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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不是很懂政治 从没想过进他们的“洞房”

2013-01-29 09:03 | 作者: 修思禹 来源:《英才》 政治 冯仑

冯 仑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罗振宇 资深媒体人

陆新之 亨通堂机构创办人

“我不是讲假话。我将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如果现在共产党要我把三一重工交给她,我会非常高兴地交给她。”低调多年,梁稳根却在近期的一次记者会上一语惊人。

之后 ,褒贬不一的评价还未平息,三一总部北迁的新闻更被舆论用来作为“表忠心”的注脚。

是时事所迫?还是如官方所言“企业发展需要与政治无关”?当局者不娓道,旁观者看不清。而由此引发的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评判,却没能逃脱民口。

其实,自古以来,商业与政治两种力量一直在明里暗里相互博弈、相互渗透。

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五蠹》中,将工商之民称为“五蠹”之一,将商人视为社会的蛀虫;整个《二十四史》中,也没有单独为哪个商人立传;即使到了清中期,进步思想家龚自珍还偏执于“重农桑,抑贾人”的观点……

而现在也不时有“资本操控政治”或“官员辖制商人”的论断与新闻爆出。

但似乎商人始终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为靠近权力核心层,吕不韦送爱姬;为在夹缝中更好生存,胡雪岩一生谨言慎行。

虽然今天,商人的社会地位貌似越来越高,但商业背后的绝对支撑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主持人曹启泰,回顾他采访过的企业家时说:“大陆现在的成功企业家,基本都是企业创始人。这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成功经历中,会有一段经历是很难说明白的。”

在诸如《华尔街不眠夜》等好莱坞电影中,西方商人的形象光鲜而固定,他们认为商人的社会责任非常明确,就是尔虞我诈地赚取利润。但在现代商业文明兴起较晚的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撞击将企业家的社会职责击成了多个碎块。

表面风光,内心沧桑,企业家的外在形象与自身感受是不是早已背道而驰?

政经不分

主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冯仑:企业家的“天职”是做好自己的生意。而在当下的社会转型变革中,民营企业只有知道如何自处和选择,才能演好角色,但如果政经不分,这个角色很难出彩。商业与政治,本来应该是“别人闹洞房,我们打呼噜”,各干各的事,可是现在是相互干扰,洞房里动静太大,会干扰我们,我们也只好提醒他们小点儿声。

罗振宇:茅于轼曾说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富强要归功于企业。因为改革开放以前,其他社会角色都有:工人、农民、政治家……可国家并不是很富裕。而改革开放以后,只是多了一种角色——企业家,中国就加速了富强。

我认为,企业家的角色应该从很多方面来定位。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性的破坏”,破坏性地整合资源。他的观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人不理解财富的源头,认为财富是劳动产生的。在农耕时代,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在工业时代就不对了。正如“李约瑟难题”中所说,中国人发明了风箱,发明了水车,这些东西拼起来就是蒸汽机。但为什么发明蒸汽机的不是中国人?因为不会拼接就没有财富。企业家的角色就是把社会资源拼接起来,财富的本质其实是资源的优质组合方式。

陆新之:中国的商业史太短了。要有足够长的周期才能看得清企业家扮演的角色和发展轨迹。不过在一个“权力面前人人都是屌丝”的时代,不能因为有了钱就产生幻觉,以为自己有多特殊。企业家和普通百姓,在某些层面上的待遇都一样,都是弱势族群,面对政治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可能有什么特殊待遇。

主持人:有个段子拿某商学院商业模式调侃:学校跟官员说,我这里有美女学员,且免学费;再找美女谈,我这里有官员学员,且免学费;最后跟企业老总说,我这里有官员学员有美女学员,学费50万元。这个段子影射出来的本质是什么?

冯仑:如果作为营销案例说,这个例子是成功的,但对企业家的影响是不好的。我不相信企业家会心甘情愿地给这些人买单。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也没有独特看法,跟广大人民群众看法一样:我们愿意给父母买单,给子女买单,而不是给陌生人买单。我总说万通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我们也没有干大家认为非得要干的事,发展得也很好,就是慢点儿而已。

罗振宇:企业家买单就是机会整合的一个方式——既能整合美女,又能整合官员。买单的企业家都不傻,他是在整合关系。整合关系是这个社会繁荣的基本道理。而企业家一直在干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是不是在社会前进或者退步时,企业家都是最先受到影响的一群人?

冯仑:是的,企业家总是被迫做选择。社会突然要变,企业家就被迫放下业务,去做一些别的事。也因此,中国的企业总不能持续发展。我们并不希望做制度性选择,只想好好做生意。可是社会转型后总会有冲突。一般,冲突发生在宫廷,失控的是广场,决胜的是在战场。

最好的方法是基于法治基础上的民主自由,每个人的意见能自由表达,并得到尊重,对与错最后由法治裁定。只要有了这样的解决机制,社会才能稳定,我们才可以专心做生意。如果永远是围绕宫廷、广场、战场上的纠葛,企业家就会不断被卷到冲突当中。过去的100年,所有倒下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死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解决机制。

陆新之:我认为社会在倒退中,才会打击商人、打击市场经济。而社会进步的同时,是鼓励商业发展的。

罗振宇:社会大体分两种组织模式:一种是靠行政权力管理,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有效的,但不人道。另外一种就是自发的组织,是自下而上的监督管理。

现在中国的组织模式显然是第一种。但商人也正在用第二种组织的力量不断“瓦解”第一种力量。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腐败。当腐败让权力折价兑现,这就是商人的反攻。

三事不分

主持人:做商人如果不懂政治就很难做大。你对这种现实怎么看?

