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

等待未来
2013年04月08日  

    
      费正清曾言:“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闹人。”这一魔咒,尚不完全破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值得民营企业家期待。原因在于,过往每一次中共代表大会,都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向前推进一步。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十七大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民企两个平等。每一次理论上、政策上的突破都让民营经济或多或少冲破了发展的天花板,并带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繁荣。

然而同样无可回避的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激励效应”,自十五大达到顶点以来,一直在衰减。十六大与十七大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政治表述上准确无误,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地位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近十年,“国进民退”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并进一步演变为令人忧心忡忡的社会话题。“企业家精神弱化”、“精英移民潮”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泛起”等等非良性社会现象则成为其不同角度的注解。

不仅如此,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预近年愈加突出,两者叠加加剧了市场力量的衰退。由此出发,学界商界对“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的判断和声音越来越响亮,“呼唤改革”已成主流声音。

30多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无论从历史还是未来看,它都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源泉。

当前推进市场化改革正在成为共识,打消民营企业家发展的顾虑、冲破民企发展的“天花板”、“玻璃门”理应成为下一步中央政策选择的关键突破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看民营企业家群体以往的发展和演进、归纳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政策环境改善的诉求就显得更有意义。我们选择了1993年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名民营企业家作为样本考察。当选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而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从“偷偷摸摸”发点小财到“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参与者的地位大转折。从此后,他们开始具备了决定自己和自己企业命运的可能。这20年,他们中多数人所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参政议政不断放大这种可能。而他们中为数不多的持续成功者既是政策的顺应者,也是推动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把握“政(政策、政府)企关系”的顶尖高手,并使企业受益。 

时下,这批企业家们认为,民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有提高的空间。

“人大常委中为什么不能有民营企业家?”

“为什么政协常委中只能有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名额?”

 这是新一代民营企业家们的政治诉求。当下,又到了政策选择的时点,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为中国民营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政策激励”? 

“还剩几个?”张宏伟略一迟疑,仿佛要借助反问去搜索一段记忆。

不论是采访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以及在清河访谈昔日“羊绒大王”庄荣昌,在我们说明回访1993年23位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的意义时,类似的发问反复出现。20年,不过是一个人从踏出校门到中年的一段时光,却记载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波澜起伏的历史变迁。

物是人非、星流云散,1993年同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戴上政治光环的23位民营企业家已经不再是一个齐整的方阵了。

1992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折点,小平南巡,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是中国私营企业主心惊胆战的三年。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曾经彷徨了许久,反复试探政府,说自己愿意把企业交出去,只希望能够保留住经营权。

出人意料的是,随后的1993年则成了民营企业家扬眉吐气的一年,作为一个群体,23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此前这样全国性的政治荣誉只属于脱胎于民族资本家的“老工商业者”—他们在解放前拥有显赫一时的企业,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退出经济舞台,变成了“没有企业的企业家”,主要承担起联络工商界人士的作用。而此时,改革开放以来带着“资本主义尾巴”从事商业活动的私营企业主们集体登堂入室,踏上国家参政议政的最高舞台。在压抑躲藏中度过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后,私营企业主们第一次有了群体意识的觉醒。
只是形势变化太快,以至于让其中有些人感到意外。王翔戏谑自己是从“阶下囚”到“座上宾”。江西民营经济并不发达,本来并没有名额,但当时江西主管此事的领导十分强势,硬是争取到一个,经过省内考察,荣誉落在了王翔这个有着“地主家庭”成分的商人头上。
浙江大学研究民营经济的学者韩福国指出,此时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还不敢像解放初期一样,有什么意见就明确表达出来,“态度比较谦虚,但这个愿望在,我要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烈。”无论主动被动,通过各方推荐、成功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民营企业家能够代表当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总体状况。

新华社当时一篇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讯《潇洒走一回—记新一届政协中的私营企业家》概括了这些私营企业代表的共性:爱国、敬业、守法;已经担任社会职务,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热心社会公益;懂经营、会管理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已获得各级领导的首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国务委员题词、省市领导鼓励以及电台报刊介绍过先进事迹。他们中有各色各样的大王,“饲料大王”、“鸡王”、“肥料大王”、“珍珠大王”、“塑料大王”,一群有一技之长和市场眼光的能人,通过自己的勤奋积累了按当时标准可观的财富。得意处,谁意料,此后的20年对他们并非坦途:尽管私营企业的政治合法性不再让他们夜不能寐,但市场竞争和政策环境的风险仍然不时成为颠覆企业航船的暗礁。

“人说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年多,我们三十年,可能活了几代了”刘永好感叹。

“我们懂政治”

大浪淘沙。到2012年,他们的分化和差别显而易见。刘永好兄弟的希望集团30周年庆典是商界的盛事;接受采访时,张宏伟在北京繁华地段宽敞的办公室里,规划着东方集团未来若干年的全球布局;在九江,王翔依然是地方受人尊敬的企业家;韩伟保持着“中国鸡王”的桂冠;而“羊绒大王”庄荣昌20年前就放弃了对工厂的经营,大部分时间在河北清河的家乡闲住;也有人锒铛入狱,例如“T恤之花”童施建,更多一些人在市场中黯淡消失,了无音讯。

《潇洒走一回》是1990年代初被唱到滥俗的一首流行歌曲。新华社当时使用这个标题描述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意气风发的一种状态。而以20年后的眼光看,他们中很多企业家确实只是“潇洒走了一回”。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行业不同,不可能谁都做得很大,至于被淘汰和湮没,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甚至发展壮大起来的人,首先具备的是这样一种生存哲学:山高难以翻越,他们就绕过去;敌人太过强大,可以先成为对手的一员。他们不是西西弗斯,知进知退,不会一次次硬把脑袋在玻璃门上撞得头破血流。
而每一个幸存者在被问到“为什么三十年不倒”的问题时,回答虽有小异,却有大同,他们首先强调的是懂政治,其次要选对行业,而这两者本身又密不可分,归为一起,就是找到自己企业和政府需要的契合点。

