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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心灵的长征

2012-02-08 16:58 作者:朱汐 编辑 | 张刚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0)T|T

灾后重建早已完成,但心灵家园重建却刚迈出第一步

这是一份不完全名单:

杜丽,女,都江堰新建小学心理教师,5·12地震中,新建小学校舍坍塌严重,死亡人数超200名,是受灾最重的学校之一;

文素芳,女,都江堰聚源小学心理教师,5·12地震中,死亡人数巨大的聚源中学,有不少从她班上毕业不久的学生;

肖宇,女,都江堰友爱学校心理教师,5·12地震后,友爱学校接收百余名地震致残学生,并将学生们编入普通班级就学;

钟涛,女,都江堰北小学前中心心理教师,5·12地震中,她撞开被挤压变形的房门,将班上正在午休的所有孩子成功转移到操场上;

……

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的“汶川大地震”,对于每位亲历者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失色的瞬间,以及那些扭曲房屋建筑所组成的地震遗址。那些隐藏内心的恐惧、后怕乃至内疚,已成为他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之前,杜丽是新建小学最受欢迎的班主任之一,地震让她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学生。“那天中午我专门去班里放了个录音机,下午有活动课,孩子们特别喜欢听我放的歌……”地震发生后她的电话被打爆,“很多很多记者,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我的电话,不停地问,当时几乎要崩溃。说实话,三年多了,我才刚刚可以面对这件事。”地震后,各个学校统一配备了1+1心联小屋—即专门的心理教室,现在这里就是杜丽的办公室,只要没课,她就会待在心联小屋里备课看书或等待上门求助的学生。

2011年12月7日,杜丽和都江堰其他学校的70余名心理教师一起,出现在都江堰中学礼堂,参加易安信公司(EMC)都江堰教师心灵辅导能力培训的毕业典礼。地震后的三年内,各种心理培训课程齐齐涌入灾后地区,但对于这些教师而言,如何由最浅显易懂的自我认知开始,获得自助并助人的方法则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由EMC出资支持的“心灵家园”培训,以工作坊的方式让教师们获得了最直观的认知模式,同时简单易行的心理辅导方式也让她们能够很快将之应用于日常教学。

汶川地震后一年,灾区的心理问题因为不断发生的自杀事件浮出水面,由于灾后心理重建经验的严重缺失,在地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心理援助工作并未真正得到重视。

震后初期,灾区甚至成了一部分来自全国各院校心理科系获取研究样本的“狂欢之地”。“他们拿着问卷来到灾区,一次次揭开灾民心里的伤疤,拿到问卷后拍拍屁股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回去后他们发表论文、申请经费,一个个成了专家,但是灾民们的心理问题谁来关注?几乎没有,而且(问题)越来越恶化了。”从2008年地震后开始在灾区从事心理援助的方江琴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在板房区的时候,灾民们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防火防盗防心理’。”

每次灾难过后,高调、密集且容易展示成绩的物质支援往往比比皆是,在都江堰,几乎每座学校都是灾后重建的,校园里醒目地立着刻有捐赠方名字的碑,甚或将学校的名称冠以该企业的名号,然而硬件捐赠之后,很少有人再持续地去关注这些学校的发展和需求,高昂的运营费用甚至成为四川灾后一部分学校新的负担。而灾后心理重建的援助更是一片复杂、缺乏经验和耐心的领域,除了由国家经费支持的一部分培训外,鲜有企业愿意涉足这一领域。

从僵硬到柔软

麦克风传到钟涛手里的时候,她没忍住,哭了起来,从这一刻起,接下来发言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忍住眼泪。这一幕发生于2011年12月5日下午,EMC都江堰教师心灵辅导能力培训A班结课,来自台湾的授课讲师李文瑗按惯例要求学员们简短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这能让每一个参与者重新体会一遍自己的内心。感受力和表达对于从事心理工作的人而言,相当重要。

整整两年时间,8次课程,每次3天的相处,不算长也不算短,依依不舍在所难免,但哭作一团也令李文瑗有点意外。李文瑗的身边坐着她的台湾老乡、EMC大中华区企业公民暨政府与高校合作总监刘念宁。从心灵辅导培训的第一堂课开始,刘与她的同事、EMC公司企业公民经理马丽波一起,为李文瑗的课程担任助教,时间一长,课堂上的每个人都习惯了称呼她的英文名字:Maggie。

对于这些参与心灵培训课程两年的教师而言,每个人都在这里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变化,也经历了更多的分享和体会,几乎每个学员都从最初的四肢僵硬麻木,变得柔软起来,和她们一起经历这一变化的除了李文瑗外,也包括刘念宁、马丽波和当地的草根NGO—感同社工组织的社工们。

