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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实录】领袖年会尖峰对话—“创始人与投资人:人性与契约的对垒?”

2012-12-08 17:32 | 作者: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领袖年会

【中国企业家网】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12月8/9日在中国大饭店隆重举行。中国企业家网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图文直播,以下为年会尖峰对话“创始人与投资人:人性与契约的对垒?”的详细内容。

 

曾玉

 

曾玉:各位台上的嘉宾、新老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主持今天的话题“人性与契约的对垒”,创业者和投资家两个兄弟这些年在不断的合作创造一些财富,把企业壮大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纠纷,甚至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最近两年随着国美电器以及雷氏照明这两个案例看到矛盾的加剧。上个世纪主流文化VCPE也这个行业,全世界VCPE占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比例是相当高的,中国过去十年VCPE虽然是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前30年有了这个行业以后,让整个VCPE行业更加的纷乱和参差不齐,但是不可置疑的是过去十年整个VCPE行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上市公司背后都有投资人,不同的阶段得到了投资行业的支持。

大家看到过去VCPE过去十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无论是有市场经营、优秀品牌还是有优秀团队的投资者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同时投资者和企业家会不断的产生良性的或者是不那么完美的一些摩擦。今天我们也幸请到了百上几位嘉宾,他们有的是投资者,有的是做完投资者做企业家,有的是做完企业家做投资者。我们来到这个话题,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投资者?投资者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这个问题太大了,每个嘉宾用五分钟时间亲自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比如说一个企业家讲自己和投资者之间的故事。最后的结论要证明你想要支持的话题。先从佘总开始。

 

佘学斌

 

佘学彬:我们大自然有两个投资者,一个是摩根斯坦利,一个是爱普希国际金融,我自己本人是比较关心他能够为我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当年我说你能为我带来什么价值?他说我有很多美金,很多钱,我说你这个钱是有回报的,所以说我要的是一个有品牌的,能够为企业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帮我们在做全球整合资源里面做到贡献的。所以我的要求是大摩和爱普希,特别是爱普希他们说作为一个产品品牌,信用、道路是一个竞争的武器,特别是中国企业我希望我们爱普希承担社会责任那种理念能够给企业带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让我总结怎么样选择投资者?我还是比较关注投资者给我带来什么价值,不但带来基金,还要带来在管理上、可持续发展上、全球整合上能给到我实实在在的帮助。

曾玉:听起来你们跟投资者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举有什么小矛盾吗?

佘学彬:你们该叫对赌,我们不叫对赌叫互相奖励。比如我达不了标的我怎么奖励他,我怎么超额完成,他要怎么完成我的股份,我认为互相奖励这个层面是很大压力的,这个矛盾就是在谈价格的时候,大家都面对要对未来中国市场的评估,一个商业价值的谈判。说到矛盾,我认为首先我是非常尊重我们的投资者的,因为我认为首先他们是相信你,把钱给到你。所以,我个人意见从商业角度是没什么大的矛盾,因为人家给你钱让你运营,没有矛盾,只有利益的博弈。

曾玉:我们请洪总讲一下。

 

洪钢

 

洪钢:没什么猛料,像教科书一样,我感觉中国经济的文化和土壤过去很混,我说中国经济过去很“混”,这不是错误,鳝鱼在泥水里面生存,这也是一个优势。这个30年已经过去了,从过去我看了十几年中国的水,从越来越混到越来越清,相对来讲可能金鱼,在清水里面生活的鱼生存能力更强,本企业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体会。

首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挑选公司,我们是05年引进的第一个PE叫鼎辉。那时候谈不上挑选,那时候我们在水下,人家能来就不错了,我们对此心存感激。我们做第二轮投资的时候就不错了,因为很多人想做跟投,这时候我们有了选择。我们这个企业因为是一个很小的企业,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让我的故事展开,所以说更多的要看基本面而不是完全看数字。所以说我们挑的这些PE都是有一些很好的记录,曾经持有一些成长性很好的公司,扶持公司比较长的。也把很有名的投行拒之门外,不是很礼貌的。这是我的个人体会。

