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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的真相

2011-12-05 08:42 作者:苏小和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0)T|T

企业家受到不加分辨的崇拜与追捧的年代已过去,但祛魅不应意味着被“驱”

文 | 本刊特约作者   苏小和

【《中国企业家》】此时此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阶层正处在一个景气下行的时代,一个企业家精神与价值观不再高歌猛进的时代。《中国企业家》杂志把这个状况不那么准确地以二字概括: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说的是在19世纪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既有的对世界进行一体化宗教解释业已失效;西方社会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进行现代转型。

借用到这篇文章与这组主题里,“祛魅”指的是企业家群体性地卸下光环。

过去10多年里,企业家是这个国家上升最快、得益最多的群体,当然,他们也是首屈一指的社会财富创造者,他们受到的关注或尊敬的增长速度,与这个国家财富的增速成正比。

直到2008年。

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家这轮祛魅源于2008年?因为那一年,是上一轮景气结束之年;前些年一味追求销量与增长速度的企业,也是在那一年暴露出种种有违健全企业伦理的问题,比如环保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那一两年,社会化媒体滥觞自美国的Twitter、Facebook,热度传导至国内的微博,不少明星企业家尝鲜式的跳到微博“广场”上传播自己,结果由于把持不稳分寸失当,淹没于人民的口水……

这些,其实都算不上最重要的祛魅危机。景气坏了,还能再好;公司和企业家有过错,可以被市场教训;微博这些社会化媒体带来的挑战,稍经磨炼之后,更是足以应付—事实上,今天谁还会去计较当当网CEO李国庆在2010年年底微博上与“大摩女”对骂的失态?

最紧要的祛魅危机,是2008年后,公权力公然踱入市场,一步紧一步,成为最大的主导者。而企业家靠边儿。

经济学家熊彼得说得很坚决,创新(innovation)是个纯经济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creation,这等同于知识和资源的重新组合(new combinations),而从事这个重组活动的人,只能是企业家,无论是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或老产品加入新元素,无论是引入新的生产或贸易方式,开辟或进入新市场,无论是找到新原料或投入品,抑或是引入新的产业组织方式,都只能是企业家。

只能是企业家,言下之意是,即使再伟大的政府,再伟大的官僚,也做不了这些事情。在讨论市场经济如何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时,该关进笼子里的,从来只有政府和官僚。但眼下,政府在太多领域越俎代庖,把本该企业家做的事情都揽过去了。超发的货币、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不受预算控制的、不受市场监督的投资,把民营微观经济逼到了墙角。

放出数万亿救市资金的政府似乎成了救世主,企业家为了求生与逐利,不得不号令于政府的指挥棒下,去追逐政府的各种资源,后者成为财富最直接、快速的来源,而在这些资源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这样的造富路径显然比自主创新更符合现实,也更符合经济理性人逻辑。

更可怕的是,很多民众会对政府唱主角这样的经济态势热烈欢呼。转型社会中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得不到改革的有力呼应,长期郁积,但转型进程中的受损者、弱势者往往并不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改革的停滞,却指向市场。民粹主义和均贫富论者以一种道德的姿态出场。

上至房价高企这样的大事件,下至一家企业内部策略的调整,但凡涉及人们利益的调整,企业与企业家就是一些人怒火发泄的对象,是靶子、是恶人。一些人已掌握了一种游戏规则:只要聚众,把事情闹大,政府就会出面发声,让企业来承担责任,来给予补偿,来收拾残局。在稳定的诉求下,市场经济的原则与规则可以被让步、被妥协。这样的心态,我们在地产商降价后售楼处被砸,以及小卖家围攻淘宝的案子中都可见到。

让我们暂且放弃现实,去看看历史。

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代,是1820年左右到1883年这段大约6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晚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是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是助理。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

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真正的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其意义非同小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但也没有进行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60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

但1883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不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内,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

遗憾的是,历史作证,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这似乎是一场晚清时代的国进民退潮流,是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第一次全面溃败。溃败原因,竟然也是一场突然降临的金融危机。历史的相似,不得不让人警惕2008年的危害性。

从经验的层面看,应该说中国人在过去的30年里基本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方法。但2008年来了,这年秋天,全球金融危机骤起,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更加凶猛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所谓主导,事实上就是控制,就是做大国有企业,消减私人企业的市场容量。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观察者都能看到,在诸多关键的产业上,政府之手都是牢牢在握。不要说银行金融系统,土地资源系统、能源系统、交通运输系统、教育产业系统等这些本来就不打算放开的核心资源,就连看上去已经有限市场化的新经济信息产业、文化传媒业,甚至包括房地产业,都被政府之手超级垄断。

大量的超发货币流入上述领域的国有企业,再一次推高了国企的垄断能力。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几大金融类国有企业,竟然登上了全球500强企业的头几名。

此情此景,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经济自由度”国际比较指标提供了一组有意思的数据,2010年度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是51%,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0名,综合自由度大致与俄罗斯50.3%、越南49.8%相当,显著低于中国台湾70.4%、日本72.2%、中国香港89.7%。这正是中国企业现代历史上又一次醒目的国进民退浪潮。

可以说,这轮浪潮是企业家祛魅最深刻的背景与动因。中国民建中央等机构日前发布“2011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千名企业主中,逾八成的民营企业家指税负过重,3/4认同愿做实业的人愈来愈少,超过三成半的人直言“如重来一次,不愿再做企业”,过半数人更透露身边很多老板选择移民。

显然,一个热衷于祛企业家之魅的社会,这帮已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商业动物对它也无心久居。

必须承认,在经过30年高速经济发展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重心需要分散化而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诉求,与此相应,企业家在社会的作用与地位之调整,是必然趋势。但无论如何,祛魅不应意味着被“驱”。如何让企业家在“祛魅”(这里的“魅”指受到不加分辨地崇拜与追捧)后发挥出更有质量、更有担当的影响力,才是政府与社会应思考的真实课题。

注:本文详见2011年第23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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