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

【重学新加坡】小国之患与大国之忧
作者:杜亮2013年04月18日  

在新加坡就“移民政策”展开官民大检讨之际,中国民间发起的废除“一胎政策”的呼吁仍得不到任何官方回应。这说明了什么?

重学新加坡:小国之患与大国之忧

今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将迎来他的90岁生日。在上个世纪叱咤于全球政治舞台的领袖人物中,李光耀是唯一健在、并且仍在发出声音的一位。对于刚刚辞世的撒切尔夫人,李光耀惺惺相惜,称“她是伟大的领袖、信念坚定。”

即便已退休20多年,他从未停止对于新加坡命运与世界局势的思考。3月20日,李光耀出席渣打银行论坛,对于国内国际时事发表看法。

“作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在于手握资金的人或机构对我国的信心,这份信心建立在稳固机制、健全政策和开放贸易的基础上。”

我对此概括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通过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治理,打造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邦。

经验可以复制,机制可以继承,不过自然规律却很难抗拒。官方数字显示,新加坡的生育率从2000年的1.6不断下降至2011年的1.2。低生育率,对于新加坡这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蕞尔小国而言,构成了发展后劲的最大挑战。近年来,现任总理李显龙在多个场合强调“人才立国”,用意即在于此。

今年年初,新加坡政府公布人口白皮书,预测2030年人口将达到690万,比目前的530万增长160万,其中吸引外来移民100多万。这一规划立时激起轩然大波。数千民众在芳林公园集会反对政府移民政策,酿成该国自上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事件。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对待移民,向来是令发达经济体政府头疼的问题。这些经济体大都面临生育率低下,人口萎缩的危机,如果不通过移民补充人口,则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将难以为继,国家竞争力将不断削弱。但移民也会带来威胁原住民就业、增加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负担以及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社会冲突和对立问题。而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脆弱”的城邦国家,移民问题更具有高度的社会敏感性。

白皮书引发了新加坡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政党之间的激烈争论。《联合早报》就此组织了专题报道。

“十多年前,地铁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但还是有鱼有酱;而今的地铁,沙丁鱼已经多得容不下酱汁,未来更是不敢想像。”一位新加坡公民道出其最直观的感受。

“包容与创新是移民国家的特性。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外来人口,或者外来人口无法融入,先是社会出问题,接着是经济出问题,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出问题。”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张松声代表中小企业主发声。他在国会促请政府不能再降低外籍员工增长率,否则企业无法生存。

白皮书也成为反对党攻击执政党的口实。“我们应该打造的是一个服务人民的经济,而不是服务经济的人民。”国民团结党一位党员呼吁。

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纪赟站在中立的角度分析,全球化下,资本和人力流动使富人获得更廉价的劳力资本从而获利,而穷人却因更廉价的劳力流入而面临失业威胁。所以“最希望放松外来人口的阶层是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小企业主,而最反对的则是受其冲击最为严重的中下层蓝领。表面冲突背后的本质原因是贫富长期分化导致的阶层分裂和利益冲突。”

移民政策,既要“增进活力”,又不能“损害福利”,这是摆在新加坡执政者面前的一个两难命题。通过大讨论,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各方可以接受的最优路线。

不过,在坚定奉行“精英治国”路线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李光耀眼里,长远利益无疑压倒一切。他以日本为例,“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在20年里缩小一半,如果它继续同样的政策(拒绝移民),它可能再缩小一半,最后就玩完了!”

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李光耀也含蓄地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会毁掉中国的未来。作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固然不需要依赖外来移民来补充人口,但人口红利的消失已经迫在眉睫。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也实行过“两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来适时转向鼓励生育政策。即便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在新加坡就“移民政策”展开全民大讨论之际,中国民间发起的废除“一胎政策”的呼吁仍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官方回应,施行20年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然被某主管部门作为天条维护。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不需要对民间的诉求负责。

比照新加坡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废与立,并不是一个政策优劣识别的是非问题,而是如何建立利益沟通和调整机制的公共治理问题。(作者为《中国企业家》杂志编委、中国企业家研究院执行院长 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