冲突肯定是不能没有的,经典冲突就是对赌,这只是大家知道的很多东西在你谈判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包括治理,职业道德都会碰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都不觉得这是问题。其实我们被投资以后的早期比较痛苦的是,企业家一般都是往前冲的很厉害的人,他们都不全面,都会留下很多真空。包括公司治理、体系建设。而投行的人,投资人,这是他们的长处,同时他们有自己丰富的经验,哪里有陷阱,所以这些执行层面的纪律,创始人是有点难受的。创始人和投资人经典冲突就是你不了解我的行业,这个事跟你说不清楚的。不是所有的都能放到模式里图表里,听我的没错。但是事实证明有些我们对,有些他们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被鼎辉投是05年的,现在看没有什么对的还是错的,贝恩是06年进来的,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对的,没有什么错的。

曾玉:鼎辉是你们的A轮投资者,他们和贵公司之间是初恋情人的关系,你们B轮投资者贝恩挑选他最重要的原因不仅是国际大品牌也可以给你们做很好的增值服务,同时又充足的资金,就是“高富帅”了。

洪钢:念一个最近投资人给我发的短信,这是一个退休的IC很有名的人,他现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已经退休了,他说“你们是我们投资里面唯一一家还亏了钱就投的”,实际上这是不符合规则的,但是他们证明这个投资非常好,他们主要看重我和我的合伙人两个人的职业操守。我们这个公司是贝恩在中国的第一家企业,那时候钱赚的也很少,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的确不相信我们,他们两个MD美国飞来跟我们吃早餐,什么都不谈,实际上是在核实我们两个创始人,最后回去我们也通过了,所以做人很重要。一句话,以后企业想吸引投资,我是这句话,因为我年纪足够大了,“一辈子做好人,做得好,人就要吃亏,吃小亏就是大福傻人有傻福”以后的时代是一个规则的时代,占小便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顾宏地

 

顾宏地:我的角度可能不大一样,因为我是做投行的,今天座位把我放在中间可能也是特殊的安排,投行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是以中间人和沟通者的身份参与投资交易的。我在想如果看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寻找的投资者都是不一样的。从投行介入的时候一般在公司相对比较成熟了,那时候需要比较大规模的私募基金或者是将来到正式的海外或者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跟一些公众的机构做沟通。上市之后可能他们需要跟上市公司的股东沟通之后,他们决定下市之后再找基金,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参与。我看到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后期,比较成熟的一些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理解,第一,特别是在后期寻找大规模资金伙伴的时候,一般最后胜出的都不是价最高者得之,因为那个阶段大家对企业都是有一定的憧憬,觉得将来有很好的增长空间。过程中最重要的找到一家跟你的理念相似,行业、业务上给你带来有价值帮助的,那些基金会更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还有就是经营方面和控制权上的一些要求可能是有些企业家更重视的,我记得有一次可能不是一个投资,是我们做的一个并购案,是台湾做餐饮食品的公司要找一家外资投资者,要找一家国际知名品牌投资者做股东。他说我愿意卖50%,看谁家出最好的价格,我们帮这个公司到海外找了一圈,都是P字头、C字头餐饮饮料业的公司,包括日本和美国的。欧美公司可能出15亿美元整体估值,日本公司说出11亿美元,但是日本公司可以答应一个条件,我只要50%,不需要51%。美国公司说我希望50再加1,我可以在价格上给你比别人多50%的溢价。最后这个台湾企业家选择了整体估值11亿美元的,最后这个公司变成了台湾超级大的公司。所以选择投资者不光是品牌怎么高,价格怎么好,最后还是要跟你下面的企业成长的运营过程中的理念要吻合更重要。

