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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刘柠:隔海的民间

2012-10-12 07:40 作者:刘柠 东亚问题学者来源:《中国企业家》 评论(3)T|T

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日本社会,往往会改变一些传统观念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主要学习西方文化,而非中华文化,因而改变了整个日本文化的构成。发展到今天,日本文化成了“大杂烩”,如同日本文字:一个最基本的个人住所铭牌上可能融合了汉字、英文、阿拉伯数字等种种表意符号。街道名可能是假名,其余都是汉字,而具体到哪一栋楼的名称,又有可能是英文,门牌号又是阿拉伯文。但这些不同的符号交融在一起,日本人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今天日本文化被称为大和文化。

中日建交已40年,而两国之间在文化交流上仍是鸿沟横陈。

在日本年轻人中,汉字识字率降低,已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年轻人依赖电子媒体,他们阅读的更多是漫画,这是一个必然。日本的老一代对于印刷字依存度很高,电车上到处可见老一辈的日本人看小说,看报纸。这个国家的国民识字率很高,几乎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文盲率近乎零的国家,与我们大为不同,我国从识字率到人均购书量、藏书量都极其有限。一般大家都以为日本人生活节奏快,东京的上班族走路像小跑一样。其实这都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粗浅的印象而已。在今天,北京的生活节奏已经被公认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都要快。但日本人的法定节假日其实仅次于法国与意大利,至少不少于美国。这些假日在日本被称为红日子,假日的由头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宪法纪念日、敬老日、天皇寿辰等。

 

身着和服的日本老人站在秋叶原站内等待列车

 

日本企业实行8小时工作制,效率非常高,下班加班也是事实,但加班全是有偿的,时间甚至会精确到几分几秒,这些都是独立工会通过跟资方谈判争取来的,每年有两度谈判提高待遇。比如原来是下午5点半下班,现在减少1分35秒,从那时候开始过半个小时就算加班,工资是平时工资的1.5倍,周六周日是两倍,节假日是3倍。这与中国企业的情况完全不同,大多数中国企业员工加班都是无偿的。

金融危机对日本企业打击很大。企业希望尽可能维系凝聚力,不太轻易裁员,那就只能削减员工福利及工资收入。在此情况下,日本家庭只靠丈夫一个人工作养家的传统逐渐有所变化,日本女性如今更多地回到了职场。但相较我国妇女的职业化程度而言,日本传统文化对女性仍然有较大影响,比如日本社会仍然默认由妻子掌持家庭财政,在没有特殊声明的情况下,企业会将丈夫的一切收入划入妻子的账户中,并且为职业女性提供9个月的带薪生育假期。

中国社会的养老负担日趋沉重,一些老人靠自己的积蓄养老,但更多的老人靠儿女,赡养父母也被认为是儿女当然的责任。日本的家族文化实际上已经衰落,依靠家庭的养老文化也已式微。作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养老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从家庭到社会的转移,当今日本从医疗保险到养老金储备方面的建设都相当早,医疗保险全民覆盖在1946年左右就已开始逐步实现。

在日本,反华游行是极个别的。日本一些右翼集团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比如在中国使馆门前开着宣传车,贴着标语,拿着麦克风大喊大叫。但这些行为会招致日本一般国民的反感。近期日本真正的大规模游行,是过去两三个月的反核游行,最多的时候游行人数曾达到七八万,这是在1970年代左翼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

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原来停留在一种非常脸谱化的阶段,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尤其2010年以来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易手,中国人大批到日本去旅行,见识了日本社会,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日本社会,往往会打破一些传统观念。

普通日本国民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相较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要深入一些。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一部分是田园牧歌式的,一部分是以北上广为代表的高楼大厦。日本国民对中国不太会抱很统一的认识,但一般性的认识也是有的,比如他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这种认识源于很多日本人都曾到过中国旅行,退休以后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的人也不在少数。而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人,其对中国的印象即是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印象,取决于个人的趣味以及政治上的成色,如《读卖新闻》一类比较保守的媒体报道中国,负面新闻会比较多一些。

中国学者有很多访日的机会,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学界对日本的认识水平确实不敢恭维。体制内的学者所做的一些课题研究,本身缺乏当下性。这种东西多了,就成为了伪学,很可笑。我每个月都会到社科书店买一些学刊,有时就看到一些论文写得非常莫名其妙、匪夷所思。但日本学界对中国的观察研究都有一个清晰的问题意识,他们都会来中国亲自考察,以田野调查的形式,掌握大量详实的资料,并力求跟中国人交流,以此导出自己的结论。我身边一些日本汉学家,很多都是1980年代在中国留过学,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很深入的了解的人。

当然,日本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也不都是高水平的,也不乏很多很不入流,很意识形态化,戴有色眼镜搞所谓研究的人。在中国学者中,能深入研究日本的也不是没有。我国学者大都有日本朋友,而日本的知识界大多数也都对中国充满了好感。

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在中方而言大多是官方主导的,对外友协、中日友协等民间外交机构实际上也有官方背景,日本则是各个层次的机构都存在,有官方的,有半官半民的,还有纯民间的,比如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友好评议会等团体就是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往往在两国的官方外交陷入僵局时启动。

中日建交40年,而这40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发展得并不顺畅。就我国来说,源自于一直是官方主导的“一头沉”模式,缺少社会乃至普通国民之间的交流机制,这就使两国国民之间个人对个人面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几乎无从展开。

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就是政治。目前,中日之间这种对立情绪高涨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日本在文化领域不受行政部门的管制,舆论左右政治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由于中日双方之间目前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日本主流媒体,使它们的论调呈现某种一致性,进而影响到日本国民的认识。

此外,中日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障碍之一。中日两个国家共同研究历史的项目,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最后形成的结论,就是一段历史各自表述,很难形成一个共同表述。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实。

改善中日文化交流现状的一个最重要途径是打破政府主导的“一头沉”模式,重构民间社会交流机制。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改善:

首先,打破中日在普通人来往对方国家时的签证壁垒。签证是各国使领馆领事部主导签发,本身就是外交的一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要对等,但中日在签证上的做法是高度不对等的。

五年前,我曾抨击过日本对中国人签证设置高门槛,签证手续繁琐的问题。日本大使馆注意到了这种声音,找我做过有关说明,保证以后会改进。这两年也确有一些改善,比如对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有一些幅度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还很不够。而今天一个日本普通民众到中国来旅行,享受的是落地签证的政策,同时可以居留15天。所以我认为若要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两国的外交部门应该在签证这一环节上真正落实对等原则。若能以打破签证壁垒为先导,未来中日两个东亚最大的国家就能实现像欧盟早期那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在一个可见的未来,在东亚地区建立像欧盟那样的国际组织便不只是我个人的梦想。

其次,日本民间支华派与中国民间支日派之间需要面对面地交流。这些人之间容易在中日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他们可以通过其在各自国家的影响力影响相当多的国民,这对于两国国民冰释前嫌、消除误解有莫大的好处。事实上,中日两国都有很多人愿意充当“中间人”角色,他们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官方机构,只是把了解双方作为一种职业,也没有任何功利上的诉求。

最后,两国媒体之间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民对对方社会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本国媒体。在这方面我觉得过去做的是远远不够的,过去虽然也有过一些交流,但大多数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用几乎为零。在双方的媒体交流中,中国的商业媒体应该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注:本文详见2012年第19期《中国企业家》杂志,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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