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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当选十八大代表创新高:探路制度创新

2012-09-19 17:12 作者:刘晓午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0)T|T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渐行渐近,综合各方消息统计,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共有27名。

从“十六大”民营企业家首次当选党代表到“十八大”民营企业家党代表人数创新高,这一红色群体正在悄然走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而在“十八大”这个契机下,外界将清晰地看到民营企业家这个红色群体在2002年入选党代表以来的红色探索、创新和突破。

苏商引领红色民企群体

“十八大”将于2012年下半年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一个群体——民营企业家代表将会引人关注。

民营企业家走上党的政治舞台始于2002年的“十六大”,7人当选。2007年“十七大”,当选人数增至17人。根据统计,“十八大”民营企业家党代表有27人,增幅近60%,创出历史新高。

据统计,此次“十八大”代表人数比十七大时增加了50人,其中民营企业家占增加人数的20%。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评价说,这些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的地位上升,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是民营企业家社会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

与以往一样,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的分布显现强烈的地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在“十八大”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分布图中,江苏和山东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居多,各有3位企业家当选。在“十八大”代表中,江苏代表为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和苏酒集团董事长张雨柏;山东代表为玉皇化工董事长王金书、登海种业董事长李登海、威高集团董事长陈学利。

在“十六大”当选的7位党代表里,有4位来自江苏,1位来自浙江,还有2位来自重庆和广东,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苏南模式的生命力。当时作为首次亮相全国党代会的7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之一,来自无锡宜兴的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成为当时媒体追逐的人物。

有着27年党龄的周海江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党员当家最起码可以维护好三个利益:一个是维护好企业员工的利益:第二可以维护好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第三,在维护前面两个利益的同时,再维护好股东的利益。”

一直以来,江苏一直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之下,红豆集团、远东控股、苏宁电器、雨润集团和华西村等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党建工作取得进展。

企业制度创新

早在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中就已经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为后来一系列举措提供了认识基础。

2006年底,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统一战线。据统计,新社会阶层的从业人员超过1.5亿,直接或间接向全国贡献了近1/3的税收。其中,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地位重要。

党对于新社会阶层政治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充分发挥新社会阶层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从“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民营企业企业家群体一步一步开始走向政治舞台,被称为红色民营企业家。

周海江表示:“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大缺陷,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建+社会责任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解决传统企业制度的重大不足,推进企业、国家和社会共同和谐发展。”

“一开始,小企业的时候不需要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所有者很忙,要雇佣经理,成为经营者,然后有劳动者,这三者关系产生,利益开始博弈。”周海江说。

“所有者要授权给经营者,同时不能干预经营者;但是经营者不能违规,要用好这个权利,为所有者服务,为劳动者服务,这个时候现代企业制度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三者的关系,所以西方的经济发达了几百年。”

不过,在周海江看来,这种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内部的三者利益关系,但是没有解决外部的利益关系。就是没有解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问题,美国的安然事件、华尔街金融风暴、日本核泄漏,就是例证。

并非“红顶商人”

新社会阶层入党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对“新阶层入党”由思潮转为实践的过程进行梳理和总结,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半边天”的民营企业,27位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的出现展现了一个全新视角……从以前大多关注企业的发展规模、财富、税收等经营性指标,转为关注这些民营企业的政治生活、党组织建设及社会责任。

这种转换显然出现一些分歧争议,民营企业家入选党代表到底是为了什么?

以经济实力换取政治资本——部分外媒对于民营企业当选党代表的有另一种揣测,周海江对这一说法表示反对。

“民营企业家当选党代表,开展党建工作,不是搞政商关系,而民企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性,但经营上要规范、公开,遵循市场规律。”周海江说。

“民企为什么要抓党建工作,就是要在政治上听党的话,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方向不能偏。我们要走的是大道,而不是小道,要规范,这点很重要。所以,在经营中,我们坚持成本高一些,也要把产品做得好一些,服务更好一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如果民企仅仅想到赚钱,不择手段甚至违规、违法来降低成本,这是不可持续的。”周海江说。

这一红色民营企业家群体如何处理政府和民企的关系,会否陷入“红顶商人”桎梏,形成权贵与商业的结合,导致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扭曲,这也是外界对这一群体关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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