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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王巍:当我们谈论国美之争的时候在谈论什么?

2010-10-08 18:03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评论(5)T|T

——观察国美之争的五个维度

大家讨论的不只是国美之争,而是中国企业转型到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和核心要素,更是中国工商企业文明的进化过程的阵痛

国美之争的来龙去脉和戏剧变化,早已是路人皆知,关于国美的讨论已演化成一个商界立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但很多围观的人往往在不了解国美之争的技术常识便摇旗呐喊般进场助威,很多参与讨论的人也无视辩论对方的观点,只是自说自话的立场表态。我认为,大家讨论的不只是国美之争,而是中国企业转型到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和核心要素,更是中国工商企业文明的进化过程的阵痛。

有五种力量制约着国美之争的观察框架:大股东、管理层、基金股东、市场规则、传媒与公众,这也是现代公众公司的运行结构框架。黄陈之争不仅是老板与经理人之争,也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争。同样,贝恩资本与黄之争是也股东之争。这是基本事实,也有现成的解决争端的法律和财务平台,特别是香港的市场规则久经考验,并不需要我们为之大动干戈。

这次国美之争之所以如此被关注,恰恰是在中国的价值信仰体系早已坍塌的格局下,我们无所适从、无所顾忌,因此也无所寄托,只能各自建立自己的道德制高点,而道德的混战在市场上却是无解的。因而,我们要有所提升视野,才能更好梳理我们的思路。

其一,是非判断与利害分析。合理合情合法是所有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希望同时实现的结局,因此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幻境,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任何商业行为多是机锋百变、虚无缥缈。

在国美之争中,我们看到的多是逻辑论证和心理分析,动辄涉及到人物臧否和品德定性。分析家多是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心理脆弱,对方稍有不敬词语,立马上纲上线反驳。传媒界更是自恃话语威权,随便抛出一个低级的论点,便不容分说地演绎到裁判者的地步。企业家在言语暴力下被迫,或被诱不得不匆忙选择立场,保黄或保陈,这又无意中陷入自己前后矛盾的困境:大多数企业家同时是股东,也是管理者。

试想一下,商业历史上政治历史上哪有什么大是大非的事情呢,后人否认前人的事情还不是层出不穷吗?所以,情理分析暂时还是放在一边,让我们既存的法规优先吧。如果法规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情理原则,也要按照程序来修正法规。

其二,对公司治理的理解。公司治理包括公司的社会责任这些词汇进入中国已经有些日子了,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共同的语境平台,新瓶里都是装的各家的陈酒。

其实,股东无论大小,经理人无论强弱,都倾向于以自己的利益单元来约束公司的运行。东家们千方百计地防范他人将“我的公司”偷走,掌柜们则小心翼翼(弱时)或明目张胆(强时)地建立特殊规则控制“我的公司”,而大多数小股东或员工则无意也无力参与实践自己的应有的权利,只好坐山观虎斗,不时地表演自己的受害者地位。

这次国美之争中,陈晓给管理层分股权,办了黄光裕该办的事情,黄光裕否决基金董事,董事会再否定股东会决议,这个连环交易都是以公司治理的名义大张挞伐,同时也的确限定了对方的动作范围,客观上提升了公司治理的地位,给所有围观者上了惊心动魄的公司治理实战课。还是别拿公司治理说事儿,关注环境变化中,各方博弈的真正动作吧。

其三,创业者与管理者的双重心态。中国这一代企业家都是同时具有两种心态。作为创业者,他们需要不断地打破规则网罗,顶着进监狱和法院风险前行。这个变革的社会没有提供一个安全制度,这导致他们的多疑和善变,也造成了无数的阴谋和韬略。

这就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情,不断破坏规则,还要不断地建立壁垒。与其妖魔化企业家,动辄谴责创业者的阴谋和管理者的背叛,还更要关注如何建立一个商业秩序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也就是安全性。

维稳不应当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可以是很多具体指标。进一步,如果姑息那些明目张胆地窃取中小股东利益,背叛公众信托责任,巧取豪夺公众资产的行为,那么,所有的创业者和管理者都是不安全的,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对法制社会的侮辱。

其四,市场制度的考验。市场的制度是在参与各方利益的不断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的成长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成功和失败的过程,监管当局和社会公众都应该给市场博弈者必要的空间自我调整,允许当事人的各种作为,即便是失败之举。

这次国美之争的大批围观者都通过评论表达自己的立场,大抵在海外留学背景和在国际经营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多是支持陈晓和管理层的。而在国内江湖闯荡经年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多是支持黄光裕的。双方对贝恩资本的介入方式和动机上均有强烈批评的共识,只是角度不一样。这种两军壁垒的阵势的确激励传媒和社会公众的进一步自我认知定位,反过来又将原本模糊的阵线截然划出来了。如此,一个很脆弱的市场制度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市场制度不是一个空洞的方向和观念,而是技术细节和动作。我们要关注黄光裕在狱之身,能否得到作为企业家的基本待遇,要关注贝恩资本是否公正履行对基金股东的承诺和对国美公司股东的承诺,要关注陈晓团队作为受托人是否公正地给自己一份市场报酬和股东回报,要关注中小股东如何在香港市场规则下表达自己的取舍,要关注冲突双方对国美公司在目前竞争格局下如何建立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不应用道德谴责和伦理批评来干扰市场制度的自组织运作,动辄鼓励行政的干预,或者煽动商业环境中的民粹主义情绪。

其五,契约精神的考验。这次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就是“背叛”,这是指违约,而且是不道德的违约。

在整个事件发展的链条上,不同人在不同时段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切片来分析。是陈晓背叛黄光裕,是黄光裕部将背叛黄光裕,是黄光裕背叛贝恩资本,还是黄光裕或陈晓或贝恩资本背叛了全体中小股东?这样纠结着一系列不同的契约,包括商业契约,也包括道德契约(受托人的承诺等)。一旦将道德牵进来,所有契约都是一堆烂账,剪不断理还乱。

好在这个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香港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国美之争在这个市场上的前例数不胜数,我们的证监会还无意公开干预这个市场。违反商业契约的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即便是巨额赔款,即便是入狱服刑,即便是资产缩水。以管理团队出走,或者放弃注入经营资产等理由来实施并购交易中的焦土战略,在资本市场上司空见惯,无碍制度稳定,也无碍契约精神的维护。

在国美之争上,契约是解决问题的底线,也是唯一的标准。当然,如果双方达成契约之外的妥协,也是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不应当是简单的撕毁契约。我们必须了解上市公司的公众兴致,国美不是黄光裕的、不是陈晓团队的,不是大股东的,不是“我”的,而是全体股东的,是“我们”的,这是一系列商业契约所约定的。

最后,传媒和公众的关注。相对于当年的德隆集团、格林柯尔集团、华源集团乃至南德集团等这些曾高调出没于资本市场,最后突然销声匿迹的公司,国美应当是非常幸运的。即便黄光裕身在囹圄中,黄光裕作为股东和创业者的基本职能仍然能够得到正常发挥。政府也没有下钳口令,或者超越权限的乱作为。这就成就了国美之争的公演,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围观并讨论,受教育,也去展现自己教育别人的才华。

只有在传媒和公众的关注监督下,争论双方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寻找自己利益的依托,寻求法律的支持。也正是在传媒和公众的持续关注下,市场制度和商业规则得以成为比政府介入更为公正有效的平台。因此,我们应当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评论家分析家媒体和公众,他们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市场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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