另外一点,我们作为国际投行参与更多的是在公司上市或者上市之后跟股东打交道,可能一些问题不像私募或者是VC公司打交道那么多。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企业沟通更重要。过程中没有一个董事会天天跟你对话,他看到的是市场上想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要做的决定就是坚持做股东工作支持你的业务。那么需要给你在企业治理发展上给予信心。我的感觉是到最后,如果这个业务本身发展势头比较好,增长或者是股东都得利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对你的忍耐程度是非常高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企业发展出现瓶颈,出现问题,这样的话你能不能还能继续得到股东的支持,那时候才是测验你你跟股东产生的信任是不是有足够的契约。这个角度来讲,借用信心上削弱中国投资者和投资家的信心的话,这已经比操作本身产生的信心更大。这个过程是契约和人性之间怎么平衡,达到既能让公司稳定发展,同时持续获得股东支持,让他跟你共度难关。

曾玉:这样的企业其实更需要系统化、很透明的标准化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谢谢!有请陈总讲一下,你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从企业家、到投资者走完一圈的人。

 

陈宏

 

陈宏:我们企业上市的时候我是CEO,我太太是COO,上市的时候不允许夫妻在一家公司,所以她自己出去单开了一家公司,当时上市公司投我们的基金基本上投了我太太公司,第一笔钱是这样投的,说我信任你们,帮我赚钱了,还会继续往下走,那是2000年的事。第二笔是华平许国投的不到2000万美金,当时也是多家选择,后来2010年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他们合作非常好,但是华平的基金是7+2,到期必须退出,从投资者角度来讲如果退出最佳投资价钱是把公司百分之百的卖掉,从创业者角度来讲不愿意卖,想上市。如果找人接盘,基金就要损失一些,这就是从利益方面就有纠纷。

其实两面思想都斗争了很多,沟通了很多,处理不好两边肯定打起来,谁来买,我是CEO,企业家自然反应我就不卖,不配合肯定买家不买,买家买的是团队,还要运营公司呢,肯定成交不了。那边就是非要逼你卖,不想卖,那么管理团队就跟CEO斗争等等,经常很多企业,我自己现在看到其实本身不是特别大的事,就是开始处理的时候产生很多问题,当然,因为我处理这种事还是很成熟的,我太太也是,一定要站位思想,就是假设你今天是华平您怎么办?解决方案非常简单,后来就是妥协的一种方式,假设后面要拿到这个价钱,我太太说这要说服一部分基金不退的,她答应跟所有的买家沟通,这样定价价钱就高了。

在做的过程中,后来找到了一家美国比较大的一家基金,他们用1.6亿美金把部分股权买了。我太太又送给了买家一些股票,买家付了高价钱,卖家拿着了高价钱,但是买家没觉得付了那么高,两边都感觉达到了自己的财务回报。因为大的基金,特别是私募进来他对价钱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就是处理的很好的案例。很多东西可以用智慧来解决。

曾玉:这是很罕见非常完美的故事,可能是您跟您太太多年在西方工作,把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完美故事。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我们行业的常规和小知识。西方美元基金有自己基金周期,大概是8+1年,8+2年,大概十年左右,你做融资的时候最好看一下这只基金要投你的时候,他式基金的第几年,如果说第二年比较好,如果说赶到的是基金的的第八年、第九年投的你,投了你转身就是想套现,这时候可能投资市场部一定非常好。陈总你们双方非常智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PE投资一家企业有很多关键性的条款,对很多创始人和企业家可能并不是很熟悉,或者相当不熟悉,信息非常不对称,所以这时候我帮我们这个行业的投行,向王冉“卖一卖”,任何一个企业做资本市场融资的时候最好要有一个品牌特别好的,有经验的融资顾问或者精品投行的经验。请您谈谈。

 

王冉

 

