梁说话抑扬顿挫,不管谈话还是吃饭时,腰杆一直挺得笔直,儿子梁在中说他有一种“领袖”气质。

如同大部分公众人物一样,梁稳根并未幸免于被标签化、被误读的困境,加上他本人素来神秘低调、言语直率等,种种被外界生硬地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变得愈发难以撕去。

“十八大”期间,梁稳根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说,党员的老婆一般要漂亮些——当时正是光棍节,梁这种稍显夸张的应景表述引发了现场记者的一阵会意笑声,但也再次把他置于舆论漩涡的中心。

当这些言论被片面截取上传网络后,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推测说,民营企业家梁稳根可能有一种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梁此举也许是为了抱“大腿”。

网友们的误读让梁稳根困惑。“难道爱国不是基本素养么?”他反问道。

当年和梁一块创业的袁金华解释说,梁这一代人亲身体验到了国家政治动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对国家对民族的命运尤为关切。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政治制度层面时,这位从篾匠的儿子成长起来的2011年中国首富,习惯于从历史的纵深来做出判断———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发展成果不容置疑,这和习惯于用横向比较思维的年轻人完全不同,后者更习惯于批评者的角色。

光荣与冒险

三一集团董事袁金华说,三一能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梦想。“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现在是三一集团的第一信条。

梁稳根最初的梦想教育可能来源于他的高中班主任肖福清。肖经常鼓励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梁稳根,“你只要努力,北大清华都能考上。”1978年,梁考入了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

他曾去问肖福清,为什么他没考上清华北大,肖的回复是,“如果我不这么鼓励你,你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

这种朴素的正向激励法,让梁意识到人有梦想是多么重要,他和肖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至今。

2012年12月21日,涟源是个温暖的晴天,山间公路笼罩在早晨的雾霭中,路旁空荡荡的田野里只剩下灰黄色稻茬。屋顶露天的废弃老房子与崭新的贴满各色耀眼瓷片的楼房相依在一起,是乡村迅速致富的缩影。

茅塘镇道童村一栋贴满白色瓷片的二层小楼是梁稳根家。如果不是院子前半径约为20米的圆形停机坪,这所房子在村子里一点也算不上打眼。

留下梁稳根鲜明印记的还有与村庄遥遥相望的三一学校,学校由三一集团捐资3000多万元建立。梁稳根慷慨激昂的寄语被刻在了校门口的墙壁上。三一学校的愿景也是三个一流——“一流学校,一流教师,一流学生”,关于三一集团最新介绍的资料被展示在宣传栏里。

2003年三一重工上市的时候,梁稳根还捐资数百万元给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每年清明节回到村里祭祖的时候,梁稳根主动握手问好的热情让村民们觉得梁“没忘本”。

少年时期,梁家的境况并不好,梁的父亲在闲暇时刻是走街串巷做生意的篾匠,按照当时的政治语境,他被定性为“扰乱生产积极性”的“落后分子”,并因此遭遇了几次批斗。尽管编织活动被迫只能在夜晚“秘密进行”,但却解决了梁稳根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问题,这可能是梁最初商业意识的萌芽。

家庭成分不好给梁带来了人生第一次比较大的打击。当时梁和村里的一位姑娘情投意合,对方父亲是娄底地区的一位官员,坚决逼迫两人分手。深受打击后,梁随后跟身边的亲友们说,他一定要考上大学成就大业。

大学期间梁稳根虽然学的是材料科学,却痴迷于各种管理学书籍,有同学叫他“厂长”。梁甚至一度想转学到管理学专业,因为英语成绩不好未能如愿。

大学毕业后,梁稳根被分配到了兵器部下属的洪源机械厂,这是位于深山中的一家国有军工企业。他在这里结识了后来的创业团队成员: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向文波,而年龄最长、思想成熟的梁稳根是他们的大哥。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最流行的思潮是托夫勒的未来学。托夫勒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入信息社会,穷国和富国将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洪源机械厂的大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去湖南省图书馆观看托夫勒的演讲视频。“看得我们热血沸腾”。袁金华说。

现实却令人失望。在当时主流的思想体系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主人”一点也不爱工厂。机械厂有很多二手设备,“只要机器一出毛病停产,工人们帽子一甩,高兴得嗷嗷嗷嗷大叫,欢天喜地就下班回家了。”袁金华说。

这让梁稳根和袁金华等人备感失落,“国家还这么穷,这样子怎么能富强”,梁稳根、袁金华说他们那一代人天然有种家国情怀。袁金华读初中时,他哥哥有位同学是教育局长的儿子,家里订了份《参考消息》,谈起当时的国际局势头头是道,袁金华觉得这个人“神奇透了”。2012年12月12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当年的胡耀邦等人,54岁的袁金华忍不住红了好几次眼圈。

他们对工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厂长王福全对这几个“不安分”的年轻人颇为赏识,工作一年多后,梁稳根就成为了机械厂的体改委副主任,属于副处级干部,唐修国等人同样也得到了被提拔的承诺。随后,梁提出能否承包一个车间,推行改革自负盈亏,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准许。

那时候,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步鑫生和马胜利。熟读西方管理学著作的梁稳根觉得,步和马那一套非常粗糙。梁等人认为自己不比他们差,他们决心成为中国一流的理论家和一流的实践家。

按照梁稳根最初的想法,他们要了解十个行业、调研十个项目、存够10万元启动资金之后,才辞职下海。不过几个人准备辞职的风声已经传遍全厂,而他们的“出位”又被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干部视为爱出风头的反面典型,辞职计划不得不提前落实,而风靡中国的下海大潮还要等到7年之后的1992年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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