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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报道】首富,政府造

2013-03-21 10:58 | 作者: 何伊凡 来源:《中国企业家》 首富 施正荣

《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6期杂志封面《首富,政府造——自主创新的“尚德模式”》

 

 

【《中国企业家》】2000年,施正荣初到无锡时,除了一台笔记本,几页商业计划书外,就只剩下对资本的渴求。6年之后,一位所谓的“中国首富”伴随着尚德电力(NYSE:STP)市值达到40亿美元而诞生了。除了施正荣本人的创业精神、新能源概念,在这个耀眼的财富故事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无锡市政府。

无锡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在尚德获得了成功。在施正荣创业之初,政府出资600万美元,成为大股东,施依靠技术和一些积蓄入股。难能可贵的是,政府资金在尚德上市之前选择了退出。

在无锡,政府这样的创业扶持并非仅对尚德一家。当整个中国,从政府到企业都在为自主创新的具体路径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之时,尚德明星般的崛起让我们注意到在无锡这个江苏中等城市,一种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支持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已然浮现——不妨为它简单命名为“无锡模式”。对“无锡模式”的简单理解是:一个开明的政府,找到具有资本和商业管理意识、且有名望的人或组织来代表“政府”,把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整合在一起,支持企业,然后功成身退。

这让我们想起中星微公司董事长邓中翰,中星微自主研发的“星光一号”数字多媒体芯片,成为第一枚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世界第一的市场份额。在中星微成功上市背后,信息产业部最早的1000万风险投资同样功不可没。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正在重新寻找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如果说中星微是中央部委支持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标本,尚德所承载的“无锡模式”则是地方政府对如何培育中国自主创新土壤的一次探索。

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按照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创业精神的专家亨利·罗文(Henry Rowen)的理论,它必须克服GDP数量崇拜,把500强和一个归国创业的留学生同时视为座上宾;它必须建立引导型的“种子基金”、孵化基金,不能被短期盈利所诱惑;它必须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营造开放的经营环境;它必须为高科技人才和创业者提供高质量的生活,还要提供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

建立一个鼓励创新与创业的小气候,无锡已经做到了;但制造了一个“施正荣”的无锡,是否能够有机会成为培育出一批“施振荣”(宏集团董事长)的“新竹”,还有待考验。

当一个人的宽3米高2米的巨幅半身人像被竖立在大街小巷,他是什么感觉?

施正荣说,“没感觉,只是原来开车想去哪就去哪儿,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自由,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未必欣赏这种文化,但至少已经学会了配合。

澳籍江苏扬中人施正荣,从未想过在无锡会获取如此巨大的成功,更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来展示成功:他是无锡市最新塑造的典型——“无锡创新先锋”,在无锡市的大街小巷,他的头像几乎举目可见。

“无锡市委市政府已经号召向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学习”,3月2日,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告诉《中国企业家》,“前几天省里几乎所有重要的新闻机构全部扑上来,施正荣作为2006年第一位重点宣传的人物,省里面也要放大他的效应。”

这位至今还没有正式登上过各种中国富豪排行榜的“新首富”,其创富过程与大家此前熟知的多位“首富”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完全不同。他财富的起跳过程与政府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无锡如何帮助尚德这家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实现资本蜕变,又准备如何让自己成为中小高科技创业投资者的乐园?究竟是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发力的“无锡模式”成就了尚德,还是尚德的成功正在影响无锡?所谓的“无锡模式”是否又具有可复制性与持久的生命力?

李延人走了

李延人的来与去是解读“尚德模式”的关键环节。李是尚德首任董事长,他代表的国有股东给尚德提供了起飞的资本;而四年后伴随着李的离开,施正荣酝酿的国有股退出计划开始逐步实施,这也是尚德最终“私有化”的开始

在尚德的成长史上,有一位无论是无锡市政府还是施正荣都不愿意过多提及的关键人物:尚德第一任董事长,原无锡市经贸委主任李延人。

2004年9月,尚德成立的第4年,李延人走了。带着100万人民币,以及一辆奥迪A6轿车,没有1分钱的股票。

是尚德董事会决定了他离开无锡尚德公司,理由是他4年任期已满。

李是无锡市原经贸委主任,是施正荣来无锡最早接触的政府官员之一,公司成立后,作为国有股东代表出任尚德董事长,是施正荣早期最核心的创业伙伴之一,施正荣当时任总经理。

施正荣认同李延人对尚德的贡献:“李总与整个企业的运作以及企业成长息息相关。说实话,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也没有第二条(生产)线、第三条(生产)线”。

