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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医生陶勇这一年:希望比光明更重要

2021-02-14 16:11 | 作者: 于静,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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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很清楚“红”意味着什么。他从未想过要“红”,但既然已经“红”了,就想好好使用这么多人给的“红利”,借助现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于静

编辑|米娜

头图来源|受访者

今年,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一家在北方过了一个南方人的春节。陶勇爸爸厨艺精湛,退休后到北京与儿子一家共同生活。除夕夜,爸爸做了拿手的江西菜——笋丝炒肉和鸳鸯蛋,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忆苦思甜、开心过年。

过去的2020年,这个家庭悲欣交集。2020年年初,陶勇成为北京一起伤医案的受害者。陶勇在病房抢救生死未卜时,一家人以乐观、勇敢的心态陪着他,最终他也坚强地康复过来。这一年,他们共同拥有了太多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个除夕夜,对陶勇来说,充满了成长的幸福回忆——例如家乡的鸳鸯蛋,其实就是用半边鸡蛋、半边肉,放在一起炸成的。而之所以每年年夜饭都要吃这道菜,是因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能满足大家既想吃肉又想吃蛋的朴素愿望。在他看来,一家人,能在一起过年就是幸福。未来怎么样,不需要想太多,最多的祝福就是希望彼此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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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家的年夜饭。

一顿普通的年夜饭,熨平了陶勇和家人心中的波澜。虽然被砍伤的手不能再做手术,陶勇却有了更大的理想。 

那些命中注定的事

2020年1月20日,腊月二十六。早上出门时,妻子叮嘱陶勇早点回家,母亲准备了他爱吃的香菇米线,他还准备修理汽车电瓶准备春节使用。 

这是他出诊的日子。中午陶勇凑合吃了一包泡面,稍事休息便开诊了。诊断到第四位病人时,他的后脑遭到重击,脑袋磕到办公桌上,接着又是一击,他甩开周边的人和物,直奔楼梯跑去,跑到楼梯口的死胡同,重击再次袭来。如果不是斜对面诊室的杨硕大夫、一位志愿者、一位病人家属和一位护士的拼死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凶手的一把大菜刀,砍在了他的后脑、左臂小臂、后脖颈和右臂上,有几处伤口如果再挪动一两公分距离,陶勇就有生命危险。 

那时候处在生死边缘,陶勇的记忆非常零散,只是觉得头非常疼,一种超过之前任何经历的剧烈痛感,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脑袋仿佛裹上了一个铁盔,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 

直到春节那天,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里,他的头痛有所缓解,憋炸的铁盔中透进一丝空气,不过这时候,他清晰感觉到了疼痛的位置,左臂像冻僵的铁棒。大夫告诉他,神经和肌肉全部砍断,缝合后还没有知觉。 

陶勇告诉《中国企业家》,医学领域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技术、费用、服务三者很难同时满足。他是一位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医生,但不可避免地在治病救人、攻克难关时,难以同时满足其他两角的需求。

陶勇出生于江西,这里是沙眼患病率极高的地区。小时候他见证母亲的眼疾通过妙手仁心的医术得到治愈,这让他走上了医学道路。199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专业是眼科里比较小众的葡萄膜炎领域,这是一个即使投入精力多,也很难见到效果的领域。 

葡萄膜炎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他面对的病人往往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艾滋病人、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他们在常年求医问药后,经济条件往往也捉襟见肘。 

北大人民医院眼科医生侯婧对《人物》介绍,“葡萄膜炎”几乎是所有难以诊断的疾病“最后的箩筐”,“基本上所有眼科疾病最后诊断不明确的那部分,最后都能归到葡萄膜炎这个专业里......因为这个病的病因特别复杂,包括他为什么痴迷眼内液的诊断,也是这么多年他太想克服、征服这些困难。”

