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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一个国家主义商人给总理的上书

2015-04-18 13:24 | 作者: 萧三匝 来源:《中国企业家》 吴海 桔子酒店

 

文_本刊记者  萧三匝   编辑_袭祥德   摄影_邓攀

有人给总理写了封公开信,你是不是想到了当年的李昌平?

但吴海根本就没听说过李昌平——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前乡党委书记。

吴海是桔子水晶酒店的CEO,该酒店公号文章都是他写的,不多,但够猛,公开信是其中一篇。他公号上的照片,不是光着膀子扛麻袋的民工造型,就是谁都不尿的颓废诗人范儿。一个字,野。

我们刚见面那一阵,我有些吃惊。这人如此谦和,甚至有些羞涩,一身运动服、球鞋,该寒暄寒暄,该递烟递烟,完全不是照片上那人啊。当然,平头还是那个平头,眼袋还是那双眼袋。

“人都是多面的。”他嘿嘿一乐。

“今天,我想对李克强总理说句话,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一个政府如果对企业(指守法企业)不好,实际上就是对人民不好。”

“不知道写完这篇文章会不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说出来,做企业十几年了,太憋屈了!”

文喜看山不喜平,公开信以悲情起笔。

正文分四个部分:一,对企业不好就是对人民不好;二,我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三,解决方案;四,我还是想做点事的。

单看信的内容,也没什么新鲜的,不外乎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吃拿卡要、寻租捞钱,问题是措辞,辣。

“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虽然都是国家的亲骨肉,但是大太太的孩子管着我们,偏房生的也怕大太太生的,但是他们敢找亲爹撑腰,而我们这群婊子养的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脸再主动地把右脸转过来让打。

“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还要活着,我们说了,可能让大太太的一个孩子感觉不爽、或者受了批评、或者进了牢房,大太太其他的孩子会整死我们。”

然后一一点评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部门是如何给企业找茬儿的。

“夜深人静该睡了,晚安东城,晚安中国。”几千字的信,最后还是以悲情终。

这哪是陈情表的文风。

但吴海觉得是,或者按他的说法,这是一份政协提案——他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去年1月,东城政协开会,他在会上单独发言,讲的内容跟公开信一样,当时赢得了全场鼓掌,领导也说讲得好。他发言的目的是呼吁改善营商环境,只不过,发言稿标题是按官方语言写的。会后,他跟领导说,如果有机会把发言稿递给北京市政协,再递给全国政协,没准儿对国家有点帮助。但后来他又觉得这事儿没谱,就搁一边了。这次发在公号上的文章,标题本来是《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考虑到别种问题,就换成了《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

他不是第一次上书了。几年前,他就趁一次会议的机会给北京市副市长递过一份关于如何打造国家品牌的建议书。

这次为什么写公开信?直接的原因是,李克强总理3月底去国家工商总局视察,明确指示要简政放权。吴海在网上看到这条新闻是几天后的事了,那天凌晨一点,他开始奋笔疾书,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完了,改完错字,在自己还没后悔之前就发出去了。

“有人说我是吐槽来了,或者是拦轿喊冤的架式。我这是一份标准提案的写法,只不过政协提案有字数限制,最多八百字,我这是长篇,他们竟然看不出来!我是希望对国家有帮助,不是为我的企业喊冤。你说我是小企业吗?绝对不是。很多营商环境的问题,人家小企业都能克服,我还克服不了?不可能的,我资源比它们多多了,认识的人也比它们多多了。”

吴海不想当斗士,更不想当怨妇。虽然文章标题就说自己憋屈,但真聊起来,他并不认为自己特别憋屈。“因为每个人都憋屈。况且,当你把腐败看成一种税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他也评估过风险。

比如,措辞是不是有点过?他想,公开信是他在政协发言的老百姓版,措辞不那么四平八稳也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风险是激怒基层政府职能部门,遭致对方报复。因为在制度、规定缺失或不明确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拿合法的手段治死你,我是做开门生意的,最怕这个”。

他不怕风险。“现在又不是文革,我相信我不会是张志新的结局。我说的是对的,国家又正好在做这个事,大环境不错,政府不会这么来对我,这我有绝对的信心。”

我给他讲了李昌平上书以后的遭遇,他认为李的遭遇是必然的。“他在那里混不下去,是因为他是站在体系内说体系不好。咱不是在体系内的,我要是政府的人,还真不敢写,我只是政协委员,就不怕。”