千万不要将此理解为低层次的经营“灰色”政商关系—为自己寻找政治后台,这么多年来令许多风光一时的企业家落马。政商关系为什么没有伤及刘永好?“首先我们从事的行业比较好,农业国家重点扶持,这是大前提,他应该支持,所以我们跟政府的关系保持一个正常的接触,我们在每个地方带动更多农民发展致富,你不闹事、不出问题、环境保护做好,没有食品安全问题,自然就好。”刘永好如是理解。

而对一直搞多元化发展、闯过众多荆棘沼泽的张宏伟来说,体会更深,“国家为什么支持你?你干这件事是不是能让国家看着很有分量?让你死掉了觉得对国家是个伤害,国家就会支持你,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你的战略规划问题,你怎么跟国家战略捆绑在一起?”,“我们跟国家大的战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才能应对市场风险,我不是市场调控的失败者,不是赢家也是幸存者,而且还有机会发展得很好。”

除去政策环境的把握,还有对市场大势的判断。2000年以后,张宏伟已经少见记者,他把这十年当作自己调整和重新布局的时间,张宏伟曾经用大胆的资本运作和强悍风格闯入一系列禁区,现在却逐步收缩战线。他从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启示,认为未来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不可避免,以后资源为王。这几年,他指尖上旋转的盘子只增加了三个,石油、矿业、粮食,确立了发展资源投资型业务的战略。

千里之外,九江的王翔做了相同的判断。从1990年代开始,民生集团开始从事与市政建设配套的土地开发,并逐步将业务缩减到地产和矿业两个领域,在制造业最热的时候也没有动过心,他觉得做制造业太难,受市场影响太大,而资源只要抓住,不管涨跌,终归都无需害怕,进可攻、退可守。

“我有土地基因、工商业的基因,还有政治敏感的基因。”

王翔并不讳言政治荣誉带来的便利,“坦率讲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头衔有个‘保护’性质,人家觉得你可靠,我就能拿到大项目。政治上可靠,经济上有实力,别人就不敢打你的主意。”
一直以来,王翔都是热心参政议政的民营企业家,履行着诸多社会职务,“我就是个农民工,你今天给我一件衬衫我穿了,明天给我什么也照穿,但穿了我会很认真。”而将要接班的儿子埋头企业管理,回避了一些社会职务,在王翔看来,是“不成熟”的表现。

 

制度进化史

20年中,23人每一个都遇到自己的天花板,政策、环境、行业、个人能力、心胸、情商乃至身体状况都会构成瓶颈,而这些民营企业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就是历练自己和这个大时代博弈的能力。

1993年以后,民营企业迎来了一段黄金期,理论和政策上的突破奠定了其高速成长的基础。

继十四大确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后,1997年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央党校教授曹立认为,非公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十六大修改党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之外,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意味着第一次非公经济人士可以入党了,以非常正式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接下来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十七大前出台物权法,对私有财产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在她看来,总的政策环境是在逐步改善。

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环境和体制环境确实为民营企业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9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效率低、处境困难,客观上对民营经济竞争和挤压比较小,也给了民营资本通过参与国企改制壮大自己的良机;加上当时“国家各部门的法规条例比较少,一般先发展,先搞活,慢慢再规范,民营企业当时办事的条条框框和约束比较少,所以是民营经济发展黄金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周天勇总结。

刘永好、张宏伟、韩伟、王翔都充分享受了这段民企的快乐时光,参股金融机构、并购国有企业、大手笔承揽市政工程,以及获得融资便利,短时间内使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上了一个台阶。

“进入21世纪之后,民营企业总的规模也在发展,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思想意识上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干扰。这个阶段国有经济由于贷款、土地各方面的优势条件,发展快一些,尤其是一些垄断性的行业,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各部门的一些框框、规定越来越多,年检、审批越来越严格。这样,民营企业办事、公关越来越复杂,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周天勇承认近年来民营经济遭遇到现实困难。

民营航空的沦陷 、山西对私营煤矿的整顿,以及后来吴英案,作为某种信号,近年不断引起发关于民营经济命运的反复讨论和争议。“吴英这些案子,共同点是法律的模糊,和对私有企业的一种偏见。”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

尽管2005年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和2010年的实施细则宣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从未动摇,但措施落实往往困难重重,反而触发“玻璃门”、“弹簧门”的负面议论。“最近这十年,可以说民营企业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有人说是国进民退,我认为至少国有垄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非常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成为了我们国家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困难。”茅于轼直言不讳。 

下一个十年

历史如镜。

2012年和1993年相似之处在于,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1993年中国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徘徊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奠定了此后20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而那些幸存者和受益者最大的智慧,就是与这股大潮尽可能合拍,让潮头把自己个人和企业带到顶峰。
2012年,中国同样需要在停滞和继续改革之间做出选择,重新明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出台相应的坚决措施加以落实。

“真正要破除壁垒的时候,国家并没有具体的政策,对国有企业进一步强化,反而加深了这个壁垒,”学者韩福国认为,“现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要转型,国际贸易形势发生变化,过去民营经济能发展的领域,现在基本上空间没有了,小打小闹的民营经济产生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在原有的领域里面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小的时候能活,大的时候就活不下去了。”

《中国企业家》杂志研究部针对“民营企业家对十八大最关心的问题”做了一次调查。按回收问卷统计,民营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依次是:1.降低企业税收负担;2.拓宽民企融资渠道;3.切实保护私人产权。(详见附表)

也有个别民营企业家勾选了每一个选项。还有的没有勾选任一选项,而是提出要消除“选择性执法”的弊病:企业家、官员谁敢说自己洁白如玉?最终又是怎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得到处理?

