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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萧功秦:强政府和弱社会

2012-09-19 07:44 作者: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2)T|T

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在改革中期,这一体制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它导致了中国的改革陷入了五种困境。

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等以腐败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

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在“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

“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

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

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4.“国有病”困境

在“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某些国企垄断公司大堂里的吊灯动辄数千万元。2011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374亿元,而职工费用增幅超过23%。从中也可以看到国营垄断性企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严重社会不公。

“国有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5.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而且在强国家体制下,行政官僚体制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追求目标,这就会以种种方式来抑制社会自主性的发育。

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民间文化缺少自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没有发育起来。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政府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在缺乏改革气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说,官僚体制具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官场会自动地排斥一切具有变异能力的人物,官僚制历来是一个大染缸,把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的人统统清洗出去,把官场中的人们染成同样的颜色。体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在官僚体制内最具有适应能力的,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如果在一个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的情况下是难以产生的。

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极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摘自《天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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