王冉:我讲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一个企业以前融过两轮VC投资的企业,现在在卖给一个A股上市公司,A股上市公司会买通股权,风投全部退出,创始人大部分会留下。这个项目里,有两个比较也关联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在VC进入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要求,叫做清盘优先,意味着当你发生了一个控股权转移的交易或者是公司清盘的时候,投资人有权先收回比如说1.5倍或者2倍他的投资额,之后还有钱大家按比例分。这个东西很常见,但是具体每个交易情况不一样,因为最后投资人能不能拿到取决于交易的态势。在我们这个项目里,当年融资的时候他自己做没有经验,所以同意了,没想那么多。现在发现交易真的发生的时候,如果这样算,心里觉得有点不平衡,因为他说,叫清盘优先,清盘是大家没赚到钱,我这个已经给地带来了至少八、九倍这样的回报,为什么还要清盘优先,但是白纸黑字这么些的,确实要给投资人一个优先汇报然后大家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投资人要卖出,价格肯定越高越好,大部分会留下,那么上市公司会有一些新的期权奖励,这时候有一个潜在冲突,到底是做一个非常激进的财务预测,把价格尽可能推高,我作为管理者和留下的股东,等于把高价格送给投资人让投资人高价格退出?还是说有意压低价?告诉你市场有各种各样的不景气阶段,确实中国经济有各种各样结构性的问题,我借这个把价格降下来,更多的留给未来股东,这是很现实的。我们的客户最终的选择我可以跟大家讲,针对第一个问题,他的选择是既然白纸黑字当时这么签的,我们就这么执行。但是我会告诉投资人这件事我不是很爽,我会让他知道,但是我会执行。

第二件事,关于未来到底用什么样的价格?换句话说创始人如何通过财务预测来影响价格?假如说本来他们明年应该做一亿的利润,如果纯粹公司融资的话很人多会说1亿2,1亿5,如果纯粹打下来价格就是6、7千万,但是后面他给买方的财务预测就是跟他真实的期待非常接近。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当然会建议他尽可能掌握这样的平衡,这样他最好能接受。我说最后你怎么把事想明白的,他说我作为创始人,我这一把卖了以后,进上市公司,我将来可能三、四年以后还会出来创业,这时候我不要给市场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让人家以为我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为的调整公司的利益,这样的名声对我未来创业非常不利。我觉得这就是想明白了。

曾玉:谢谢!今天这些创业者和投资者都是实战经验很强,都是非常好的干货,非常受益。刚才我们提到PE基金和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这些关键性的条款无论是过去这几年媒体有点把这些所谓PE投资者妖魔化了,或者各个案例涉及到的比如王冉讲到的清盘优先、以及转授权,投资者要卖,带着你一块搭上,等等这些都是这个行业最标准,最基本的条款。但是所有的条款听了实际案例分析,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契约机制基础之上,还都有人为、人性的东西掌握着节奏。我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当年我们跟CDA的一个最重要的复合创始合伙人,我们在做他们的一个访谈的时候,当年投蒙牛乳业的时候也签了对赌协议,他说我们希望企业家赢,真正的企业家赢我们才真正的赢。

 

霍泰德

 

霍泰德:下午好!感谢各位!刚才大家讨论了公司治理和条款都非常重要,我讲讲最近中国PE行业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谓追逐一、二级市场利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PE投资者真的是要卷起袖子帮助企业创造价值。作为PE投资者或许给企业家投资的是钱,但是更重要的是价值,这个基础上我们和投资人和企业家形成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合作伙伴有三个基石,一个是共同的信任,第二个是投资人和企业家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第三个就是持续沟通,保持信息的通常、透明。

即使有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冲突矛盾就一定会消除,至少可以在一定框架内大家可以合理、公平的解决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浩然资本作为投资者比较有趣的案例,我们若干年前跟国内的一个大公司一起合作建立了一个医疗投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投资或者收购国内医疗器械的企业。有时候大家会开玩笑说企业家是给投资人打工,有时候我感觉我们投资人有时候也是帮企业家打工,是相互合作紧密合作的关系。

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医疗投资平台,我们自己的投资方员工、雇员与企业家紧密合作。最近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跟TCL集团建立了一个合资公司,TCL医疗,目标指向医疗器械市场,这个就是企业家和投资人紧密合作的典范。

另外一个作为投资人和企业家紧密合作的案例,我们若干年前投了一个中国的家具连锁企业,我们和常识人、管理层紧密合作,这家公司从单纯加盟商企业变成了一家在全中国拥有300多家直营店的模式,市场销售能力不断上升,从我们投资到今天业绩翻了很多倍,去年为止已经是营收十几亿的一家大型家具企业。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有摩擦,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合作伙伴的方式相处下来对双方利益都是最好的保证。如果有了冲突怎么办,如果矛盾冲突能合理解决的话,作为投资方和企业家都会面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面讲了很多好的案例,我个人也经历过不是那么成功包括跟企业家达成好的合作伙伴的案例。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若干年前投资的一个工业化工企业,当时挑选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出企业根本上的问题,他的管理团队伍不能很好的执行我们给的良好的意见和建议。其实回头想想,当时双方并没有真正合作的基础存在,其实我们不是那么匹配的的,如果是今天我可能很难跟他们达成合作,不会投这家公司的。