但是李延人的离开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对于二人最初的矛盾由何而生,双方均表示已经不愿意再谈。李延人模糊地提到,“亏损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而一旦企业开始盈利、上市,涉及到利益分配,矛盾就产生了。”而施正荣则说,“无非是名利二字。”

矛盾最终体现在对公司的控制权上。当年施正荣决定留在无锡时,无锡新区领导的一句话让他顿生知音之感,当时这位领导说:“我们就是要吸引你这样的科学家当老板。”但企业做了两三年后,李延人与施正荣,这对拍档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施正荣逐渐感觉到来自公司内部被架空的威胁。

施正荣没有明确指出这种威胁来自李延人,但他身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有人想到施总的位置上来。”一种说法是,李延人处理某些事时会越过施正荣,李还曾经向基层的技术人员质疑施正荣的技术能力,甚至因为李在中间沟通不畅,国有股东与施正荣之间也产生了误解。

最让施正荣愤怒的是,2004年尚德发生了创业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技术泄漏事件,公司的一个骨干带着核心资料另投他门,而这个骨干的离职他事先毫不知情。“他是被人排挤走的。”施正荣说。

这些说法已经无从证实,施正荣最终留在尚德,无锡市政府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尊重企业创始人的价值是初衷,风险投资在实现目标的同时,不能偏离这个方向去获得控制权。”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说。

无锡市政府把自己和自己派出的代表李延人看作是“风险投资商”,但李为尚德初期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已经超过了这个定义的范围,他深入介入到了企业运营当中。不过,他本人在尚德并没有股份,他感叹,一个没有股权的董事长,关键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2004年初,尚德董事会曾达成共识,准备送给李延人一部分股份,不过,李延人拒绝了,他准备公司上市之前,以一定的价格购买部分公司股份。

李延人再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尚德董事会决定了李延人的离开,并给予了一定的补偿。但这无疑与公司上市后,股东获得的回报和风光难以比拟。

重新回想起这段经历,施正荣说多少有些不堪回首,但这恰恰是创业阶段给他留下的最刻骨铭心的印记。他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全新的感悟,“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什么叫水到渠成?什么叫所谓的同甘共苦?进一步说什么叫颠倒黑白,什么叫混淆是非?”再次看到这些成语,他都不会仅是纸面上的理解,而是“绝对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伴随着李的离开,施正荣酝酿的国有股退出计划开始逐步实施,这也是尚德最终“私有化”的开始。

施正荣来了

从那一刻起,施正荣的命运已经与无锡市探寻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复制“硅谷”、“新竹”模式的试验胶着、连结在了一起

2006年3月6日,坐在尚德公司董事长办公室里,身家已超过10亿美元的施正荣面对《中国企业家》记者,已经不愿再触碰当年个人间的恩恩怨怨。他的记忆中,留下最深印记的是从无锡市政府获得启动资金的过程,在那段时间,李延人还是他的最佳拍档。

6年前,施正荣初到无锡时,除了一台笔记本,几页商业计划书外,只剩下对创业的渴求。

其时,洪汝乾刚刚组建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两个月,他怀里的1亿元启动资金还没有捂热。

一个想创办自己的高科技企业,一个开始为政府风险投资的出口探路,两个怀着不同职业梦想的人,机缘巧合地碰在了一起。

如果是在“硅谷”,一个拥有具备商业前景的高科技项目的创业者,会成为多家风险投资基金的接洽对象,但在当时的无锡,并不拥有资本与高新技术嫁接的市场。

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洪汝乾回忆,2000年10月,在无锡市中山路的政府招待所里,施正荣向他和科技局的几位官员演示了他的商业计划。“我们感觉风险很大,”洪汝乾说,“因为2000年的时候国内电力不是紧缺,当时的情况是过剩。搞太阳能发电,我们在国内看不到需求,也不了解海外市场,所以无法判断商业前景。”

洪曾任无锡机床厂厂长,有十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后任无锡市财政局副局长。1999年国家科技部有一个推动技术创新工程,无锡是试点城市之一,因此由政府出资成立投资公司,挂靠在市科技局。考虑运作这笔资金风险很大,最后决定由刚退休的洪汝乾担任总经理。与施正荣的合作是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面对的第一个项目,洪汝乾当然谨慎。