说到底,吴海只是觉得,制定政策的方式需要改进。比如,政策制定者大都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中小企业主缺乏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政策制定程序的不合理最终导致了制定出来的政策漏洞百出,这就客观上给执行的官员提供了寻租空间。

他想为政府打补丁,而这样做的可能性在于,改革措施这些年落实的也不少。“我们感觉政府有的方面确实改进非常大,老百姓嚷嚷,跟着凑热闹,他们也没做公司,哪知道这其中的详情?比如说工商注册,按照规定,它多长时间内必须完成,根本不用找代理,你办不完,我可以投诉你,没准儿就把你开掉了,现在是这样的,以前可能吗?”

公开信一出来,立即炸了锅,怕什么来什么,区域经理纷纷给吴海报告,他们去某某部门办事,人家劈头就问,“信里说的是不是我们?”吴海赶紧让区域经理说,“不是”。

最紧张的是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晃着手机对我说,在我们见面前一天,弟弟还发短信问他会不会摊上大事。

赞赏的是两类人,一类当然是企业家;一类是政府领导,“政府很多人给我打电话,东城政协非常开放,跟我说,‘你写的东西是对的,你放心,不会有事的,我们替你撑腰’。”

“真能起到效果吗?即便是正规的提案、议案,很多不都石沉大海了吗?”

“不能完全这样说。所有的政协提案,只要是针对哪一个部门、针对哪一件事,他们必须回复、必须解释,你不签字他们过不了关。”

“但你这提案涉及很多部门。”

“有国务院深入发展改革领导办公室嘛。”

他挺执着。

公号上的吴海可不是个严肃的人。

在那里,他是个文青,细腻、复杂。

他能为自己收养的一只流浪狗“十二”写一篇《她的一生》:

“你有什么才艺?”编导问我,“每个老板开场都要表演才艺”。

“我没有什么才艺。”我回答道。

“那你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读书,每天早上,和我的狗一起。”

“那你就带着狗来吧。”编导和负责人商量后无奈地说。

我理解真人秀,其实观众就是看老板耍耍猴,让观众乐呵乐呵,最后观众会说“这个老傻逼还能折腾两下子”。

那天我穿着平常读书的衣服,抱着我们家狗上了节目录制现场,傻逼似的站在台上,讲了我和她的故事。

……

那天的节目是关于“做女人生意的老板”,评委是30位20多岁的女孩子,参加节目的老板有卖钻石的,明显每个女人都爱钻石;有卖女人内衣的,明显这是女人的刚需。所以,我理解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会把我淘汰。

可是,我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是否听懂我讲的“我和她的故事”,实际上我讲的十二的一生就是女人的一生。她们太年轻,听不懂……

另一个足够文艺的桥段是,他把2015年春节给员工的拜年贺词写成了一首散文诗。他很痛恨自己进入酒店行业,他觉得自己很无能,因为这个行业不能给员工提供像互联网行业一样高的奖金。他甚至会为员工长本事以后跳到别的行业开心。

“你这文笔,要当作家的话,怕是韩寒都要失业了。”我真心认为他文笔好。

“是吗?我其实是比较烦文人的,我爸是文人嘛。江西文坛不是有‘三剑客’嘛,我爸是其中之一,写小说、剧本,但我从来不看他写的东西,就爱看金庸那类的。”吴海说,文人有些习性他不喜欢,“我跟我爸说《劳动法》不合理,我爸气坏了,说‘你们这些资本家’!我说凭什么员工不好我不能开呢?员工可是想开我就开我。结果我爸请人装修,装修工把他骗了,我说你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吧?请个阿姨,阿姨也骗你。你请人家的时候你就是资本家,你为什么站着说话腰不疼?国家就是让你们这帮文人给祸害了。”

虽然从小就不喜欢写文章,但在微博时代,他是达人,没事儿了就写着玩儿,内容包括融资方法、中国色情市场分析,甚至写一个黄灯值多少钱等等。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看到他是个真实的人。

真实的吴海也是个愤青,尖锐、直接,火力猛。

他不承认存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于是写了一篇《梦见周鸿祎》。他虚构的梦境是:自己在东莞也开了一家桔子水晶酒店,“在酒店大堂里碰见了我敬仰的360的周鸿祎老师,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小姐一个妈咪,我们四个人一起讨论起互联网思维”。

