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

企业需要怎样的政府
2013年04月02日  

【中国企业家】问卷解读

企业需要怎样的政府——2013《中国企业家》“两会”调查结果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政府权力应该越小越好”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并未得到大多数企业家完全赞同。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其中官与民的关系,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构图。这种关系决定了社会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观,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以及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高效运转。

什么是企业家眼中理想的政府?什么是今后所应该确定的新型政企关系?

2012年“两会”,《中国企业家》杂志以“呼唤大规模减税”为题针对企业家群体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反馈给了相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

2013年“两会”,我们将调查主题定为“企业需要怎样的政府”。

本次共针对100位企业家进行了调查,回复问卷的企业家有的执掌上百亿规模的大型企业,有的则是充满活力的新兴行业领军者。

调查显示,限制政府权力、释放企业活力,形成“小政府、大企业”的新型政企关系是企业家们的普遍期望。

您对当下政府履行责任的满意程度(从0分到10分)

如果能够量化,企业家会给政府的表现打几分?根据我们的统计,企业家对政府的满意度平均为5.44分(10分制),分值不高。过去十年,由于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空间受到挤压,加之审批增多、税负加重,经营较前困难成为企业家的普遍感受。此外,法治环境尚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到位,也导致了企业家们满意度下降。近几年,企业家移民潮涌动以及脱离实业的倾向,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家存在消极情绪。

进一步分析则能看出,企业规模不同,对政府的满意度也存在差异,一般是规模越大、满意度相对较高。本次调查中,100亿以上规模企业满意度平均分为5.8分,超过平均分,明显高于5000万以下规模企业的4.83分,这也证明了大型企业得到了政府更多的扶持和资源倾斜。

企业家对政府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本次调查设置的几个选项中,“权力寻租、贪污腐败”、“衙门作风、高高在上,缺乏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分列第一、二位,选择该项的比例分别为52.54%和42.37%。而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排在第一位的是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为54.24%;“改善民生的力度越来越大”则以50.85%位居次席。

小政府,大政府?

站在企业家的立场,政府权力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中国传统有对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推崇,英美等西方国家通过几百年的实践也不断完善了“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战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乃至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又提供了由强力政府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成功案例。小政府和大政府哪一种代表了企业家的偏好?本次调查设置了两道态度题来考察企业家对政府权力大小的倾向。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政府权力应该越小越好”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并未得到大多数企业家的响应,仅20.34%表示完全赞同,27.12%的受访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极端,不适合中国的情况,“部分赞同”则为主流观点,占52.54%。对限制政府权力企业家更多选择了稳健的立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观念没有得到企业家无条件支持,同时,中国企业家也未匍匐“看得见的手”之下,而是把企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

在此基础上,“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是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占有更多财力和资源是不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一些社会上长期以来存在分歧的观点,企业家们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一直实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弊端近年来日渐明显:权力寻租、低效率、资源浪费……

有专家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背景下,政府不能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需要扭转。本次调查中,企业家认为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公共服务的占83.05%,而选择“以投资型政府发展经济”的仅6.78%,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

如果将主要职责定位于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就要掌握主要的财力和资源,“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被长期认为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优势之一。近些年,财政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2011年,财政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占到30%。对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长,国家在一次分配中比重不断提高的状况,50.85%的企业家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扭曲表现,会减少经济社会自我发展的活力”,57.63%选择“财政收入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高,会造成低效使用、贪污腐败并损害公平与效率”。

当被问及下面哪种表述更接近企业家的总体看法时,81.36%选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政府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越好”,而选择“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发展阶段决定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现实需要,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在目前具有合理性”仅18.64%。

如何管住政府那只手

本次调查最主要的目的是找出困扰企业发展、企业家呼声最强烈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代表企业家诉求的提案。根据问卷统计结果,政府对企业干预、特别是行政审批过多,以及税负过重是企业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政府对企业是否干预过多一题中,50.85%的受访企业家认为“多”,另有35.59%的企业家认为“多,但在适当范围内”,而否定回答只占一成左右。

而在政府干预中,行政审批过多又居首位,占57.63%。一些受访企业家反映,过去十年,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花的时间越来越长,事情越来越难办。

其中一位企业家认为“除了互联网领域政府还不知道该怎么管,出了几个比较大的企业以外,这些年几乎没有新的民营大企业出现”。2012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万通董事长冯仑也曾说过,政府要管住自己那只闲不住的手,不要在企业家怀里乱摸。

减轻企业税负是2012年《中国企业家》“两会”调查的主题,本次调查中,税负过重仍然是企业最大的困扰之一,38.98%的企业家认为税负过重,55.93%的企业家认为税负较重,合计为94.91%。