客观看,排序结果可能只是代表民营企业家对瓶颈问题解决难易程度的判断,因为在填写的理由中,有人激动地填上,“政府对国企保护,势必造成国进民退,这可能不是政府的初衷,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会使社会发展走向退步。”

调查结果显示了民企的普遍希望:期待十八大后能有新的促进民企发展政策出台、扭转目前的经济颓势,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局面。 

 23人之常青树的逻辑:

  刘永好:“我想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希望和可靠地企业家打交道”

【中国企业家】(本刊研究部 关鉴)2011年9月,刘永好60岁生日,耳顺之年。按惯例,新希望的元老们要聚在一起吃个饭,为他庆贺。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女儿刘畅对此很不耐烦,认为这种方式陈旧,提议换个形式,搞个有意思点的。

于是刘畅拉上几个年轻人,花了三天,组织了一个小Party,结果令人满意,刘永好很开心。此后一段时间,这成了刘永好最喜欢炫耀的一件事,和尹明善、陈峰等企业家聚会的时候,他得意地放起了Party的录像。看着看着,大家突然感叹起来:永好六十了,在座的也都是中国企业界的老面孔,这些年真不容易,2012年是希望集团30年,也该照样庆祝一下。

或许,对时间的强调容易撩动这位商界常青树内心深处的某些情结,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一直措辞严谨的刘永好也一抒胸臆,“人说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年多,我们30年,可能活了几代了……以前经常在全国会议上见的人都不见了,最早禹作敏和我都是政协委员,结果没两年他就没声音了;牟其中当时也是我们西部的英雄,也没了。当年有好多聚会、好多活动、好多获奖者,我看剩下还在、且有一定规模的,寥寥无几了。”自己也总是“战战兢兢”,“有一个准烈士的心态,当你有这样一个准备,可能反而还能够活得长久些。”

至少从现状看,刘永好只是居安思危,商海变幻中,他稳若磐石—被强调为新希望集团主业的饲料业,在收购另一巨型农业企业山东六和集团以后,“饲料大王”的地位更无可撼动。而这些年金融、地产、能源等高利润行业的急速膨胀,新希望也并未缺席,因为早早布局,斩获了高额的利润。在得到这些经济利益的同时,新希望和刘永好本人却保持了一贯的正面形象,几乎与负面新闻绝缘。卸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之后,刘永好继续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建言献策,标杆意义和政治光环毫无褪色。

大浪淘沙,刘永好何以三十年不倒?“首先我们从事的行业比较好,是农业。”他回答。
接触刘永好的人很容易感受到他对农业话题的执着,有记者总结,不管以什么题目采访刘总,他总会绕回饲料和养猪。而每年政协会议,刘永好都会不断提出有关三农问题的提案,成为现代农业的代言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积极的实践者。

第一桶金:1984年,刘永好从事鹌鹑饲养

去年问世的刘永好传记《藏锋》这样归纳刘永好和农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刘永好的幸运,在于他一直站在农业的阵营,最开始也许只是无意,后来就成了有意的选择。刘永好之所以如此坚定,原因之一在于农业关乎老百姓生计,是一个替国家分忧解难的行业,民营企业固守这个行业,是一种姿态,很容易和国家政策达成默契。三十多年来,以支持三农为基调的中央“一号文件”层出不穷,正是对其言行的褒扬与肯定。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后期,饲料业已现疲态,毛利率逐年下滑,此时新希望已开始多元化发展,金融、地产、化工都被考虑过作为新希望的第二主业,2001年新希望在房地产行业的收益就已经超过饲料业。对民生银行投资大获成功也刺激了他对行业选择的思考。 

但在各种场合,刘永好都反复重申饲料业、农业会一直是新希望的主业,不让任何人产生新希望将远离农业的猜想。

刘永好说新希望是“被地产”的,新希望之前在城市郊区有很多饲料厂、养猪场、养鸡场,随着城市的发展,郊区已经变成市区,政府要求这些工厂迁走,但政策也允许新希望适当补一点税费,将其开发为商业用地,这使得新希望无需天价拿地,土地成本非常低,项目启动就意味着赚钱,也借此避开了此后的土地调控。

1996-2003年,尽管利润率远远高于饲料业,新希望却只做了6个地产项目,没有在地产上全线压上,浅尝辄止,在刘永好口中地产只是新希望的副业,作用也仅限于锦上添花。
看似放弃了许多铁定赚钱的项目,但正是这种谨慎使得2004年的房地产调控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未使新希望地产伤筋动骨。后来新希望内部对此的总结是,刘永好可能失去了一些机会,但却从未失误。

进入21世纪,刘永好选择了乳业为农业板块发展接力。2001-2003年,新希望掀起了一场狂澜般的乳业扩张,两年间通过并购重组,将11家乳品公司收归旗下,期间还挫败了伊利、光明的竞购。但之后新希望却意外地未向成为全国乳业巨头冲击,放慢步伐,调到了刘永好所说的“慢慢来”,稳固西南市场。不同于在全国组织奶源、产品销往全国的基地型乳业,新希望选择了销售半径不超过500公里的城市型乳业,这种模式发展虽然稍慢,但奶源需求的压力也相应减小,奶品质量容易控制,这种优势在此后的三聚氰胺事件尽显,新希望乳业平安过关。刘永好在内部说过,作为民营企业,新希望承受不起食品安全出问题。

刘永好对《藏锋》的书名不甚满意,认为自己本色自我,无锋可藏,曾想用自己总结的企业发展经验“快半步”取而代之。按照新希望副总裁王航的阐释,提前做一些事情,跑马圈地、形成一种氛围,是远见和前瞻,体现一个“快”字;不是一下快很多,不把情况过于理想化、有一种风控能力,是“半”;而步步为营,阳光正向、不投机,则是“步”字。
不管新希望发展中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快半步”的自觉,现实是新希望确实实现了发展和风控的平衡,企业稳健向前,从未遭受过重大挫折。 

以“羊绒大王”身份1993年会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庄荣昌初见刘永好就印象深刻,和国家工商局领导合影时,其他民营企业家不自觉地后退,刘永好却主动向前,和领导站在了一起。他的评价是,这个人脑瓜快、善于抓住机会,在当选的20多个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里,政治敏感第一。

