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位列胡润百富榜第83位的前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科龙电器原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9月6日出狱后，在第一时间选择向社会公开喊冤的方式重新回到的公众视野。9月14日，他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以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纸糊高帽的形式亮相，并向与会记者散发了他已经发往中纪委的举报材料，这种充满悲情的出场方式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也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了8年前曾经搅动中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中国财经领域的科龙事件中去。

对于顾雏军的举报，部分当事人和当事机构已经作出了回应，有的被举报者将其斥为诬陷，声称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其实，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顾雏军曝光的材料还是被举报者的辩解，都还需要事实的进一步证明。顾雏军是不是一个“比窦娥还冤”的人，我们期待更高层级的有关方面对此展开彻底调查，而不要让顾的这一场悲情表演仅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真是这样，不仅对顾雏军其人是不负责任的，即使是对那几位被举报的高官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

顾雏军的这一场悲情表演，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在当年“国退民进”的热潮中，顾雏军率领他的民营企业格林柯尔收购了多家国有资本担任大股东的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一时成为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典范。但是，顾雏军本人和他的格林柯尔却在最辉煌的顶端坠落，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太多的细节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今天顾雏军试图将它们打捞拼接起来给自己翻案，但是他拿什么来证明他所说的一切？令人唏嘘的是，民营企业格林柯尔在中国大陆的进入，契合了当时“国退民进”的潮流，但却以一场完全的失败而告终。

今天的顾雏军，对于当年与经济学家郎咸平之间的争论很懊悔，说是不理他就好了。顾的这个判断是不是准确另当别论，但值得注意的是，郎咸平当年对顾雏军收购科龙的发难，并不是法院给顾判的那三宗罪，即虚假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而是认为格林科尔侵吞了科龙的国有资产。在国有企业的转制中，如何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这是一个迄今在全社会都未形成共识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国企由于权责利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导致效率低下。而民企则在体制上解决了国企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天然性地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国退民进”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支配下所形成的。

令人慨叹的是，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贱卖国有资产的倾向，甚至用象征性的1元钱就可以买下一个国有企业，为民众所愤慨的寻租腐败随之而产生。强调效率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但郎咸平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而他强调公平的呼喊尽管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屑，却因此而赢得了民众的好感，郎咸平也正是因此而击中了顾雏军的阿喀琉斯之踵，并一步步走上了“明星”之路。

顾雏军的悲情表演，让我们重温了一个裹挟在当时“国退民进”潮流中的民营企业家是怎样一步步走上覆灭之路的历史。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今天经常为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国进民退”的格局，在时间的起点上正是从顾雏军的失败开始的。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这有待更全面的考证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么多年来国有资本在多个行业的广泛进军，已经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营企业在经济构造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以至当今日面临经济衰退的困局，政府要想寻找一个“稳增长”的抓手，不得不倚重于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这种格局对今日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已经给当年的“郎顾之争”提供了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