罗振宇:问这个问题,是太小看企业家了,企业家早学会了适应社会。对生意有用的事情,他们干吗不做?跟钱较什么劲?如果没好处,企业家自然不听、不看、不信。如果有好处,跟政府妥协和跟客户妥协,有什么区别?现在的商人对环境感知力、敏捷性很强。他们即和政府合作,又要“敲打”政府。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企业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原来的权力机构的衍生物,一类是新兴的行业,跟权力没什么关系。需不需要靠近政治,要看企业所在的行业。如果本来就靠盘根于政府,那就没理由不让人家裹胁。但太多公司不谈政治也能做大,像腾讯,阿里巴巴。我认为,企业家能独立于政治之外好好做生意的,不惹政治是聪明的选择。

冯仑:在中国,政治主导很多事,连床上事都要主导,能指望它不主导商业吗?本来,床上事叫隐私,企业家的事叫经济,政治家的事叫政治和公共事物,这三个事要分开。但这三者现在被混在一起。我并不赞成企业家影响政治,我也不是很懂政治。虽然有时他们洞房里动静太大,我们会要求他们小声点儿,但绝没想过要进他们的洞房。

我自认比较糙,比较低俗。我讲的话老百姓喜欢,但政府不爱听。我一定不会说“把生命和财产献给党”。我觉得,万通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是发展的慢一点儿,受的尊重少一点儿。不过尊重也分很多种。

陆新之:虽然在历朝历代中有过文官制约皇权,但是从来没有试过商人制约皇权。中国商人想追求美国商人的地位,没有传统也没有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30几年的核心是摸着石头过河,商业就是干一些以前不敢干的事,如果严格一字一句按照政策、规章制度来对照,很多企业家的财富都是有原罪的,而所有灰色地带的利益为了洗白,都要找政府部门,这里面又是容易陷入雷区。形象地说,大家都在玩网络游戏,潜规则是可以开外挂,别人都开外挂,你不开就玩不过人家,况且游戏本身鼓励作弊。

主持人:狡兔三穴,商人是不是应该给自己留更多退路?

冯仑:当然要留退路。一个城市治安不好就不能要求大家长住。如果强求人家留下,还要调戏,这不是太霸道了吗?没有人愿意在一个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娶妻、生子、过日子。

罗振宇:社会进步就像进化史,政府和企业是恐龙和蟑螂的竞争,恐龙虽然强大,但太容易灭绝。而蟑螂虽然小但敏捷,繁殖力强,几千万年都不会消失。一定会发生蟑螂被恐龙踩死的情况,所以不能傻等被踩死。当然,给自己找好退路但能挣到钱的事也要去做。死心眼是做不好企业的。企业家都是聪明人,只不过敏捷性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

陆新之:官员都想找退路,商人也不会特殊。但企业家最好不要老想着退路的事,想着留退路不如赶紧走人。小老板,退不退意义不大。大老板,就没退路这一说。玩大了想退没得退。真有问题,该抓还是抓,外国护照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所以企业家还是尽量少碰灰色地带。没事别惹事。不要有那么大的野心。不要总想着跟政府博弈、跟政治讲道理。要把握度,不做输不起的事。而且关系有很多种,没必要非找危险关系。

主持人:当商业社会越来越成熟,市场越来越正规,商人的社会地位会不会更高?

冯仑:那要看什么地位。20年以前,商人在夜总会地位很高。但是现在,企业家要增加的是在市场的地位,而在夜总会,负面新闻中的地位还是大大降低的好。不过,企业家在公共话语中的地位不一定非要那么高,正如鲁冠球说的“高度的天花板”,企业家的话语权再高也不能比官员高,否则就会很危险。

陆新之:希望商人的社会地位会有改变,但对现实也要接受。能用金钱做的事,企业家都做了,不能要求什么都归商人。当然,中国的官员也不能总想着,“都是我给你的优惠政策,我拿回来很正常”。这样是给商人找麻烦,也给自己埋下祸患。

罗振宇:对于企业来说,永远没有到理想状态,只有最适应环境的状态。像美国商业中就没有政治,每个公司各司其职。不存在政治和商业的二分法。而中国几千年来,商业都是政治的一种力量。

不过,这30年来,商业的新力量正在与政治力量博弈,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一定会颠覆、溶解权力,而且是“润物无声”的过程。有了互联网的监督,权力不可以再做明显的不公道的事情。权力对抗互联网是没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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