在那次会议上,刘永好代表全国民营企业家作的《私营企业有希望》的发言获得四起的掌声。刘永好总是把国家大局和企业发展完美结合。

创业初期,刘家“言行美好”四兄弟一起研发饲料

上世纪90年代企业上市还需要指标,各部委、各省都有,但唯独工商联没有,当时任工商联副主席的刘永好跟领导讲,工商联联系着全国民营企业,应该争取一个。于是刘永好写提案,后来国家真的给了工商联一个指标。

工商联认为新希望企业规范、规模大、形象好,刘永好又为争取这个指标做了重大贡献,准备把指标给刘永好。刘永好很动心,但反复思量,觉得要避近水楼台的嫌疑。于是他向工商联党组书记蒋民宽表示,这个指标自己不能要。蒋民宽听了,说,“永好,你成熟了”。后来,蒋民宽遇到四川省省长特别提到,刘永好主动放弃上市指标、风格高,他是工商联培养出的非公经济代表人物,有远见、有境界。省长回去告诉相关人员,刘永好发扬风格,不能让他吃亏。于是四川省从当年仅有的三个上市指标中分出一个给了新希望。

“我想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希望和可靠的企业家打交道。”

“什么叫可靠?就是真做事儿、不惹麻烦,尤其是真正的大政治家,或者说高层官员更是这样的想法。”王航这样评价他的老板。

60岁的刘永好没什么爱好,更不用说不良嗜好。采访间,有那么一刻,他表现出一点失落,“出了名也不好,想干点坏事都难。”所谓“坏事”,在他眼里无非是一些看起来有点出格的事。

他说有一次带爱人去菜市场,问到豆角卖3块钱一斤,他止不住嘟囔一句,“怎么这么贵啊!”菜贩显然认出了他,“你这么大的老板也嫌贵?”

资料链接:

刘永好

个人信息:

1951年生

四川成都人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创业时间:

1982年

企业规模:

新希望的产业包括:农业、金融、化工、乳业、地产、投资。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12位,营业收入总额753.81亿。

政治地位:

历任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韩伟:“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中国企业家】(本刊记者 周夫荣)记者面前的韩伟平和质朴,不穿名牌,出行基本不带司机,不带秘书,看起来和普通的大连百姓没有任何区别,但一张口却是不同的格局:“这五座山头是我的,这片海域也是我的。”韩伟指着自己的“地盘儿”告诉《中国企业家》。他拥有中国最大的蛋鸡生产企业,第一个鸡蛋驰名商标“咯咯哒”和全国最大的鸡蛋行业营销网络。

人称“鸡司令”的韩伟认为自己30年来坚守农业阵地,终有所成,是三农问题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

“华西村是农村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典范,万向集团是乡镇企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典范,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三农,最能代表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只有韩伟集团,中国没有第二家。”

1982年的一天,旅顺口三涧镇的畜牧助理韩伟照常来到办公室。虽说是个小职员,但“小鱼穿在大串上”,大小也算个机关人,37.5元的月收入在当时也不算低。无意中看到的一组数字让这个畜牧助理动了心思:美国和欧洲每只鸡一年的产蛋量是18到20公斤,而当时中国蛋鸡每年产蛋量只有6到8公斤。在当时的中国,鸡蛋是个紧俏货,韩伟的工作便是完成上面下达的鸡蛋收购指标。于是他揣度着,能不能自己办个养鸡场?

彼时,搞个体私营经济是“非主流”,但韩伟却嗅出了不同的时代气息:“中国肯定要变,尤其是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更让我坚定了想法。”

于是他借来3000元钱买了50只种鸡,让新婚不久的妻子许淑芬办起了家庭养鸡场。

两年后,国家出台了若干支农惠农政策,在农村取消农产品统派统购,当地政府也大力扶持菜篮子工程,政策环境越发明朗,韩伟有些坐不住了。他对自己有个预估,即便在机关里再拼上十年、二十年,最多也就是个公社党委书记、科级干部。

28岁那年韩伟决定辞掉铁饭碗,把副业变为主业。

当时全国各地也相继兴建起规模化养鸡场,其中大部分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不少农民也开始小规模饲养蛋鸡,全国形成很多养鸡区域。

如何拉开差距?韩伟开始计划做规模,资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大难题。“第一年贷了3000元,第二年贷款八九千,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但其实买几车饲料,买些鸡就已所剩无几。”韩伟一筹莫展。

看着面前“大连市共青团和大连市委组织青年座谈会”的新闻,有几年机关工作经验的韩伟,心里生出一个计划。

几天后的这次座谈会邀请农业种植养殖方面的私营企业者参加,重要的是参会者中还有大连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会上,早有准备的韩伟做了一个发言,提出下一步目标是斥资15万元发展万只鸡场。顿时引起轰动,第二天他的发言和市委书记的讲话一起在《大连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头版头条就意味着党的声音。”一时间,整个大连市所有的机关、团体、学校都知道了韩伟的雄心壮志。

这叫好声正是韩伟期待的。此后他家门庭若市,最直接的效果是银行主动找上门,要给他提供贷款,韩伟便顺水推舟贷了15万。 

到1993年,全大连市一半以上的鸡蛋皆由韩伟集团供应,在凭票买鸡蛋的年代,韩伟的企业起到了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稳定菜篮子的作用。因此当工商联遴选全国政协委员时,他没有争议地当选。

“30年来,我主要就做了一件事情:养鸡。”与号称坚守农业、但实际上已经发展起盈利丰厚的第二主业的企业相比,韩伟始终保持着“土气”。他认为,“做这个行业休想实现暴利,但它永远都是朝阳产业。”

依靠采用规模化、现代化的饲养方式,韩伟成为一代“鸡王”

“农业是政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基础,无农不稳。GDP中,副食品、农产品的权重是最大的。所以,当农产品的价格波动的时候,它直接牵动着管理层。保证中国农村稳定发展,保证农产品价格平稳,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韩伟对自己从事的行业看得很透。