无论是行政审批过多,还是税负过重,都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大政府”模式的痼疾。

释放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的创造力,则有待于今后政府改革深化,核心在于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企业家为此开出的“药方”前五位依次为: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简化审批手续(64.41%);以法治约束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59.32%);严格控制税收占国民收入比例,限制税收支出方向(42.37%);真正发挥人大对政府行为检查监督纠正的权力(38.98%);推进大部制改革,减少职能部门(38.98%)。

限制政府权力也意味着今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更加合理的分工,即所谓“小政府、大企业”——政府由直接主导经济增长转向提供公共服务,而企业则释放出更多财富创造力,推动经济发展。

根据本次调查,成为企业家眼中公共服务型的理想政府,政府在转型中依然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企业家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能力方面最缺乏的服务,是法治环境(67.80%)和社会保障(47.46%)。

与政府转型、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相应的,是企业厘清自身的职责。企业需要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上曾有争议,参与本次调查的企业家倾向于企业的主要职责是创造社会财富。

政府和企业关系重新定位,形成“小政府、大企业”是我们期望的新型政企关系。本次调查,86.44%的企业家认为目前官员的地位高于企业家,而选择比较合适的关系应该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平等”的占最大多数,为77.97%。

这种官员和企业家的平等意味着什么?接受调查的一位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地位平等,只能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后是道德面前平等。法能够治企业,法也能够治官,官能追究企业家的责任,企业家也可以追究官的责任。惟其如此,中国企业才能有宽松的生存发展环境。

附文:权力的边界

中国企业家在错位和彼此过界的政企关系中,企业家无论何等小心和具备技巧都有避不开的陷阱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来到中国成都,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曾有一个关于政府责任与市场经济的探讨,弗里德曼是伟大的辩论家,可省长居然驳倒了他。弗里德曼说,如果你想把老鼠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一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相互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

故事和比喻,往往成为讨论严肃问题的华丽外衣,一位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经年、已故的中央领导也曾如此比喻市场和政府权力的关系:“笼中鸟”,市场这只鸟可以上下扑腾,但飞不出政府计划的笼子。

该经典比喻诞生若干年后,显性的笼子——经济计划,不再被提,但由行政权力编织成的隐性笼子无处不在,有时候,甚至能变成铜墙铁壁。作为市场中的主体,过往十年,中国的企业家们最了然其中微妙。这或许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改革在某些方面停滞,万通董事长冯仑认为,改革前30年是“破”,今后是“立”。立的时候,大家目标和设想不一样,具体实行起来,谁大谁小、谁进谁退、谁主谁从就会有分歧。

由是,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对“国进民退”的抱怨,看到了由政府强力推动的“重庆模式”的热潮和反思,其优劣利弊,恐怕只有厘清政府和企业各自定位,政府权力边界这些基本关系后才能定论。

政企关系同样需要顶层设计,从企业家的角度,什么是企业眼中理想的政府?奥地利政治思想家波普将政府看成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政府权力应当越小越好”,在英美“小政府”治理模式下,私人企业独立决策和经营的权利不容侵犯,政府每一次对企业的直接干预,都会招致自由市场观念拥趸的口诛笔伐。

另一方面,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包括其世界级企业的崛起,却与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密不可分。通过信贷支持和政策倾斜,韩国组建十大企业集团,奠定了此后“汉江奇迹”的基础。

中国改革30年的成功,既有对企业“松绑”后收获的市场红利,也有政府每年两位数投资拉动的乘数效应。这种混合模式的平衡近年却被打破:政府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而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行政审批过多、企业税负过重乃至滋生贪腐无不与行政权力过界、不受约束和滥用有关,集中了社会主要资源财力、直接从事经济建设的“大政府”对新发展阶段的不适症在加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市场主体的背景下,政府不能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需要扭转,“政府转型决定了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

春节前后,《中国企业家》对百位企业家以及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调查采访,希望汇聚他们的声音,勾绘出中国企业家心目中新型政企关系的蓝图。我们发现,在错位和彼此过界的政企关系中,企业家无论何等小心和具备技巧都有避不开的陷阱,而明确权力边界、真正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我们才有希望得到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以及一群能够安心创造财富的企业家。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宣示,让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政府行政改革等待破题。在开篇的故事中,陪同弗里德曼的张五常先生是翻译,当时他有答案,为了不让教授尴尬而没有说出来,他的答案是:把所有尾巴一起砍掉。二十年前,这个答案不一定有实用性,二十年后,砍掉所有尾巴的时机是否到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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