在接下来的四人对话中,他极尽调笑之能事,那完全是赵本山的拳法。

梦中醒来,他的结论是:互联网思维就是东莞思维,只不过东莞思维不够高大上,所以想出了互联网思维这样的名词。

最后他说:有人给桔子水晶酒店套上了互联网思维的光环,我已经想象出公司将来不同结果下两篇不同的新闻:如果桔子水晶做成功了,新闻稿的标题是《一个有互联网思维的传统酒店的成功》;如果失败了,新闻稿的标题是《一个只懂互联网思维皮毛的传统酒店的没落》。

他嘲讽别人,也自嘲。“我是有点文化但是小混混习气难改,总是留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日子。我写的东西如有冒犯请多担待,毕竟我干酒店是伺候人的生意,平常老被人欺负,压抑得久了,到这儿说话态度有时候没控制住,请多担待。另外,我在微信上面除了写自己的一些观点之外,主要目的是为桔子水晶酒店卖身做广告,如果影响了您的世界观,请您不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如你所知,他的微信公号是wuhai222。他告诉我,之所以起这个名儿,是因为他确实有点二。

“你认为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把球抛给吴海。

“我有良心,我很聪明,多面性当然也是有的。”他说,从2008年开始,他每年都给员工发孩子的教育基金,从两千到四千不等,他并不想因此获得什么回报;如今,跟着他干了20年的兄弟都有,如果企业能做成功,他自己赔钱都愿意。他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天性使然。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价值和市场经济等理念,所以企业家很容易成为自由主义者,但我感到吴海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我要听听他是否认可我的判断。

“我是很爱国的。当政府好的时候我就会爱政府,我对自己的定义是理性的爱国者。”

吴海认可这个国家的体制。在他看来,中国实行的是精英治国体制,完全可以用这套体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认为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一样,都是由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

他也不认为腐败与体制有必然的关系。“腐败不是体制造成的,是人造成的,我拿企业举例子,你说阿里巴巴治理严不严?店小二都贪污,你能说什么?再好的体系能管住贪污吗?管不住。对精英的限制是必须有的,上面限制住了,他管别人也理直气壮。共产党的监督体系合理得不得了,没有一个国家能跟它比,因为它用的手段别的国家没有。”他指的主要是“双规”。

“体制没问题,而是人本身的问题。”吴海总结道,中国人的根本问题是高度自私,没有公德心。人的问题是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一靠教育,二靠法治和规则约束,三靠经济发展。

有人说,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或者是让坏人不能作恶,坏的制度是能让好人变坏。吴海同意后半句,但他同时认为,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是需要时间的。

吴海给我讲了一个他与国家的故事:

周恩来去世那一年,吴海还是学龄前儿童,只听说过毛主席,没听说过周总理。等他上了一年级,学校组织师生看电影《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看电影时,有的小孩就哭了。回到班上,老师就表扬了那个哭了的小孩。吴海当时就后悔自己怎么没哭,因为哭了就能受到表扬。这就是第一个国葬给他留下的印象。

第二个国葬是邓小平去世。那时吴海已经在北京工作,他跟一个叫安迪的老外朋友坐出租车,正好从长安街过,看到广场降半旗,他就哭了。安迪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哭,他就讲了自己外公的故事。他外公是会说四国语言的高级工程师,苏联来援助中国的时候,外公说了一句话,“这帮专家是毛孩子,他们懂什么”,就被打成了右派。后来中苏闹掰了,他又来了一句,“你看我说对了吧”,就住进了牛棚。吴海那时候小,但清楚地记得外公住牛棚的情形:一个糟老头子,穿件破破烂烂的棉衣,瘦得不得了。这件事对吴海刺激特大。因为邓小平出山,他外公得以平反昭雪,国家还给补了三千块钱,外公给三个女儿一人一千。

吴海爱抽烟,牙都黄了,“戒了一百年了,戒不掉”;非常不喜欢喝酒,因为做生意,练出来了,现在能喝半斤白的;至于作息,一般都是凌晨一两点钟睡,七点钟基本就醒了。他也爱看高端政经杂志和实用性强的书,畅销书、人物传记之类从来不看,最近看的一本书是《消费者行为社会心理学》。

他从来不想人生的意义,只想做点有意思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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