曾玉:进入第二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第二个问题可以用两三分钟每个人回答一下。对企业家而言,人性治理与契约精神哪个更重要?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也不是一个二选一的话题。讨论的时候基本逻辑,我认为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技术层面上双方应该是在职业底线当中的充分博弈,在法律层面上相互要遵守最基本的契约精神,最后是在共同创造价值,公司做大做强的愿景当中发挥人性治理的主观能动性。请大家各自分享一下。

佘学彬:给我们的问题是哪个更重要,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是法制更重要,但是在中国我认为两个都重要,因为法制是一个公司管理的基准。我们所说的契约合同,说难听一点具体一点就是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君子协定。但是在中国管理权和拥有权和经营权,包括总裁、CEO、董事长这个层面来说,真的要推动这个企业还是靠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

所以我们当时跟PE谈的时候他们也很矛盾的,我问他们你看中我们公司什么?他说我看中你的人了就投你的团队。所以当我们PK的时候,他们很矛盾,这边说看重你的人这边还拿法制某一个合同做一个非常极端教条做法,所以作为企业家我自己感受就是在中国两个都重要。我是非常遵守法律合同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能合作。所以说合作基础法律契约精神里面靠的是人的推动,人性化的管理。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是5000年的文化,我们中国人很奇怪的,我们吃饭都是抢着买单的,在美国各付各的钱,我就不习惯。

所以没有人性化怎么管这个企业呢?有一天我跟我的总裁一起吃完饭,你买你的单我买我的单,怎么干?所以对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不要走极端。我们企业家,我们有5000年文化,5000年走过来中国人都是有这种DNA的,所以我认为两条腿同时推进非常重要。

洪钢:契约精神我认为是中性的,如果说把契约精神作为主义轴,人性作为一轴,有好的人性对契约有坏的人性对契约。我个人觉得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社会越进步社会越向治理、道德、企业责任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契约还有好的契约和坏的契约,我们谈的客观上讲可能是最细节的都谈到了,这样的话把那种不确定性尽可能最小化,这是我唯一能够讲的一点。可能是给服务做个小广告,但是这方面花钱是值得的。我们企业成立第一天有一个境界,就是做中国最好、最干净的企业。还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问题。所以我们给企业培训的时候都会喊几个标语,第一个把法律踩在脚下,我们永远要追求人性的高度,道德的高度,这个不容易。

但是对于我和我的合伙人来讲我们两个一生都是这么走下来的,我们都是好人,自然会把你的好人的傻劲带到企业里面去。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竞争比较优势,在混水里面我们没有优势,我们必须要强调净水的优势,就是规则。也可以说,规则其实就是企业的法律,我们要在这之上运转。我们从第一天企业文化发起人就这么考虑,整个企业都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在法律之上,规则之上,不是超越规则。这样的话投资人担心的事儿就不会发生。

但是最好不要触碰法律。我们中国人很多企业,一方面在西藏捐小学,结果产品是不好的,污染的,只有领导来才把环保的设施打开,上税也不好好上。他把法律当成上线,偶尔有条件的去符合规则,或者是契约。所以在这儿倡议,我们和投资人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我们上市速度飞快,我们进入欧洲市场,我们国内同行容易的事都做,难的事做不上去,一个是上市,一个是进入欧洲市场,我们很快就做到了。所以我特别喜欢王冉说的话,其实就是我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最终还是能够守住底线的人,如果能让人性高于法律法律法规发展空间就更大了。

