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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别让民营企业家成了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

2013-08-11 10:49 | 作者: 冯仑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冯仑

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中国企业家网】冯仑总结,实业救国;将错就错,换取利益和安全;被动妥协,委曲求全;远离是非之地,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急剧变化、政策多变的环境下,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够穿越制度转移和体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的秘诀无外乎这四种方法。

冯仑指出,其实,今天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最担心的并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强迫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害怕历史出现惊人的重复:渐渐的国进民退,政府的手越来越长,越来越忙,传统意识形态强势回归,在道德上丑化民营企业和“有钱人”。

“近几年,陕西的煤业整合,河北的钢铁整合,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去市场化等等,都令人似有历史再现的恐惧。在强势而又以法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的政府面前,民营企业家是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所谓选择,实际上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维护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权利。”

500-冯仑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冯仑:

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选择一:实业救国

第一种选择,其实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895年到1949年。当时的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在他们的事业中坚定地践行着“实业救国”的理念,他们是民国企业家的标杆和样本,称为当时企业家效仿和追随的偶像,为民营企业树立了学习榜样。那时候,实业是工具,救国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士绅们对工商世界的一种精神转型,“这种不是来自古典时代的商人,也不是来自买办和洋务前辈。这些企业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只不过,他们是用企业来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工具”(高超群语)。拿张謇来说,他对当时清末的腐朽体制绝望,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于是走到体制外,下海经商,“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清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之后,他历尽艰辛,通过办企业,成功地带动南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不仅办实业,为股东赚钱,坚持民营为主,规范管理,而且大量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一时之盛引来许多效仿者,其中不乏被后世亦奉为楷模的卢作孚和荣氏兄弟。除此之外,张謇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带领企业家阶层组织预备立宪工会,发起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责任内阁。辛亥革命后,他还弃商从政,出任孙中山政府的实业总长、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工商总长与农林总长,“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马敏语)。

今天的民营企业中的九二派,或者可以与当年的绅商(亦称士商)张謇等相类比,在改革开放的大变局中,不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有同样的使命感和精神结构,而且抱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创办实业,参与社会建设,投身公益。问题是今天的现实能否给他们一个不同于张謇和卢作孚的前提与归宿。

选择二:将错就错,换取利益和安全

第二种选择,在一党长期执政、政府无比强大的情况下是一种主动将错就错,换取最大安全和最多利益的方法。早在1927年,国民党立足稍稳,就试图以党代商民组织整合独立的民间企业(商人),之后,它又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六条原则,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商人再次回到传统中去,人和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主张“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资本,最终消灭资本家阶级,到1956年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迫使民营企业“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交出企业,称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一时期乃至后来我们看到最典型、甚至最成功的人物是荣毅仁。荣家在1949年前已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财团,横跨纺织、面粉和金融等多个行业,荣毅仁是荣家第二代,留洋归来,留在大陆见证了共产党进城和指掌政权的过程。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对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荣果然主动将企业交给了政府。荣其实早就表态说:“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他还在群众大会上当众高声表白:“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和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荣毅仁对党和政府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他被党保驾为上海市副市长。公私合营不久,毛泽东又出面保他,不仅免于反右整肃,而且上调北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当中周恩来又奉毛泽东旨意保护他免遭迫害。文革之后,邓小平请他复出帮政府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作为改革开放、与世界打交道的商业窗口。他的态度仍延续他的逻辑,把所有属于自己的钱财捐给政府,暗中加入共产党,表面上以董事长名义经营国有企业。这一回他的回报是:政治上被党安排为国家副主席,当他去世时得以覆盖中共党旗;同时,他儿子、荣家第三代荣智健在香港凭借自己努力和中信的便利,大发其财,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

那一时期,紧随其后的还有北京同仁堂的老板乐松生等。今天,我们在人大、政协领导名单中可以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方式上,都闪现出当年荣毅仁的身影。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企业没有被逼捐给政府,也没有公私合营。但愿历史不要开他们的玩笑,再给他们一次重复1956年故事的机会。显然,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精神传承,仍然是“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的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是下一个30年审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成为考量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王俞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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