这时候,很多同行可能会放弃治疗,他却于心不忍,不忍心看到病人失去光明,不忍心看到生命消失。 

王阿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手术,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已不在人世,自己身体不好,驼背严重,陶勇本想拒绝医治,但被老太太的愿望打动——江西老人有为自己缝制寿衣的传统,王阿婆想看到光明,亲手为自己缝制一件寿衣。陶勇为她手术后,她的生命延长了七天,在这七天里,她为自己缝制了寿衣。去世之前,王阿婆托人感谢陶勇,谢谢他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天赐两岁时双眼长了恶性肿瘤,为了保住性命,孩子的左眼被摘除,出现病变的右眼在持续治疗五年之后,也没有保住。他和家人最难时住在北京地下通道或者火车站,爸爸靠卖报纸、当搬运工赚钱。 

小岳岳6岁时患有白血病,接受干细胞移植后,家里一贫如洗,孩子想活下去,父母的态度是,只要陶医生有办法,砸锅卖铁也要治。几次手术之后,孩子的眼睛还是不可避免地滑向糟糕的结果。为了让他看见,陶勇求助工程学,与几位专家专门为岳岳研制了一款VR眼镜,让他戴上后又可以重新看到书本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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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个病人的状况都能得到改善。 

那位行凶的病人在找到陶勇之前,做过两次手术,伴有严重并发症,近乎失明,在陶勇的手术和治疗下,视力得以恢复,但他却想要更多,他是一个北京远郊农民,家庭贫苦,早已与父母、兄弟姐妹断绝往来,因为眼疾,他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 

陶勇在与朋友合著完成的自己第一部散文随笔集《目光》中,试图为他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可能他的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扭曲,直到我给他治疗完,他彻底绝望、试图轻生,而我就是他的陪葬者。” 

事情发生后,陶勇的北大同学在一篇《成为陶勇有多难》的文章中,帮我们拼凑出陶勇对医学的执念:40岁左右,能在SCI上发表三五篇文章,能够成为副主任或主任医生,就是不错的成绩了。而陶勇头些年已经在SCI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现在全国葡萄炎方面的专家很少,但大的治疗思维仍然是用激素对抗炎症,陶勇的研究思路不一样,他通过眼内液检测,实行更精准的诊治,这样不仅可以更高效地找到病因,也可以帮助患者减轻费用;别人不想做的研究他做,别人不接的病例他接,尽管转去其他医疗机构会很轻松,但为了接触更多临床案例,他仍坚守在公立医院,工作量大、责任重、收入还不多。  

另一个陶勇

妻子和护士首先意识到陶勇“红”了。伤医事件发生当天看到微博热搜后,妻子告诉年迈的父母,让他们到医院去小心点。随后,他们又在微博上看到,留言达上万条。起初,陶勇对这些来自外界的“信号”并不敏感,直到自己亲眼看到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祝福信息,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火”了。 

伤医事件发生后,一些关心他的陌生人在微博凝聚成的“陶勇超话”,后来发展为陶勇的粉丝群,他们有个诗意名字——“桃花源”。粉丝群中,不乏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知人群,有人愿意追随他是因为,陶勇以老干部形象示人,经常会给粉丝布置任务,监督他们读了什么书。他们以陶勇为榜样,寻找向前向上的力量。

陶勇陆续接受了《鲁豫有约》《朗读者》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与拍摄,甚至登上《吐槽大会》的舞台,俨然成为一位“网红”医生。 

临近2020年底,陶勇的日程越发紧张,有媒体邀请他拍摄的一个医学科普视频中,陶勇身穿一身红色中式服装,以快节奏语气向观众普及防疫知识:“牛年到,福气到,陶勇祝您新年好!二零二一除夕夜,配合防疫最重要。就地过年有新趣,健康中国来报到。”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年初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医生,在年尾会以这种喜庆欢快的视频与大家见面。

陶勇为过去一年总结的关键词是“惊喜”。2020年他刚满40岁,这年发生的事情如同情节起伏的小说。在陶勇年轻时的想象中,40岁是一个挺大的年纪,人生已经基本定型,可能是个不错的医生,偶尔迷茫时,会担忧从医这条路的方向在哪里。但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也让他清醒,帮他解开了四十岁的困惑:从医是值得的。