1985年,他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一个月的时间他几乎看遍了日本的所有农场。他第一次意识到,养鸡是一个可以现代化运作的产业。

回国后,韩伟便着手建立现代化、标准化、自动化养鸡场。标准化的设备给鸡提供了更好的产蛋环境,韩伟养的鸡比别人的鸡吃得少,产蛋却更多。

这个过程中,韩伟有了把养鸡场做成百年老店的想法。

“儿子以后找的对象,如果不喜欢养鸡就不用谈了。”韩伟的夫人许淑芬开玩笑。韩伟的一对儿女都从英国留学回来,各有自己的爱好和事业追求,但韩伟似乎一直没有放弃“策反”,试图通过不厌其烦的熏陶,让孩子们跟他一起把养鸡事业做下去。

国外的农场动辄就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为什么国外的农场主能耐得住性子,几代人经营一个农场?韩伟发现,国外的农场即便在濒临破产时,也有一个灵活的机制作为缓冲。当遇到阶段性经营困难时,银行会把农场收走,产权暂时归银行,但仍然由业主继续经营,而经营情况好转时,农场主便可把农场赎回,韩伟很希望国内也有这样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

“我们改革开放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先立规矩。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又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做进入‘深水区’了,摸不到底了,这时候就要有更明确的规矩。”

年轻的委员韩伟在全国政协发言

 就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同一年,韩伟把自己的事业从土地上延伸到了海里,成立了大连海宝渔业有限公司,为和人们印象中的低端养殖区别开来,韩伟在有意识地往“高科技领域”延伸,并主动承担一些国家863项目。

“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会因为一个企业赚钱了,大家就都一窝蜂地扎进去。马云赚钱了,我们就都去做阿里巴巴,搜狐赚钱了,我们又都掉头去做搜狐,以致企业都是同质化竞争。这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韩伟说。

韩伟常以清末实业家张謇的话自励:“‘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我希望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把一个良性的农场运作形式和品控追踪体系交给接班者,这比留下一千亿资产还是两千亿资产有意义得多。”

资料链接:

韩伟

个人信息:

1956年生

辽宁大连人

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

创业时间:

1982年

企业规模:

大连韩伟企业集团是集蛋鸡饲养、蛋品深加工、海珍品养殖及海洋系列保健产品开发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是亚洲最大的蛋制品生产企业。

政治地位:

曾任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     

 张宏伟:“企业要各级组织保护你、支持你,你得参加活动,注意很多对你旁敲侧击的东西”

               

【中国企业家】(本刊记者 周夫荣)“在中国,你不懂政治就做不了大企业。首先就得讲政治。”10月13日,在北京五矿广场宽敞的办公室内,张宏伟向《中国企业家》坦言。张宏伟和10年前基本没有变化,体态修长,着装整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在他办公室及对面的会议室内,第八届当选以来的全国政协委员合影和张宏伟在各种场合的合影照片布满两面墙壁。“靠近组织,把握政策”,是张宏伟从商以来一直揣摩的必修课,而且很显然,他这门课的成绩相当优异。

1978年夏天,张宏伟组建了哈尔滨市东方建筑工程公司并任总经理。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经意之间,他与改革开放同时起跑。

以后发生的种种事实也验证了这一“巧合”。做企业30多年来,张宏伟总能第一时间从混沌的体制眉目间捕捉到正确的政策信息,甚至会提前到达跑道上的某个位置,然后等着和政策不期而遇,当然,结果是双赢。

今年是张宏伟做民营企业的第34年。张宏伟认为前20年是自己企业的高速发展阶段,第三个十年则完全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十年。而调整的依据,就是国家战略和世界形势。
参政议政多年,他认为这本身就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加深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对自己规划企业发展大有裨益。

“你是否跟国家战略完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结合得好就是个赢家。如果你干一件事让国家觉得很重要,国家不支持你都难。”张宏伟笑称。

今天,成功上市对很多企业来说仍属鱼跃龙门。而早在20年前,张宏伟就已把东方集团带入上交所,而且他是被政府找来上市的。

1984年,在国人尚不知股份为何物的时候,张宏伟就开始研究股份制,在日本考察的经历让他成为先知先觉的一批人。这是东方集团发展历程中尤为重要的一步,4年以后张宏伟开始向国家体改委申报股份制改革,5年后获批。
股份制改革情况是当时企业上市的重要依据。1993年,刚刚成立的证监会给黑龙江分配了两

上市名额和1亿元的上市额度。选择企业的过程中,省里提出两个要求:企业必须完成股份制改革至少达三年;股份制改革后的企业必须有良好的业绩。

那时候,股份制改造完成三年以上的企业可是稀世珍宝。于是,早在1988年就已经提出改制申请的张宏伟像新大陆一样被发掘出来。张宏伟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到国家体改委报批,成为最早一批报上材料的企业和中国第一家通过IPO上市的民营企业。

和东方集团同时报批的企业有三家:国企性质的沈阳金杯,集体性质的广东万宝和民营性质的四通。

张宏伟很善于“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东方集团上市之前,证监会的名单中从未出现过纯民营成分的企业,当时证监会一位官员告诫他必须找一些国有股成分加入,否则必然碰壁。张宏伟当时正在参加“两会”,在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找到了政策依据,并说服了证监会。
1993年是民营企业家登堂入室的一年,也是张宏伟和东方集团的黄金之年。

此前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拟从55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遴选10家企业作为财务公司试点。知道这个消息后,张宏伟找到人民银行,以“支持民营企业”的名义,硬是给东方集团要到了一个名额。1994年3月,东方财务公司获批成立。“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规模,财务公司指标是不可能给你的。大的企业发展离不开组织,特别是困难时期,各级组织会想办法帮你解决,前提是你得做出业绩来。”他知道政府和银行想要什么。

1993年,东方集团还被国家经贸部特批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权一个省只有一个,一个计划单列市一个,一个大的开放口岸一个,就连国企都很难拿到入场券。有了此权,张宏伟不仅可以做进出口生意,还可以做劳务输出和海外工程承包。