洪汝乾拿了施正荣的商业计划书,专门请无锡华晶集团的高级技术人员提意见,华晶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芯片生产商,上游原料也是硅材料。10天后,洪汝乾得到的答案是:项目非常好,技术水平也高,具备商业可行性,只有一点疑问,投资时间是否早了一些?洪问,“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投?”对方表示暂时不感兴趣。

之前,施正荣曾经在秦皇岛、大连、上海谈过合作,过程并不顺利,但可能没有达到媒体上所说的“四面碰壁”的程度,据说,施与上海甚至签署过一份意向协议,之后他到无锡是由当时无锡市主管工业的副书记介绍。另一个版本是,施正荣在澳大利亚读书时结识了同乡杨怀进,杨怀进后回国做贸易生意,看好光伏产业的前景,主动为施正荣在国内探路,后来,杨怀进得到另一位同乡徐成荣的帮助,徐有政府方面的人脉资源,最终把施正荣引荐到无锡。

2001年1月,无锡市政府决定支持施正荣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800万美元。“政府方提出了两个条件”,当时的投资方之一、市信托投资公司代表张维国说,“首先要求施正荣必须拿出一定的现金,再好的技术,你不拿钱我不谈。只有把你在国外的辛苦钱带过来,大家的利益才能一致;第二,你的技术,你的成果全部都属于合资公司,不得与其他任何一方进行同样项目的合作。”施正荣欣然同意。谈判下来的结果是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技术股占20%,折合160万美元,现金股5%,折合40万美元。

2001年2月6日至15日,无锡市组织了5人考察小组赴澳大利亚考察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和利用,其中包括两位计委官员,市委办公室秘书,科技局一位处长,以及代表投资方的张维国。科技局局长刘钟其说,当时考察目的主要两个:第一,施正荣是不是诺贝尔奖得主马丁·格林教授的弟子;第二,施正荣是否有自己的发明和独立的研究成果。考察的结论是“该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施正荣博士从事的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这对项目落实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焦点的问题是,政府的资金从哪里来?这时,李延人正式登场。

李延人时任无锡市经贸委主任,在尚德太阳能立项之前就与施正荣有过接触,也是最初少数几个看好这一项目的官员之一。李延人告诉《中国企业家》,他最初联系过私营企业,但大都不敢涉足这一行业。后来他花了1周的时间,拜访自己在无锡的国有企业家朋友,拉来8家企业,“那时,我还没退下来,多少有些面子。”一位当初投资尚德的企业高层也承认:“由于李在无锡工商界的影响,他出面的确让人感到心里塌实了一些。”

当然,李延人对施正荣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代表无锡市政府的立场。“无锡市主要领导是相当开明的,”科技局局长刘钟其认为,“搞马路,建大楼,这样的政绩很容易看到,但创新的东西有风险。政府一直在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

“总要有个带头的,”洪汝乾说,“我们和高新技术区的另一家投资公司率先跳进去,算是表个态。”

“其他的钱也不是一下子凑起来的,政府在后面逐步施加影响,”刘钟其做了“推”的手势,“实际上,我们绝大部分股东当时已经做好了血本无归的准备。”当年参与投资的一位国有股东高层告诉《中国企业家》。

600万美元终于注入。除施正荣外,另外8家股东分别是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科达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小天鹅集团、无锡水星集团、无锡山禾集团、上海宝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面5家全部是标准的法人股东,其中上海宝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始终未出资,股份最后由其他几家按股权比例再次分配。

李延人从经贸委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作为无锡市创业风险投资公司代表出任尚德太阳能董事长,施正荣任总经理,张维国任副总经理,不过张直到2002年才赴任,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政府代表。

作为一个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基地,无锡市与施正荣从项目接洽、论证、调查、股权谈判、寻找资金来源,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或许,从时间效率上,这与成熟的“硅谷”模式相差甚远,不过,无锡在评估、拍板风险投资项目上也显示了足够的“东方智慧”。

洪汝乾说,财政拿钱出来搞这样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就是准备复制“硅谷”和“新竹”的高科技创新模式。

2001年5月,施正荣带着妻子和3立方米的太阳能技术资料离开了澳大利亚,房子抵押给银行,家具则卖的卖,送的送。

而从那一刻起,施正荣的命运已经与无锡市探寻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复制“硅谷”、“新竹”模式的试验胶着、连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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