如果不是伤医事件,牛年春节,陶勇和他的家人值得庆幸的事情确实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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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陶勇在北京买了一处很小的房子,孩子出生后,父母来照顾,因为没有地方住,他们开始了四处搬家的“流浪”生活,陶勇像所有北漂那样有自己的烦恼,2020年受疫情影响,北京房价微调,他终于有能力卖掉旧房,在南四环置换了一套新房。 

牛年春节,陶勇一家人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庆祝新年了。 

一直以来,临床医生和科技创新企业隔着一道无形之门。2019年11月,《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出台后,朝阳医院在门诊楼十楼设立了一个类似咖啡馆的,可以为医生、科学家和企业家洽谈提供便利条件的“科创中心”,率先打破彼此之间的交流障碍。

陶勇告诉我们,他是朝阳医院第一个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医生。 

这一年他还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这是他从医近20年来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在该数字化检测领域的第一部相关著作,如果该技术进一步普及,会惠及更多疑难眼病患者。这本书是他牺牲休息时间写了很久的,意外发生时,这本书离最终定稿只差后记了,在他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它写完,陶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如果说我所热爱的眼科,所热爱的葡萄膜炎,已经达到了知识体系的珠穆朗玛峰,再也没有进步空间,那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为了快速走出伤医事件的阴霾,他甚至与朋友合著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目光》,在生死、善恶、金钱、价值、信仰、儿时成长、北漂人生等方面,整理了他求学行医20年来的所思所想。 

写专著、写随笔、买房、科技成果转化,被评为微博达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微博粉丝从最初的几十万人,到如今的160万人,接受诸多媒体邀约,甚至一反沉静形象,参加《吐槽大会》,在2020年,陶勇彻底火了。 

有小学生给他写信,称他勇敢、坚强、乐观,要向他学习。 

《中国企业家》在朝阳医院采访时,一位中年女医生向陶勇转达了一位中学生的请求,给他写信,并希望得到陶勇的回信。他欣然答应了,下楼梯时,他却对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忐忑,希望能做个值得他们真正尊敬的人。 

陶勇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以微博发布频率为例。2016年他发布了第一条微博,但这一整年就发了这一条。2017年也是只发了为数不多的几条,2018年全年没发,2019年的数量也不多,直到2020年数量增加。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说,刚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关注时非常忐忑,有些迷茫,无所适从,每一次媒体采访都会让他反思自己到底值不值得这么多双眼睛关注?但是又觉得,社会需要正向引导,也许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点影响力,为社会创造价值。

他很清楚“红”意味着什么,陶勇在微博写道:我从未想过要“红”,如果可以,我情愿不上热搜,但既然已经“红”了,我就想好好使用这么多人给我的“红利”,不忘初心地去做实事、做好事,也为了这1700万视障人士。 

陶勇曾在新街口四环市场附近住过三年,有一天,他在微博回忆,撒着黑芝麻的小水煎包香气扑鼻,夏日里,西瓜叫卖声不绝于耳,晚上围着后海和西海跑步,独与清风和明月做伴,什刹海过于灯火辉煌,是不愿去的。 

在回忆里,他享受着自己不参与的热闹,和参与的寂寞。但有些日子注定一去不返了。

陶勇变了吗?

在无数访谈中,陶勇印象最深的是与乒坛皇后邓亚萍的对话。邓亚萍是他小时候的偶像,内心强大者之间的对话不避讳伤痛,“一个患者去砍你,你当时怎么想?” 

陶勇答,肯定想不开,也很难原谅,但自己的人生不能被他废了。 

医学专业是自己选的,在医学领域里做出原创性贡献是他的追求,通过开发不同新兴科技手段和脑机接口,让世上没有盲人是他的梦想。尽管伤医案发生后,周围人都降低了对他的期待,他也在纠结,是要过一种安逸的生活,还是继续为理想奔波? 