顾宏地:人性和契约应该是共同的,做交易的条款的契约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如果违背人性也不会存在到现在。第二点,可能命题一部分应该这样说,在契约的规定下大家投资的话都是契约,契约下有多少人性化可言?掌握的尺度和怎么跟契约打交道是人性化处理的方式。所以这点上我有一个想法,可以把它当成三条线,时间线、空间线和投资回报率的线。如果看时间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在不同的时间段所接触得到的契约和人性化的处理态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公司刚成立企业家说我找一个VC,他给我一笔钱,事实是这个人创业创出来才能达到价值,这个过程需要投资者做的话,这有很大的人性化,不知道什么事要把契约和人性化做的最大化。相对成熟了,接触基金不光是本地的PE、VC或者天使投资者,要找国际机构了,那时候他们可能为了要同化大家的共识,契约就很重要了。再走一步如果上市了,上市之后投资者说不定一个都不认识,都是在全球各地的基金,再怎么跟他人性化他也不知道跟你处理,所以只能依赖于契约。所以增长过程中契约性越来越强。

空间是一开始你接触的人是周围的人,等你接触投资者美国、中东法国这些人绑在一起,对契约第一文化就不一样。比契约理解不一样,所以那时候非常强的契约精神,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人性化谈这个事。包括上市之后,你跟公众股东有非常大不同的意见的话,那么就回到契约上。所以契约对空间这条线来说很重要。

第三点,契约越严回报率要求越低。如果上市过程中我觉得我没达到我的融资要求,我觉得这些资金是没有给我带来我想要的人力成本,高的回报,那就选下市。比如我们做分众传媒和盛大,都是资本市场没有最好的回报,那就自己下市,或者自己家族做。所以一个是时间概念、一个是空间概念,到最后资金怎么样支撑你的发展和你对他们的承诺回报,这三块决定了人性化还是契约。

陈宏:有可能我在美国呆多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简单,肯定是契约第一,人性第二。中国传统以来是先情后法,美国实现法后情。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契约发生问题,如果契约定了说,这是咱们顶得,一定要满足契约,没办法,你签的。但是契约有不清楚的时候可以谈。第二点对比的时候,很多时候产生矛盾,你要那么高的估值,你这个公司值1亿美金,给你10倍的PE,你说我就能做20倍,做不到愿赌服输,你做不到说对不起,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认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都是这样的话企业和投资的矛盾永远会存在。所以两边期望值不一样,导致这样的矛盾挺多的。

我碰到过一家企业,2008年的时候经济那么差,肯定对赌,这个时候其实两方坐在一起完全都要解决,我个人认为对赌协议,从投资人的角度这时候应该大姿态,公司08年的时候公司金融危机,得找一个总结点。如果你想把契约签好,那时候应该写一个条款遇到巨大不可预测金融风暴等不作为对赌条件,这样写好、可以、没问题。中国社会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变得更加成熟,各种各样专业机构,不管是财务还是投行的,还是法律的,越来越成熟,逐渐进入法治社会,这种纠纷就会越来越少。

我特别呼吁,我们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双方,第一在以后做各种各样签合同各方面活动的时候,要想的透一点,现在社会太复杂。第二个就是一旦有了协议和契约以后一定要执行,如果有含糊的地方协商。有时候有困难提出可以再协商,签的也可以协商。但是绝对不能有这种动机我跟你鱼死网破,给你公告、上电视,这时候大家就变得冲突起来了。其实作为投资人,我做过企业家,我也知道我创办两家企业一家卖掉一家上市,我们一直跟他们打交道,包括我们做基金业是拿人家的钱。

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护你的投资人的利益。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投资人投了很多公司以后,他在公司里没有控制权的,公司里点点滴滴都是企业家在做主。现在大部分投资是交给企业,完全相信企业家,这是最和谐的状态。你遇到困难觉得做不上去,要马上跟投资人沟通,我跟我们的投资人关系一直很好。