“企业不是盲目地往前走,要各级组织保护你、支持你,你得参加活动,注意很多对你旁敲侧击的东西,特别要有政治敏感性。”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会长的经历,练就了张宏伟的“政治肌肉”。 

在第一批入选政协委员的那批民营企业家中,从学历到视野,张宏伟都算较高的。“我干的这行当本身是很高端、很国际化的。”1989年初,东方集团成为黑龙江省188家首批拥有对苏边贸权的企业之一。那前后几年,东方集团在对苏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一卡车皮西瓜换一卡车化肥,简直就像捡钱一样。”张宏伟慨叹。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张宏伟与其他委员合影

进入全国政协,张宏伟登上了更高的台阶,也有了不同的视野。“进入政协之前,我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后来我感觉到发展模式越来越有问题,企业的发展战略到底是什么?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是做专一产业还是做多元化?我感觉到急迫的调整需求。”

1996年,我国金融领域对民营资本放开,标志是民生银行的成立。张宏伟当时也有机会。但是,出于对民营资本的顾虑,工商联要求所有投资民生银行的股东签订协议,将自己表决权的30%委托给工商联。张宏伟经过审慎的考虑,放弃了成为发起股东的机会。不过,三年后,他通过拍卖的方式认购民生银行总股本的9.42%,一跃成为第二大股东。在此前后,张宏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领域。

“这几年我们新增了能源、矿产、粮食业务,加上金融投资、港口和零售的投资。这几块业务的共同点是,都跟国家战略有关。”

“国家战略”是张宏伟多次提及的词。“做企业,必须完全站在国家战略上。这样,机会来了就不会溜走。”

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张宏伟联合前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炮轰“零售业过度开放”的提案在业界引起强烈地震。其时,物美和东方集团旗下东方家园都受到外资零售业的强烈挤压。提案指出,“由于国家对流通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政策上执行不严,致使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我国流通主渠道,对民族流通业造成巨大冲击与损害,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作为对二张呼吁的一个回应,商务部此后出台了组建“零售业国家队”的政策。这一次,张宏伟走在了国家战略的前面。

被誉为“资本猎手”、“破垄先锋”的张宏伟并非战无不胜。他曾经投资吉通,在收割季节即将来临之时,张宏伟被“劝退”。

进入21世纪的东方集团,不像前20年那样“锋芒毕露”——想藏也藏不住。此时的张宏伟把精力放在了产业结构调整上。契机则来自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前,从对苏边贸中尝到国际化甜头的东方集团,已经在15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分公司。张宏伟后来反思发现,派出去的人七八成都不合格,又缺乏监督和管理,企业发展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张宏伟被迫开始做减法。海外公司只留下美国和香港的公司,南非、马来西亚、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的公司被一一清理掉。“注册一公司可能一星期,关掉这公司可能七年清不完,债权债务关系、业务关系、法律纠纷,最后资产变卖,都是赔钱的。”

但他对国际化战略一直笃信不疑,张宏伟认为,“所有的企业发展都要研究国际,要站在国际的视野上思考,什么行业是抗冲击的,特别是抗货币贬值的,这两个因素怎么控制?如果你干这个行业货币一贬值你是最大的输家,那这个行业也是很不靠谱的。”

在张宏伟的企业经营观里,收入和资产相比不值一提。张宏伟认为,货币贬值同时就是大宗商品的通胀,通胀的时候是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他要做到的是把嘴里的财富吃定了,而且找机会拿到别人吐出来的机会。顺着这种思路,他将企业发展的第三个十年定位为“以资源投资型为主的模式”。

4年前,张宏伟又开始了一系列大动作,首先是用8年时间打造一个能源平台。2年后,张宏伟埋下的伏笔产生作用:2010年BP出售巴基斯坦油田股权的时候有个内部规定,原则上不卖给中国国有三大油公司和国家主权基金,张宏伟通过旗下香港公司完成了收购。目前,他的油公司日产原油3万桶,在香港上市公司中仅次于中国三大石油公司。2009年,张宏伟斥巨资成立东

粮油有限公司,进军农业,并在中国稻米的最佳产区—黑龙江五常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
在新产业版图的拓展上,张宏伟还热心于寻找狮子一样的队友。他跟很多大央企成为战略伙伴,如能源方面跟中石油有合作,黄金方面一直跟中国黄金合作,此外,他还跟十多个地方政府有合作。

“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说到底是大量的吃进美元资产,十年以后100亿美元贬值到50亿了,以美元标价的石油、矿产到时候可能又翻了几倍。所以我现在根本不考虑每年的现金流,贬值、通胀我都赚钱,这就是财富重新分配。”张宏伟觉得,通过十年转型为未来东方集团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你看国际上的大财团、大企业都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现在这个行业能不能做大?国际上的大亨有金融大亨、石油大亨、军火大亨等。金融和石油这两个排第一,再往下就是粮食。”

“如果你在一个行业五年、十年甚至五百年都做不了大亨,这个行业慢慢就不用进入了。”张宏伟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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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伟

个人信息:

1954年生

黑龙江哈尔滨人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创业时间:

1978年

企业规模:

东方集团控股参股企业主要有:东方集团财务公司、锦州港、东方集团粮油食品公司、东方家园建材家居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民生银行等。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104位,营业收入总额226.75亿。

政治地位:

曾任第八、九、十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王翔:“有了资源就可进可退”

对政府给予的荣誉,王翔总是“穿的很认真”

【中国企业家】(本刊记者 周夫荣)政府里没有我的档案,我从来都没有上过岸。”九江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说直到今天,自己还是一个体制外的“农民工”。

文革期间,继承了封建地主、资本家家庭、海外关系这些“禀赋”的王翔被下放到农村,整日提着油漆桶上街刷毛主席语录,1979年回城的时候恰是而立之年,油漆匠的手艺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

