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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 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2)

2012-11-22 15:2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评论(0)T|T

本报评论部:当下中国,价值观日趋多元,不同的声音、个性的表达丰富多样。有人说,多元乃繁荣之本,也有人说,多元会影响社会团结,进而影响一些改革举措。您的看法呢?

俞可平:观点多元甚至分歧冲突,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很正常,正确加以引导,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更好变革的动力。

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迅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同时,利益分化也随之出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价值观,也需要有参与的渠道,从各自的角度影响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权垄断真理,而应当更多倾听各种不同的社会声音。

本报评论部:去年,我们撰写的评论部文章里就提出一个观点,面对不同声音、不同心态,不仅要有包容心态,还要善于倾听沉没的声音。只有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团结,才能更好推动改革。

俞可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和群体的正当诉求还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同一个重大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看法。

因此,应该着力于畅通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的声音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只有在不同声音碰撞、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社会共识。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缩小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也使社会共识最大化。

民主与法治需要进一步推进。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合法的制度管道,使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都有权利和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公正地体现各个不同群体的利益。而法治则保证各个不同群体和个人在追求不同利益时有规可循,不致因利益冲突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也因此,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加突出公共利益。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各级决策者,一定要把增加公共利益作为其首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做保障。

警惕极端思潮、僵化教条破坏社会共识

本报评论部:观察影响共识凝聚的原因,既有转型期价值多元带来的纷扰,也有贫富差距过大、公信力下降等原因。从您的观察研究看,当前应从哪里突破才有力、有效?

俞可平:前面说到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健全,是一个突破口。另外,还要解决好诚信问题。当下我国社会诚信流失严重,首先体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一些部门和地区陷入了“塔西陀困境”:无论你做什么,甚至做得很好,民众也不会信任。其次是社会信任严重缺失,典型的是“仇富”现象。

没有信任,就没有共识。在重建社会公信力方面,党和政府要起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来增强社会诚信。扩大竞争性选举范围、推进协商民主、增强政治透明度、提高民主决策水平、清除腐败特权、严格依法行政,这些都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本报评论部:从社会文化思潮的角度看,我们当前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思维、思想,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团结?

俞可平:从全社会来讲,要形成崇尚理性的社会风气,阻止极端思潮和极端势力的蔓延。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而极端情绪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平等主义等,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的影响,它们是社会共识的最大障碍。必须从制度上阻止极端思维影响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从领导干部来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前我们的思想解放还不够彻底,僵化教条依然严重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还自觉不自觉地用陈旧过时的理念来分析观察。对一些新的观念或做法,有些人不问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政治的进步,而首先看本本、讲教条。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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