每天早晨8点半,刘念宁会在所有教师都到齐之前就出现在工作坊现场,短发、圆脸、戴一副细金丝边眼镜,坐在黑板后面用iPhone发微博,都江堰变化的点点滴滴都是她记录的内容。

2009年,冯翔自杀事件让汶川震后严重的心理问题浮出水面,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召开了震后心理干预的研讨会,会上邀请到了刘念宁和李文瑗。李是台湾最大的慈善组织—慈济旗下大爱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是加拿大海文学院(心灵成长工作坊)的资深讲师,在台湾有着丰富的灾后心理援助经验。那次研讨会上,李文瑗和刘念宁商量着在北川做一次震后心理辅导的尝试,“之前跟文瑗讨论课程,然后在北川先做,做一次你就知道有没有用,如果没用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都江堰的项目,就是觉得这个(项目之后)老师改变很大。”次年,李文瑗接受刘念宁的邀请,开始为都江堰这70余名教师授课,“我自己体验过,知道是个好课程,是真正能让你内心起变化的课程,所以要去推动它。”

教师心灵培训课程分为培训师培训和直接用户两个部分,前者为来自都江堰各中小学的70余名专职心理教师,分AB两班教学,人员固定;后者为C班,针对在地震中和地震后压力较大的群体,如警察、医疗人员、教育局官员等进行心理舒压,每次课程轮换不同对象授课。不论是A班B班还是C班的课,刘念宁和马丽波都会全程跟随,课前与李文瑗一起和感同社工组织成员商量课程安排,中间不断根据现场反馈的情况进行调整。

在刘念宁看来,一个关注于心理问题的项目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而这个过程中,亲身参与才能对项目现场有足够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也能最直观地与被帮助的人群建立联系,“一个项目不是谈好了把钱丢过去就可以的,我们这个项目是心理援助,课程要求的时间就比较长,两年8个梯次64天,这样下来这些基本没有心理学基础的老师也开始明白这些事是怎么回事。”每次现场都会有很多状况需要协调,从联系安排文瑗的时间,到和当地教育局协调集结教师们来听课的时间,“要把这么多老师集中起来,是要教育局发文的,一出来三天,教学工作怎么安排?要请人代课。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出面去联系、去协调。”

除了亲力亲为参与跟进项目之外,甚至连在都江堰帮助EMC进行课前准备的草根NGO都是刘念宁在一次培训中挑选出来的。“第一次做心灵辅导在绵竹,罗钊(感同社工组织创始人)过来听,听完跟我们聊,说他所在的社工组织在绵竹的板房区做心理沙盘项目效果很不错。接触以后觉得这个人靠得住,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于是就让他们帮我们做点事,每次上课前租酒店、准备场地的事,就由他们来做。”

“我们花的钱不见得比别人多很多,但我们都是花在刀刃上,对老师、对孩子产生正面影响,这才是一个好的项目。很多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是NGO报项目,然后就捐款,都是NGO执行,然后NGO打报告、整理,很少有人把自己投入进去那么深,而且持续比较长时期做这个事情。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漂亮丰富的统计数据,一统计就是几百所、几千所学校什么的,但我觉得你要真正做得透彻、有影响,这才是我们真正想看到的。”刘念宁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有人因此而改变”

作为EMC企业公民经理,马丽波每三个月都要向全公司群发一次邮件,目的是为“心灵家园”工作坊招募公司内部的志愿者,每班3名,每次需招募9名,“回回都是瞬间爆满。”

在EMC,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关注到这个仅有3名全职员工的办公室,关注到他们正在做的一件件事。除“心灵家园”项目外,EMC每年还会组织员工参与北京市“为希望而跑”的长跑和义卖活动,为JA(Junior Achievement,青年成就组织,是全世界最大、发展最快的非营利教育组织)提供面向青少年的经济和商业教育课程,与另一个专门从事支教的草根NGO“我们的自由天空”合作,为崔永元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提供课程上的支持,以及配合总部进行类似“战胜饥饿”和“粉红日”(关注乳腺癌)的活动等等。

通常来说,跨国企业往往会在其总部设置一个部门主管全球企业社会责任(CSR)策略的制定,各家分公司的社会责任部门根据全球策略来安排其这一年里的相关预算,EMC中国亦是其全球CSR策略的执行组成部分。

刘念宁所在的EMC大中华区企业公民暨政府与高校合作办公室主要承担四大块内容:“一块是社会创新,我们去帮助草根NGO、基金会这些第三方部门进行相关的培训、评选;一块是社区参与,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做的就是都江堰的这个项目;还有一块是跟随总部的策略,比如战胜饥饿的运动、粉红丝带等等;第四个就是我们做的环境可持续性,包括请我们的工程师去给做公众环境监测的马军做了一次内部IT环境的诊断,另外我们找了公司美国方面负责供应链管理的专家在山东东营做了一个关于供应链可持续性的讲座,告诉他们我们对于供应链的可持续性要求是什么样的。”