“我和年广久一样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返城后,王翔带着50多个回城知青,白天上班刷门窗,每天赚1块4毛8分钱工资,晚上到一些干部家里帮忙给家具刷油漆,公活私活一块干。
在人们艳羡和梦想成为万元户的时候,王翔就已经积累起十万元资金。“那时候,我就开始剥削剩余价值了。”王翔笑称。很快,他的综合服务社人数增加到60多人,每年上缴利税4万多元。
王翔的人生轨迹开始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起来。“我这个人悟性很好,知道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那些街道上的老干部非常喜欢我,有些荣誉他们都极力举荐我。”作为台属,王翔当选九江市政协委员,同时他还是民革成员、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他大胆“向组织靠拢”,进而出任省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

80年代,从卖油漆到卖家电,王翔的生意一日千里

1984年,借城市改革的东风王翔成立了公司,“那时候我已经用汽车皮贩彩电了,用轮船从上海、重庆这些地方,通过各种关系搞到这些畅销货,然后弄到江西来,一方面批发、一方面零售,做得比同行大很多。” 

他也有过动摇。1989年,人人都说看样子要改大集体了,王翔怀疑自己的公司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江西省工商局到九江做调研,一陆姓局长鼓励他继续做下去,“这个人作为老一代干部很有预判性,我很感谢他跟我说的一番话。”

1992年,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第二年,私营企业主开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江西的民营经济并不算发达,起初没有获得全国政协委员名额。但在当时的统战部部长的强烈争取下,江西作为“革命老区”也得到了一个名额。

把城市青年组织起来,王翔不仅做大了生意,也解决了社会就业,成了个体致富的表率

“有一天,突然通知我到省里开会,说推荐我做全国政协委员,我吓了一跳。”
“张宏伟就是个包工头,韩伟就是个养鸡的农民,李安民是搞煤炭的,都没有什么高学历,这些人被推了出来,我自己也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王翔认为这批人幸运,是历史给了他们机会。

他的机会也来了。九江市有一条龙开河,由于和长江相连,长江水一涨,龙开河跟着泛滥成灾,90年代初水利部门决定改造这个“洪水猛兽”。

龙开河两边有400亩土地,囊中羞涩的政府计划出让土地开发权募集项目资金,对土地敏锐的王翔觉得这是划算的买卖。“我们家以前就是老地主,有这个禀赋。”尽管手里只有几千万元,他仍然主动请缨承担龙开河治理开发工程。

其实,出让土地开发权,换取项目资金,九江市政府的做法也很大胆,反对者大有人在,王翔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让政府多了一份信任,决定让他一试。政府和私营企业主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试探市场,试探政策,试探一切新的可能。

然而,即便政府通过,王翔的自有资金连进行前期的土地平整都不够,如何以小博大,玩转这个几亿元的项目?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王翔几乎每晚必须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即便如此,两小时后他仍然会惊醒。“我只有几千万元,要找的4亿元贷款尚无下落,即便贷到钱,每天的利息高达18万元,相当于每天砸掉一辆桑塔纳。”

4亿元贷款,凭私营企业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看九江市长的面子,建行打算放这笔贷款。王翔一级一级地跑,最后跟着市长找到了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王翔出演了一幕“王门立雪”。他在王岐山家门口等到大概12点半。“等这么久啊?先回去睡觉吧,明天来我办公室。”王岐山看到寒风中眉毛都冻白了的王翔,有点触动,“你这人真不简单。”

第二天8点半,王翔惴惴不安来到王岐山办公室。欣喜的是,王岐山很痛快地签了字。而龙开河改造工程,也让王翔积累了第一笔大规模资金。

王翔认为他成功是因为身上有三种基因:一个是土地的基因、一个是经商的基因、一个是对政治的敏感度。在龙开河项目还没完成的时候,国家要建设大京九,王翔就马上争取到京九线上第一大工程九江火车站改建项目。通过参与国家的重大市政建设项目,那几年,王翔的资产和企业规模上了一个台阶。

通过市政建设、土地开发,王翔更加意识到资源的价值,“实际上土地也是资源,你只要抓住资源,不管它涨还是跌,你终归都不要怕。”王翔告诉《中国企业家》。

由于担任九江市工商联主席,王翔有机会认识一些异地商会。广东商会会长手里有矿想介入房地产,而王翔手里有房地产项目想进入矿业,于是,通过相互参股,王翔把自己的商业战车开进了矿山,如今,他在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等地有多处矿产。

“有了资源就可进可退。反例便是制造业,比如大家一窝蜂地搞太阳能、LED,但它们受市场影响太大了,说死就死。而资源性的东西不会垮。”王翔分享自己的生意经。

他坦承,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头衔对他有保护作用。“人家觉得你可靠,你就能拿到大项目。我是全国政协委员、九江市政协副主席,又是民革中央委员,政治上可靠,经济上有实力,项目交给你放心。”王翔说。

对于敏感的政商关系,王翔也为自己划定了底线,“从我这买个房子能便宜点,但让我送钱不行。只有这样,你才能生存下来。”

还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按道理我早就应该到北京去了,但北京水太深了。我只适合在二三线混混,北京、广州、上海、深圳不去。”

各种社会职务和政治荣誉,王翔把它比喻成“衣服”,他说自己只是农民工出身,因此给一件他就穿一件,不过他会“穿得很认真”。

1993年,民营经济还非常弱小,是时我国法律规定只有贪污国有财产或者集体财产才算贪污罪,构成刑事案件。

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翔做了一个提案,他认为法律应该与时俱进,之前《宪法》对财产的保护分了两个等级:国有集体和私人。王翔提议淡化所有制,在法律上增加“侵占罪”,无论侵占国有集体资产还是私营企业,都叫侵占罪。此后,我国对刑法做了相应修改,增加了“职务侵占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民企老板因为此罪被诉,原因是侵犯了其他股东的权益。全面取消农业税,王翔也是最早的提案人之一。

十多年来,王翔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提案以及大会发言200多次。很多提案也被相关部门采纳。这个旧社会的“地主资产阶级”因此被誉为“提案王”,学会利用政策,影响政策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而他的九江民生集团,也总是稳稳处于当地民营企业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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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

