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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的沉沦:从精神符号到电子仓库

2011-06-09 10:58 作者:李俊 孙宏超来源: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评论(0)T|T

以“中关村一号”为始,以卸下桂冠而终,海龙的身影一直就是如此的斑驳。

滴水藏海。经时代的催生和利润诱惑,海龙将电子卖场与高科技宣教员浑然一体地融合。不过,三年来,“中关村一号”被京东商城、宏图三胞等家电连锁渠道商逼上了死角。众多IT卖场也遭遇了摊主大逃亡的窘境。走下神坛、失去符号意义的海龙,在这场有关卖场与商场的商业革命中,的确已经回天乏力。

鲁瑞清说:“海龙今天的困难将是其他的IT卖场的明天。”

难道这就是宿命?如果海龙没有错,那么谁是真正产业革命的主导者,谁又来为海龙埋单呢?

1999年的最后一天,海龙集团董事长鲁瑞清和高管们相聚于中央电视塔,那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他们鸟瞰着中关村的方向,等待着新千禧年钟声的响起,心里隐隐感到“到海龙买电脑”即将成为一种潮流。

在暴利与“循规蹈矩的好管理”的促使下,那个年代的人们欣然地看待并接受着海龙所带来的一切。即使骗与被骗、上当与被上当的故事充斥着这个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IT卖场,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人们对其的狂热。

然而,从巅峰滑向深渊往往不是“呼”地一下到来,蹑着足尖的危机像一条黑曼巴蛇悄然而至。

从精神符号沦落成北京城的电子仓库,命运的沉浮让海龙彻底地站在角落里。纠结于卖场与商场之争的它,也逐渐被湮没在巨大的广告牌中。

12年后,鲁瑞清还是频频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但是,他已经不再参与海龙的实际运营,甚至不愿触碰海龙的话题。

不过,正如柳传志评价鲁瑞清写的《解密中关村一号》一样,“它又将我带回了那个熟悉的年代。”

600天的零回复

“骗子!”一个中年人在海龙商户韩旭的摊位面前愤怒的抱怨着。

争吵的内容也很平常,无非是价格和网上的价格有差异,要求店主进行补偿。韩旭飞快地处理了这个争端——补差价,一张一张地数完刚刚得到的80元,中年人很快走开了,嘴里还小声地憋出几句脏话。

韩旭和众多海龙里的小商户一样,只有一个小小的摊位。他轻轻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柜台,小声地嘀咕:“退了差价之后我就赔钱了,但没办法,还是得退了。不然又是一场争吵,本来声誉就够不好了。”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韩旭的表情就像一个被抢走了玩具的孩子。

这一幕每天都在海龙电子城内里或多或少地发生着。电子产品独有的价格浮动、利润透明两个属性让这里永远充斥着价格的争论甚至是武斗。以中关村在线、比价网等为首的几家网站让商户的利润无法遁形。

毕竟骗子的名声不好听,海龙曾经试图做出改变。

2009年,海龙和中搜公司建立了大久宝网站,试图打造一个B2C平台。就像一位古稀的老棋手,为了仅存的一点尊严,海龙谨慎地斟酌每一步棋。

不过,通常情况下昏招也会在此时出现。其很多商品的明码定价甚至比骗子的价格还要更高,网站流量的羞涩足以证明这不是一步好棋。

2010年12月,大久宝转型为价格比较网站,将京东商城、淘宝等一箩筐企业的产品信息装入其中。

大久宝是海龙奋起求变、自我革命的赌注,投入很大,但没有逃过失败命运。海龙互联网化的尝试也随之宣告失败。

海龙董事长鲁瑞清的新浪微博注册于2009年10月10日,到2011年6月2日正好600天。在这600天里,鲁瑞清共发微博1338条,有粉丝2409人,这1000多条微博里,零回复比比皆是。记者没有发现鲁瑞清跟网友有任何的互动,或许在他看来,这里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随后,记者又登陆了海龙大厦的官方网站。看见的第一条链接的标题居然是test,内文为空,第二条也是一样,剩下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的消息。

互联网行业专家谢文曾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不在服务器的数量、资金的多少、客观环境的难易,而在于人,在于这里的老板、员工是否具有互联网精神。”

由此看来,鲁瑞清用了12年试图将自己扮演成中关村电子卖场的长者,遗憾的是这位长者并没有给海龙带来接触新东西欲望和决心。互联网精神肯定是缺失的,这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海龙向电子商务转型失败的根蒂。

追根溯源,中关村作为地名在历史上的称谓比较混乱,它的正式得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过,无论中关村的姓氏如何得来,刚刚诞生的时候,并无半分成为聚宝盆、淘金池的先兆。

直到出现了一个叫陈春先的人。

被冠以“中关村第一人”称号的陈春先是原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20年后被认为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而来的是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他在这里创办了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与陈春先一样,他们都属于“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疯子或是先行者。

韩旭不像陈和王那样有深厚的学识和远大的理想。在他贴身的兜里紧紧地揣着带有他父母体温的生活费,他的目的很实际,如何挣到钱寄回家。不过,因为受到资金限制,他入驻中关村四海市场经营电脑生意时,只能从一些小的电脑配件的经营起步。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中关村像是城乡结合部,周围都是平房,最高的建筑是10层左右的四通大楼,在卖场的门口蹲着趴活儿的黑车司机,到处都是帮忙拉货的板儿车。

“中关村就是一个超级大卖场,一个IT产品的集散地。一些民工捧着盒饭在摊位边蹲着吃饭,嘴里谈着却是几万元钱的生意。”海龙的一位员工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去年12月,一条被疯狂转载的微博中这样写道:“你这点礼物算什么?老子一个月赚1万多元,会因为你这2000元的礼物丢了工作?”海龙的销售员说,海龙最初的那几年,可能一个背着大蛇皮袋从身边走过的中年男人,就是月收入超过10万元的超级富翁。

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关村,市场管理混乱、走私现象非常严重,因走私消亡的信通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信通绝非个案,因为1994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增值税改革,所以在这之前的中关村市场一直处于难以管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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