根据EMC的制度,员工参与公司CSR项目的志愿工作,可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从2010年的第一期开始,至今已有累计70余名EMC公司员工参与到“心灵家园”项目中,每一次培训开始,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汇集到都江堰,离开后,“有人因此而改变。”

Dong是都江堰项目第八期B班的志愿者。平时他在EMC北京公司担任销售支持工作,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爷们,也是公司里最常见的所谓“IT男”—三十出头,沉稳踏实,对生活充满热情,但生活工作“两点一线”,循规蹈矩、波澜不惊。报名去做“心灵家园”志愿者的初衷纯粹出于好奇和“一颗想帮人的心”,“来之前,根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会对我有多大的影响,以为是来帮忙发发东西维持一下秩序。”

事实上,Dong在工作坊的两天里,所做的也确实只是发发东西而已,甚至不需要维持秩序。但这两天里,因为与罗钊的接触,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临回北京前的那个晚上,他在罗钊的房间里坐了很久,不断问对方问题,“你当初怎么就下决心辞职了?接下来怎么办?”罗钊笑笑,“走一步算一步,总不会饿死。”

与Dong一样,罗钊原本也是北京某公司的IT工程师,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他恰好在成都做一个项目。“地震后我就跑到灾区去了,5月13日到的绵竹,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就去给尸体消毒,连防护服都没有。”从灾区回来后,罗钊回到北京看完了奥运会,“那时候我自己开始出现幻觉,就觉得灾区会出现更多的心理问题,奥运会的亢奋掩盖了很多问题,奥运过后这些问题都会暴露出来。”于是罗钊辞去工作,回到四川,开始从事震后心理援助。从最初花自己的积蓄,到开始向朋友借钱,再到后来“每到要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就有人捐钱过来,都是罗钊的朋友”。

Dong知道自己不可能像罗钊那样抛下一切跑去做公益,但对于他来说,这次经历却仿佛为他的热情打开了一道门。回到北京后,他积极与马丽波、刘念宁以及其他曾前往都江堰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同事们交流,“现在还没想好具体做什么,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去为身边的人尽一份力,如果在北京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告诉我。”

事实上,员工志愿者的参与已经是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员工在参与公司的CSR项目进行公益服务的时候,可以获得对企业的认同和归属感,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体验到自己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 Asia中国区总监何智权这样描述员工志愿者参与CSR项目的价值。而刘念宁则从另一重角度解读了让员工参与其中的价值,“我们有一个前两期参加过工作坊的员工最近找我吃饭,说你们明年有什么项目,我们全力支持。参与过项目的人会比较容易对做公益这件事有认同,他会主动来提供帮助。”

打通企业之间的“墙”

除了亲力亲为参与和调动员工积极性之外,“心灵家园”项目的另一重意义则在于其是几家企业跨业合作的典型之作。

据报道,2010年4月9日,EMC、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思科公司与都江堰市教育局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宣布启动“重建都江堰心灵家园”公益项目。该项目由思科公司发起承办,美国EMC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出资300万元人民币主办。操作模式为“由EMC出资聘请北美乃至世界各地都负有盛名的个人心理成长教学机构、加拿大海文学院老师为都江堰市50余所中小学70多名心理辅导老师提供为期两年、总共8期的心理培训。这些辅导老师将变成‘心灵的种子老师’,项目组将协助其为全市7万余名学生及320名来自政府、教育、医疗部门的心理受创者进行心灵治疗。”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则出资捐赠“沙盘、沙具、抱枕、心理图书以及心理档案软件、心理测评软件等设备设施”。

“都江堰这个项目在跨业合作、资源整合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如此对《中国企业家》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整合各方资源的一种尝试,对很多企业来讲,要去将各自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做一个公益项目还很困难。”

这同样也是刘念宁一直在思考和尝试的,“在公益里头跨业合作很难的,当时签约的有EMC、腾讯、Cisco、都江堰教育局,需要协调很多方面的力量,但实际上公益是需要很多的合作联合,是不能浪费资源的。公益圈里能做这种支持的也不多,因为你要去说服好多的老板。”

另一方面,刘念宁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本土企业加入进来,“其实中国CSR、可持续发展的前途还是在这些民营企业、大型企业身上,跨国公司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载体),因为这个事儿要老板拍板,跨国公司的(中国公司)再怎么样都是部门的,我的资源哪里比得上窦瑞刚呢?腾讯基金会每年的资金预算,我们可能只是他们的零头。所以,(他们是)真正拥有资源的,他们为这个社会看得更远,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公益行业也好、可持续的新的行业也好,它真的要发展,真的要靠(本土的)企业家。”

注:本文详见2012年第3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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