个人信息:

1949年生

江西九江人

九江民生集团董事长

创业时间:

1979年

企业规模:

民生集团涉足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矿业开发和现代服务业。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486位,营业总额67.12亿。

政治地位:

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3人之失落者的迷思

庄荣昌:“我不敢富”

【中国企业家】(本刊记者 周夫荣)“我不敢富。”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昔日响当当的“羊绒大王”庄荣昌反复说到这句话,“能解决温饱问题就知足了,怎么也比蹲监狱强。”

和别的企业家一心把企业做强做大,做成百年老店不同,20年前,庄荣昌便“根本没心思再干了”。90年代以后,已经声名远扬的庄荣昌出人意料地选择赋闲在家,远离企业。

在1993年当选的23位名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里,庄荣昌也显得与众不同,别人基本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而他当时已经62岁,年过花甲。他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庄回忆,“中央统战部跟我说,全国工商联50年代搞私营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又搞个体私营的,全国就我一个,有代表性。”

庄荣昌改革前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私营经济处处碰壁的缩影。上世纪50年代,还是小伙子的庄荣昌在北京开公司,做砂石生意,中南海盖楼、北大校园建设他都提供过建筑材料,“沙子、石子、白灰都是我送的,我干建筑材料时候,除去北京建设局有一家采石场,第二家就是我。”但不久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就因“谋取非法利润、盗取国家资产”的罪名获刑五年。

60年代,出狱后的庄荣昌被安排到钓鱼台工地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为了准备结婚他换了400斤全国粮票,却又被人告发倒卖粮票,再一次锒铛入狱。

改革开放后,在清河老家变得谨慎的庄荣昌受村支书“带头做点副业搞活村里的经济”的鼓动,犹豫再三,重新开始留意赚钱的门道。

清河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草原、也不养羊,庄荣昌却发现了一桩从羊身上发财致富的生意。

当时羊绒是国家统购统销、出口创汇的俏货,私人根本插不进去。偶然的机会,庄荣昌遇到内蒙一个推销山羊毛的人,发现原来当下脚料的山羊毛里也能提取出羊绒。接下来改造设备、联系渠道,生意越做越大,“那时候给国家一年创汇100多万美元。”庄荣昌变成了身家千万的“羊绒大王”,也带动起来整个清河一方的羊绒业。

虽然被树立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但庄荣昌有历史包袱,“我那时候赚了钱不敢要,捐献给社会,毕竟在监狱里待了那些年,听的事、知道的比较多。我富起来捐给社会,用自己的话说,自我防止两极分化。说不定再来个运动,又找上你了。”

57岁那年,庄荣昌注册了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在河北省那时候注册有限公司,我是头一家。”不过这家公司的性质,庄荣昌自己都说不清楚,“应该算私营企业吧,我当时就有些含糊其词,因为那时候这事儿相当敏感。”

政治荣誉接二连三落在头上的同时,庄荣昌却一步步远离实际经营。用老伴的话说,羊绒市场后来乱了,假货横行,但庄荣昌有那么高的知名度,给了那么多荣誉,不可能去造假,“没法干了”。

早在1989年,庄荣昌就想把企业交出去,各级领导不同意,但他已没心思再干,也不再去企业,慢慢企业也就和他没了关系。至于原来的企业以何种方式与他“脱离”,庄讳而不谈。“年轻人会开拓,自己没法比,已经不适应了,跟不上、也不想跟。”

庄荣昌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洋行做事,年少机灵的庄荣昌一天跟着少东家到处跑,十几岁就见识过旧社会做生意的手段,“客人爱嫖你得陪着嫖,爱赌你得陪着赌。”

也有民营企业家向他讨教过资本运作的手段,庄荣昌说这些手段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解放前就有。不过,“说实在的,年轻人敢用,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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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荣昌

个人信息

1930年生

河北清河县人

时任清河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业时间:

1951年,任私企北京建都砂石厂经理。1979年,筹建清河县绒毛厂,并出任厂长。

企业业绩:

曾是全国闻名的“羊绒大王”

近况:

目前在家颐养天年,远离企业。

 童施建:商业上的迅速成功刺激他滋生出更大的野心

【中国企业家】(本刊记者 冯志卿)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童施建38岁。1990年上任黄石服装厂厂长的他,仅用3年时间就将一个地方服装品牌打造成全国知名服装品牌。童上任后不久,就将服装厂更名为康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靠“变金牌为金钱”的经营理念,康赛集团迅速壮大。1995年,康赛集团总资产达到2.2亿元,销售收入1.1亿元,创利税2400万元。比童施建接手时分别增长了18倍、20倍、24倍。康赛集团被誉为“中国T恤之花”、“纺织行业的明星”。

商业上的迅速成功刺激童施建滋生出更大的野心,让公司上市。上市成为这位成功企业家的“滑铁卢”。面对上市资源的稀缺和企业竞争上市的激烈,童施建决定采用非正当手段。在童施建的主导下,公司“原始股”成为打开上市大门的钥匙。一些获赠股票的官员,力挺康赛集团。
1996年8月,代码为600745的康赛集团股票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官员手中的“原始股”溢价暴涨,转眼暴富。见此,童施建心中不平衡。1个月后,在童施建的授意下,公司近2000万资金和50万股票被其挪用炒股。半年后,获利2373万元。

出来混总要还的。1999年4月,童施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立案侦查。与童一起落马的有原国务院体改办宏观体制司副司长李雄。他在为康赛集团上市打开方便之门后,获得120万的“股票收益”回报。童被捕后,公司境况也急转直下。2001年4月,康赛集团发布公告,因连续两年亏损且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股票被“ST”。

2003年8月,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童施建因贪污公款罪和单位行贿罪,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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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施建

个人信息

1955年生

湖北黄石人

时任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业时间:

1990年,上任黄石服装厂厂长。

企业业绩:

仅用3年时间将一个地方服装品牌打造全国知名服装品牌。

注:本文详见2012年第21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