邓亚萍告诉他,乒乓球比赛中有个战术叫防守转进攻,谁的速度快,谁就能掌控局势,“你应该快速把被动转为主动,重新掌控你的人生,否则就白挨这一刀了。” 

从乒坛冠军,到政界官员,到创业者,邓亚萍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人,她的建议给陶勇极大触动。 

一方面是不能做手术的手,另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上帝为他关上一扇门时,也为他打开了一扇窗,那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想法汇聚成一个宏大的愿景,他想借助现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伤医事件发生后,陶勇一度陷入迷茫中,为什么我救助的人最后来伤我,从医到底值不值得。陶勇告诉《中国企业家》,在那之前可以说是闷头干活,每分钟都会非常忙碌,很少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存在,怎么样去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情。 意外受伤的经历让他有了大概三个月的休养期,这段时间他思考了很多问题,做医生到底值不值得,医生的本质是什么,后来,他逐渐想通了这些事情。 

在陶勇主攻的葡萄膜炎领域,眼睛问题不只与眼睛有关,它还连着其他脏器,甚至与营养条件、卫生条件和生活压力有关。陶勇还是年轻医生时,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在于“解决问题”:这个患者是白内障,我就治好他的白内障;那个患者是青光眼,我就治疗他的青光眼。繁忙的工作让他无暇深入思考疾病背后与人生和家庭的联系。

这次住院,他有时间回顾和反思,渐渐明白:有时候,希望比光明更重要,光明只是帮助我们“看见”,而希望才能支撑我们“活下去”。 

李润是陶勇大学时的朋友,案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与陶勇取得联系。与身体受伤不同,李润当时饱受抑郁症之苦,在与陶勇的交流中,被对方身上的“满足感”打动,于是向陶勇建议,与他合著《目光》,在挖掘对方的人物故事中,寻找治愈心灵问题的良药。

也是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陶勇关于“天下无盲”的设想初步成型。“天下无盲”的核心是:背靠医学,左手医疗,右手人文。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采用各种高科技和医学手段去帮助患者;二是通过“光·盲计划”等人文关怀与公益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后来在参加一场媒体活动时,陶勇第一次向外界阐述他的“天下无盲”理念,随后得到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基金会的支持,也有一些医疗科技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为残障人士发起的资助公益组织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主动找过来提供资源和帮助。 

陶勇介绍,天下无盲是一张整合规划的远景蓝图,在这张蓝图上,不光有医疗行业的板块,还有科技合作伙伴、公益合作伙伴、商业合作伙伴的板块,这是科技、医疗、公益、商业的融合。未来,他想要帮助低视力人群或者是无视力人群重新融入社会,让他们从自洽到自信再到自强。 

陶勇认为有三类企业可以一起合作:第一类是喜马拉雅等音频网站,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对声音敏感,有表达意愿,此类企业可以帮助他们成为主播;第二类是与智能眼镜、VR头盔有关的电子科技类公司,他们只要稍微改进一下算法,就可以利用先进技术,打造出适合低视力人的视觉辅助器;还有一类是专门为盲人生产盲人打字机、盲人印刷机等助盲产品的助残类企业,帮助盲人通过劳动谋生时,也可以让企业赚钱,从而开发更多适用于盲人的产品。 

多服务患者,多做手术,多帮助别人,之前做普通医生的目标,跃升为帮助整个盲人群体,未来,陶勇会为“天下无盲”,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 

未来,他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我们不妨回看一下小岳岳的故事,尽管手术没有治愈,但陶勇不再是那个束手无策的青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进步,陶勇联合科技界、医学界、企业界的优秀人士,一起为小岳岳打造了一款提升视力的VR眼镜,尽管疾病没有根除,但依然可以看到光明。 

伤医事件发生后,女儿好几天都无法理解爸爸为何被砍伤,担心爸爸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面对外界的误解时,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出来解释,也许时间会证明一切,也许那时,他的信仰,他的坚持,都能变得更有意义。 

得到那么多关注之后,陶勇最想得到的关注是,希望大家看到他自己最认可的优点:那就是,能够持开放心态,不停学习和进步。为了将公益项目做好,目前,陶勇正在国际公益学院学习。 

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昙花一现的事情,不足为奇。读过那么多书,走过那么多路,渐渐见惯生死,人情冷暖,大情大性,他会努力做到荣辱不惊,不忘初心。

值班编辑:周春林  审校:高欢欢  制作:陈睿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