曾玉:陈总是典型硅谷华裔,法治一定在我的手中,执行过程中然后还要有充分的人性。

王冉:我觉得也很简单,今天的中国对于创业者来说往往契约精神更重要。因为他往往不缺对人性的洞察,缺的是契约精神的恪守。因为中国这样的环境一个企业从小做大,经过跟工商、税务、消防、所有各个部门打交道,要面对员工、面对离职员工、负面新闻竞争对手,所有这些往往不缺对于人性的基本理解。反过来对于投资人来讲,我认为是对人性的理解而不是契约。因为投资人往往都是MBA毕业,基本在象牙塔里长大,也许对公司政治有些洞察和了解,除此之外他们的社会经验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客户。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假如面对的是创业者的话,通常我会更强调契约精神。当然,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一样,需要妥协。创业者需要向投资者妥协,投资者也需要向创业人妥协,妥协才能双赢。

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因为说到契约精神,最近一段时间当然吴长江是一个案例了,但是更有名的案例是当年的支付宝。今天来看淘宝、天猫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总体来讲对社会的贡献是正面的。马云通过重组实现了目标,收回了阿里的控制权。我的本意是当初,当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那时候你认为他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站立今天这个时点当你看到所有这些变化之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你认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觉得无论你认为是对的还是错的,可能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你当时认为他是错的,仅仅因为淘宝、天猫今天取得的成绩你今天认为他是对的。供大家思考。

霍泰德:今天讨论非常好,大家谈到了法治和人性的问题,这是游戏规则,对于投资者和企业家是共通的。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大家双方对这个规律和规则有共同的解读也是我们能够相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我本人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我担任董事的一家公司,他的管理层全面负责公司的管理,公司董事会负责来评估这个公司包括财务的预测,评估公司的财务表现等等,做一系列的战略方面的决策。

这个公司董事会上的董事其中包括一些投资方的代表,开始座不住了,他们开始也想做一些管理层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公司的董事会因为很多投资方都会在被投企业方面担任董事会一职,作为董事会投资方也应该非常精确双方的边界在哪里,游戏规则在哪里,不要把你的脚迈向另外一个池子里面去,应该给这个公司足够的自由度,同时在战略上把控大的方向。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看到管理层、股东、投资方很多摩擦和一系列的问题。

今天我也听到了讨论中很多谈到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很多方面跟美国不一样,人性得到充分认可,中国有她的独特之处,但是我在美国有很丰富的经历,担任过世界500强的企业大股东,我跟投资者交流我发现美国和中国也没有差异,因为归根到底人性是没有国界的,投资人跟创业者企业家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不要说是中国的独特的国情,我们要探寻大家有一个共同得力长和出发点,这样比可以达成共同的目标。

曾玉:看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关系,首先要信息非常对称,沟通的非常透明、系统化、标准化。交易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你的专业技术和专业力量,让你们双方能达到一个势均力敌谈判的力量。最后当你们完成交易,共同把企业做大做得强度,达到最后双赢,或者达到想双赢愿景中出现一些小摩擦和矛盾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人类最高的超越法治的我们称之为智慧,这个智慧是建立在在双赢的基础长。最后大家用一个动物比喻一下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关系。

佘学彬:我个人认为还是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我补充一个观点,中国企业家肯定要坚守契约的。我认为中国人受守信用的,这个不用担心的。如果说动物的话,还是选不出来。

洪钢:我觉得企业家更像是一个守猎者,投资者像是打猎者,但是起码我们是同路人。

顾宏地:用动物来比喻,这关系倒是挺特别的,我觉得应该双方是互相依靠互相成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更紧密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一对鸳鸯,总之是鸳鸯不是冤家。

陈宏:我觉得是夫妻关系。大家都希望夫妻是白头偕老,但是现实是有的白头偕老,有的是过程中离婚了。过程中就是夫妻关系,夫妻重要的就是沟通,沟通完矛盾就没了,互相猜忌肯定是失败。

王冉:前几天看了少年派,我觉得就是派和老虎的关系。两个人既需要相互的依存,某些时候要相互争斗,最后还有相互分手的时候,最后的目的都是达到安全点,生存。

霍泰德:我想不出来最合适的两者之间的动物的关系,但是最起码他们不应该是大象和老鼠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信任、公开、沟通这是最重要的。

曾玉:特别谢谢场上的嘉宾和所有的听众们。我们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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